漢字傳奇

特約：凡林
圖：凡林、本報資料中心

18-11-2009 & 19-11-2009
漢字形成具兩說法

傳說中，中國文字創始人為皇帝的史官倉頡。

據說，他透過觀察事物百態的外形創造了文字。

不過，中國北京大學文學博士黃靈燕博士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她認為，漢字的產生並非靠一人之力，而是群體創造的結果，這也符合了古文字學家的研究。

也因為如此，每個漢字都有各自的形體、讀音，每個漢字都是獨特的，不會有重複的字出現。

今天，就讓她帶我們走進漢字的世界，看一看裡面到底是一番怎么樣的風景。

古文字研究學者發現，文字源自于圖畫，以及簡單的抽象線條，這是文字的萌芽，之后才逐步演變至甲骨文。

追溯文字的起源，我們可以發現，早在文字出現以前，中國人就開始利用一些簡單的方法記錄事情，這些方法包括：結繩記事、刻劃符號、畫圖畫等等。

所以，很多人在印象中會認定獸骨上刻的甲骨文、青銅器上鑄的金文為漢字的雛形，因為它們的形態就像一個個簡單的符號和圖畫。

文字產生于圖畫

中國北京大學文學博士黃靈燕告訴我們，來自殷商（約前17世紀至前11世紀），被視為是最早的中國文字，甲骨文，其實已屬發達的文字，大部分符合象形、會意的造字原則。

“根據古文字學家的研究，漢字的產生比較可信的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就是，文字產生于圖畫，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圖畫文字。”

她解釋，從殷商時期出土的一些陶器、陶罐或是陶碎發現一些符號，這些符號比較傾向圖畫性質，例如魚和一些奇怪的花紋，這些花紋可能是屬于當時一些部落在記事時刻在陶器上的，而魚是比較明顯能看得出的。

“一些山洞內的壁畫畫了原始先人在騎牛、騎馬、作戰，或是捕獲獵物的一些變化，而古文字學家認為，巖洞上的圖畫或陶壺上的花紋，是文字還沒有產生之前，中國人利用它們來表達一種很初步的交流。”她進一步的剖析早期的文字發明。

這是古代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它與甲骨文差不多同期，但筆劃較為粗，同時大小也較勻稱。圖為毛公鼎及銘文。

文字始于抽象符號

黃博士也強調，當時雖然沒有文字，但肯定是有語音的，這些原始人可以完全通過聲音來交流，“后來，才發展到開始用一些簡單的圖畫，來表達一些日常所見的事物、動物，或是所要記載的事情。”

而第二種說法則是，文字始于抽象符號，就是由簡單的線條所組成，學者稱之為陶符。“這些抽象符號可能是用于記事上，用來數事件、人或事物的數量。”

惟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已經無法解讀這些陶器上的符號，因為它不像具體的圖畫，不能表達畫者所要表達的概念。

而接著圖畫與陶符之后，文字才漸漸地開始萌芽了，而比較成熟的文字，是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

現代漢字雛形 由來

殷商時代的甲骨文，是四大文明古字之一，被視為最早的中國文字。

雖然甲骨文以象形文字為主，但也有指示字（即象形文字再加上表意文字標誌），前者是延續了圖畫而形成，而后者則延續了陶符。

甲骨文的發現其實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時光倒流回1898年，有個叫王懿榮的官吏，一次，他在生病時，想要買“龍骨”（即龜甲）熬湯，無意中發現這一種叫“龍骨”的藥材上刻有許多花紋，而且這些花紋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聯繫。

這些花紋最后確定為殷商時期的甲骨文。

黃博士還提到，“后來文字的產生是依據六書，即六種造字的方法。但是，六書當中只有象形、指示、會意、形聲四種是造字之法，而轉注、假借則是用字之法。”

她表示，在這之中，象形和指示較多出現在甲骨文，后來，因為社會發展得越來越複雜，它們所能表達的漢字概念也越來越不夠使用，所以必須要結合象形字和指示字兩個部分，成為會意字，漢字也由獨體轉向合體。

