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業霖：走過動盪迎來獨立
11/09/2011報導：楊潔思
圖：本報資料中心
他，一名年過七十的歷史學者，見證了馬來亞獨立，也走過大馬來西亞結盟的重大日子。
在那個相對動盪的年代，有時他站在故事裡，更多時候他站在故事邊緣，用旁觀者的眼睛把正在進行著的歷史記下，為這段歷史做見證。
歲月把他的黑髮染白削薄，也讓他的行動變得緩慢，然而，知識智慧也隨著歲月不斷堆積，厚厚的眼鏡片后面，是洞察世情的眼神。
人生的青少年階段，正值人塑造自我的黃金時期，李業霖的青少年時期，剛好碰上馬來西亞成立時期。
一邊是自我塑型，一邊是國家塑型，人生與國家最重要的階段，同時發生，這是一段何其難得的因緣！
童年時期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的統治，少年時期則經歷動盪不安的建國時期，李業霖那個時代的人，有著豐富的人生經歷。
戰爭的孩子早熟，李業霖在7歲，便經歷日戰，日治時代，國人備受壓迫，他還記得逃難時跑到山洞躲，縱使蚊蟲叮咬，也不敢吭聲，自小便種下危險意識。
許多塵封定格的青澀記憶，他仍歷歷在目，雖然時間的河已流經大半世紀。
上世紀五十年代，當他背著書包上中學時，國家正處于緊急狀態時期。
生活並不好過
英殖民政府全力圍剿馬共，所有捉到的馬共、左派或疑似馬共分子，不是被關進牢獄，就是被遣送到中國。
“當時，馬來亞局勢動盪不安，從精神到生活都很不好過，沒有民主可言，連我們的作文都會被檢查。”他的印象很深刻，有位同學，向香港郵購兩本一樣的左派思想書籍，結果被召去問話。
該同學聲稱這兩本書是買來自己看，但是當局認為，自己閱讀，只需一本就行，無需買兩本，因而認定他有鼓吹及散播左派思想之嫌，把他關進獄中兩年。
李業霖本身也有同一本書，他不敢公開閱讀，每每選在夜深人靜時才拿出來看。
他還藏有六七本這類“問題書籍”，后來干脆托付一位同學，將它們藏到該同窗母親的床底下。
深造選擇有限
“那時我們很不自主，有很多約束，也很警惕，我記得，當時連《紅樓夢》都不能有，因為書名有個‘紅’字。”語氣中帶有含蓄的，又好笑又好氣的無奈。
“我還記得，有位同鄉，反折的褲管內有米粒，就被認定支援馬共，而被驅逐出境，結果全家被迫回中國。”
當時，出國深造的選擇非常有限，不是英國就是新加坡的南大，李業霖不作他想，最大的愿望是到南大深造。
“那時我們出路有限，內心苦悶。但是，路是崎嶇的，前景是光明的，南大就像是個燈塔，照亮前景。那時我很熱愛南大，他是我唯一的出路，英國畢竟太遠了。”
當時，新加坡的左派思想蓬勃，南大校園孕育出不少有抱負、理想的人才。
大量書禁、緊急法令、南大，組成了他那一個時代的風景。
反殖民運動強烈
二戰后，馬來亞許多資源已被掏空，人民生活貧困艱難，英殖民政府管制嚴，不過，也不盡然是壞事，李業霖說，當時新村與城市都有選舉，社會有一股勃勃生氣。
事實上，若把眼光放遠，就會發現，那時全球都處在波瀾壯闊的巨變時期，那是東西方強權對峙的冷戰時期。
沸騰的大時代，沸騰了許多人的滿腔熱血，青少年對政治發展很了解。那時反殖民運動很強烈，人們的思想很感性。
“相對于今日的學生，那時我們的思想很複雜，英國、本地本土思想、中國的、左派的與馬來人的思想同時出現，多種思想在一起，不像現在這么單純，而我們對這些思想的好壞也不知。”
當時，學校的老師與同學都有給予意見，使他不至于走上歧路，沒有貪錢冒險，也沒有走極端的道路。
在尊孔，左派氣息很濃烈，他多少也受到一點影響，但是，他一直堅持讀書為重的原則，因此不會走到太遠。