從研究顯示，他補充說，這樣的結合有三種方法，即兩個象形字的結合，或兩個指示字的結合，或一個象形一個指示字的結合，成為現代漢字的雛形。

方方正正 成為特點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暴君，秦始皇，進行文字改革，固定文字筆劃和字體，立下了方塊漢字的基礎。

據黃博士說，漢字的發展還可以分為表音和音意兩種階段。

“表音文字可由象形、指示和轉注造出，但是當我們的文字不斷在發展，表音文字就出現了它的局限性。這時，就可能要借助聲音了，因為我們往往聽到某些聲音就可以聯想到它的意思或有關的概念。”

她舉例解釋，例如：“河”可用“水”來表達它和水有關，用“可”來表達它的聲音，所以，漢字從最早完全表意的階段，到大量的形聲字產生以后，走向了音意階段，即一個部分是聲符，一個部分是意符。

儘管漢字在形體或造字方法上有很大的改變，由象形、意會再到象形和意會的結合，然后加入聲音，但它的結構仍保留著方塊字的外貌，不曾被拉長、拉高或拉底，這是漢字結構的一大特點。

逐一分析 漢字形體

漢字的形體，即漢字的字體，指的是漢字書寫的外形。

黃靈燕表示，漢字形體的演變可劃分為古文字和今文字兩個階段，其中甲骨文、金文和篆書為古文字，而隸書、楷書、草書及行書是近代文字。

在此，讓我們來簡略的瞭解漢字形體：

這是甲骨文后期的發展，加上了象形、指示、會意和形聲四種造字法，才產生了現代的漢字。

◎甲骨文：

為商代，西元前1300-1100年間的字體，主要是商代王室刻在占卜用的龜甲獸骨及一般獸骨和骨角器上的記錄。其中，寫而不刻在甲骨上也有發現，但數量很少。

甲骨文的特點是字體大小不一、線條纖細、稜角鮮明、字形瘦削挺拔、結構未定型、方向可變，而且偏旁、點數不定。

◎金文：

為西周時期刻在或鑄在銅器上的銘文，又稱鐘鼎文。其特點為線條有肥筆、筆劃圓渾、體式雍容。與甲骨文相比較，其形聲字增加了，字形的筆劃也減少了。

◎篆書：

是最早的一種書體，其筆法比一般書體簡單，演變至今，漢字中的圖畫意味已經大大地減少了，抽象的符號也趨向較能具體表意的筆劃。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即進行文字改革，把之前的大篆簡化后推行到全國，這種經過整理的文字就是小篆。所以說，大篆是未定型的漢字，小篆則是定型方塊漢字的基礎。此外，小篆是漢字第一次規範化的字體，把原本不固定的偏旁統一，筆劃也基本固定，使字體定型化。

◎隸書：

基本上是由篆書演化來的，主要將篆書圓轉的筆劃改為方折，書寫速度更快，因為在木簡上用漆寫字很難畫出圓形的筆劃。隸書在秦代就出現，並在漢代成為正式字體。

隸書的出現是漢字進一步變成純粹符號性質的文字，同時也是漢字由繁趨簡的演變現象，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嶺。

從象形文字一路演變，金文、大篆至小篆，直至楷書的出現，算是為筆劃組成的漢字定型。

◎楷書：

楷書產生在漢末，完成于魏晉時代；在紙和墨發明后，書寫比用漆在木簡上書寫更流利，所以逐漸演變成更適合新工具的書寫方式，簡省了隸書由于漆濃稠而必須加上的波磷，字形也由扁形改成正方形。

楷書的出現，使漢字成為方塊字就定型了，它完全是由筆劃組成的方塊形符號。此后，漢字只有不同風格的書體和美術字，再也沒有創造出取代楷書的新字體。

◎行書：

介于楷書和草書之間，運筆自由的一種書體。由于楷書書寫較慢，只用于正式文章或公文，而一般人平時書信往來時，不太端正，因此叫做行書。

◎草書：

作為書體的定名，最初是因為這是一種潦草的體態，成為一種書體后，規範了筆順和結構，也有一套書寫規則。草書出現較早，從漢代初期，書寫隸書時有時“草率”地書寫而成。草書形態分為章草、今草、狂草三種，其中，狂草最有浪漫、抒情的性格。

簡化易學 掃除文盲

化繁為簡的文字改革是在新中國后崛起，最大的目的是便于學習。

為了進一步推行普及教育、減少文盲，化繁為簡的漢字改革其實也經歷了一場文字革命。

到底簡體字的誕生對普及教育是否真的起了很大作用？摒除繁體字，對整個中國歷史文化是否帶來衝擊？

新生代不但要學簡體，同時也要懂繁體，才能了解漢字的精髓。

簡化漢字的概念，不得不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談起。

五四運動也被譽為反帝國和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它涵蓋的層面非常廣泛，文學藝術的文化運動也包括在內，並引發新文學運動及白話文運動。

那時候，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積弱落后，文盲眾多，其中一個原因是文言文深奧難懂，使知識無法更深入和普及化。

因此，知識分子提倡新文化運動，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並取得成功，使中國的教育更為普及並獲得迅速發展，繼而提高民眾的教育及識字率。

幸好沒有漢字拉丁化

簡化之后的漢字，還背負另外一項使命：在世界各地推廣中文，讓更多人了解中國淵遠流長的文化。

大馬新聞資訊學院副院長林金樹表示，“由于知識界認為，漢字的繁體字筆畫多，難以明白及書寫，是造成文盲率高的其中一個原因，才會出現簡化漢字的主張。

“一些偏激的知識分子，包括魯迅在內，認為中國的教育與識字率無法提高，漢字本身難學難懂就是一個重要原因，這群人甚至主張取消漢字，把漢字拉丁化，用拼音的羅馬字母取代。但這項建議不實際，結果未能實行。”他也是前星洲日報主筆。

與此同時，漢字的簡化也因意見眾多紛紜及國民黨政府不贊同而未能全面貫徹。

在新中國于1949年成立之后，決定推行全民教育，為了使學生及成年文盲更容易學習，共產黨政府委派專家學者對漢字進行規範化的簡化，並利用中央集權的方便，運用行政手段強制在全國推行漢字簡體化。

一如預料的，簡化的漢字筆畫少，易于學習，的確對全中國普及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林金樹認為，由于中國是華文的祖籍地，簡化漢字在全國推行並取得成功，也使到簡化的漢字在世界各地採用，尤其是馬來西亞、泰國及新加坡也全面採用中國的規範化簡體字。

相形不見義 簡體字藏拙

1919年由知識分子發起的五四運動，意義非凡，且概括面廣泛，漢字簡化運動也在當時被提起。

雖然簡化漢字大大推動了教育普及化，並提高了學習語文的速度，然而對中國文字的文化也構成一定的影響。

林金樹認為，許多簡體字更換后，因不知繁體漢字的來源，故無法瞭解其義，“漢字約有80%是形聲字，一邊表形，一邊表聲，所以我們看了表形的部首就可以望文生義，知道該字的來源與原意以及與什么相關，惟不少簡化漢字沒有部首，以致于無法知道其來源及原意。”

他指出，一旦簡化得太利害，也造成漢字喪失原意或會產生混淆，“例如，‘愛’字的簡體沒有了心，沒有心怎會有愛呢？ 又如工廠，只剩下一個空殼，裡面空空如也，再如不‘干’，是不做了? 還是不乾?”

大家不難發現，雖然大馬及中國通行簡體字，但書法家，以及書法學習者依然是沿用繁體字。

對此，他表示，繁體的漢字結構整齊優美，寫成書法非常美觀；簡化字太過單調，不適合寫成書法，才造就一般書法家仍寫繁體字、臨摹古字的原因。

基本上，我們的簡體字是沿用中國在1964年列出《簡化字總表》，共提出的規範簡化漢字2238字。

而學習簡體對文化歷史所造成最大的衝擊，就是無法閱讀和研究古籍，“中國的書籍、文物、是用繁體字書寫，只懂得簡體字的人，根本無法閱讀，更談不上研究，因此要研究古籍，非學通繁體不可。”

他補充，基于台灣及香港兩地仍然採用繁體字，而中文書籍的來源主要是來自這兩岸三地，所以若我們無法“認繁”，學習能力上肯定會出現一些障礙。

因此，他鼓勵新生代應該“學簡認繁”，讓自己更快吸收語言以外的知識。

新生代 也應懂繁體字

林金樹：漢字簡化雖有利教育普及化，但簡化得太厲害，會喪失了漢字的原義和令人混淆。

大馬推行簡體字，功勞首推丹斯里曾永森，他是大馬簡化漢字的主要推行者。

時光回到1971年，當年的馬中還未正式建立邦交，曾永森是當年的乒總會長，他負起建橋搭樑的責任，而乒乓比賽是兩國建交的前奏。

當年他率領大馬乒乓隊到北京參加亞非拉乒乓錦標賽時，發現簡體字在中國獲得普偏使用，他認為大馬華社必須仿效，才不致于落后。

但是，當時簡體字被誤解為是共產黨使用的文字，在大馬是個敏感課題。于是，曾永森努力爭取到副首相兼內政部長伊斯邁醫生的諒解與同意，並開始在大馬推行簡化漢字。

林金樹娓娓道出，在曾永森的推動下，簡體字開始在大馬推廣，為人所知。

1972年，馬來西亞漢字簡化委員會成立，並在1981年推出《簡化漢字總表》，全面接受中國的《簡化字總表》，並獲得主流認同。

他對簡體字在推動華文學習有正面的評價，“在一項中文字的調查中顯示，簡化漢字在識字率方面比繁體字快15%, 書寫方面則比繁體字快40%。”

而新紀元學院講師，也曾對簡化漢字問題進行調查，對象概括華文程度好的華小學生和獨中學生、國中和獨中的華文老師，以及社團負責人。

而調查結果顯示，受調查的對象基本上都能接受簡體字，認為易學易懂，但大部份受訪問者皆認為，除了使用簡體字之外，新生代也應該懂得繁體字。

走向國際化 讓更多人使用

所謂的漢字簡化運動，可分兩部分，一是簡化部首，二是簡化形體。

中國北京大學文學博士黃靈燕博士指出，簡化漢字可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簡化部首，另一個是簡化漢字的形體，只保留其輪廓。

“由于一些繁體字的筆畫複雜、繁重，不利于使用，也很少人會去記它，一旦這些少用的字被忘記時，它們就變成了死文字，不過，我們不能忘記，這些文字還是有它的意思存在，一些還常常使用在日常生活中，所以這些還在使用的文字就必須進行簡化。”他道出漢字簡化的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簡化漢字不但符合了目前局勢的發展，且背負更大的使命：促使非漢族更容易學習、掌握漢語，進而瞭解中國悠遠的文化。

他也解釋了簡化漢字採用的數種方法：

●用同音字代替：例如採水果“採”和文采的“彩”，后來都以“采”字代替。

●圖畫文字只保持輪廓：如繁體的“馬”成了簡體的“马”，“鳥”成了“鸟”。

●簡化偏旁：把筆畫複雜的偏旁加以簡化，只留下其輪廓，如“話”的“言”字旁被簡化成“讠”。

●保留局部、用符號代替：如將“務”簡化成“务”，用符號（、）代替“辦”的兩旁部首（辛）成“办”。

●淘汰那些少用，跡近“死亡”的文字：如古人使用，用來載人馬車“輦”已不再使用，所以現代漢語大詞典已不再保留這個字。

后記： 簡化是好事但不能沒了根

無論是繁體字或是簡體字，化繁為簡的決策的確讓教育更普及，但在普及的同時，我們也依然需保持中文字的“根”，認識繁體字才能維護文字的根，促使中文文字繼續茁壯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