獨立日庄嚴熱鬧
有受過教育的馬來西亞公民，對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在默迪卡體育場舉手高喊默迪卡的照片，不會感到陌生，那是國家歷史書籍中必備的照片。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獨立日，是很偉大、了不起的日子。能和平爭取到獨立，顯示國父東姑能力不俗，各大民族團結力量大，合作爭取而成事。”李業霖說，當天他也出來溜達，不過沒有擠進人山人海的默迪卡體育場內。
“我從未見過那么大與庄嚴的場面，很感動，當時見到很多馬來人，就像馬來佳節一樣，穿著新馬來服赴會，很有節日氣氛，現場很熱鬧，雖然人很多，卻很有秩序。”受邀赴會的華人則穿大衣，他們都有一定的來頭。
不巧當天下起雨來，結果有馬來同胞去附近華人商店買了許多雨傘，在體育場內賣。
另一件大事，是發生在獨立兩年前的公民權大會。
1955年，華族民族鬥士林連玉先生寫了“華人爭取公民權宣言”。李業霖是林老的學生，當時在尊孔教書，獲林老點名幫忙書寫該宣言。
公民權大會舉辦地點在吉隆坡精武體育館，他也隨老師到現場，不過他說本身為“no body”，因此沒有進到館內，只是在外等待，然而卻可聽到與感受到館內慷慨激昂的說話與氣氛。
李業霖的父親于馬來亞出生，他可以自然成為公民，然而他並沒有被動地等著附屬于父親名下取得公民權，相反，他主動前往宣誓申請，結果只費時兩周便拿到公民身分。
他說，當時的政府並沒有太為難林老，林老經常出席各種會議，他在課堂上也常與學生分享，“聽他的分享比課本上學到更多知識，內容也很多元化，包括教育、政治與社會。”
獨立后，國家強調馬來亞化，李業霖這時20歲，才開始學習馬來文，讀馬來亞的歷史，學習的內容從中國轉向本地，“我第一次開竅，對國家比以前了解更多。”
國家意識，開始紮根發芽茁長。
時代背景逐一看
1945年，日軍戰敗撤退，同年9月，英殖民政府重回馬來亞。
“戰后馬來亞局勢很亂、人民很貧窮，因此英殖民政府采取軍事統治。1946年，情況有所改善，當局擬用新的政策與統治方法。”李業霖說。
1946年1月2日，英殖民政府提出“馬來亞聯盟”（Malayan Union）政策，將新馬分開，新加坡成為直轄殖民地。
馬來亞聯盟主要的內容有三項：
1.新加坡單獨成為直轄殖民地，馬來半島十州則合併為中央集權的馬來亞聯邦。
2.在馬來亞出生的人，依據出生地公民法，就可獲得公民權，擁有一切公民的權利。
3.蘇丹戰前的一切統治權將移交英國政府，蘇丹主持各邦的協商委員會，對宗教、馬來風俗問題，可提出意見。
這項明顯剝奪蘇丹權利的政策，很快就遭到馬來人的普遍反對。他們在1946年3月1日，在各地成立馬來人協會，聚集在吉隆坡反對這項計劃，並決定成立馬來聯合統一組織（簡稱巫統UMNO）。
1946年4月1日，巫統發動蘇丹和馬來人帶孝，拒絕出席馬來亞聯盟成立典禮。
英國人眼見勢頭不對，為免引起馬來人更大的憤怒不滿，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決定取消這個計劃，以另一項計劃取代。
1948年2月，“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計劃代替馬來亞聯盟。
這項計劃主要內容為：
1.實行新馬分離。
2.馬來人擁有特權。
3.公民權申請要求比較嚴格，需要有15年的居留期以及有一定的馬來語能力。
4.蘇丹統治權繼續存在。
新村緊急狀態產物
這廂馬來亞聯合邦才成立，那廂英國人接到情報，指馬共將擴大反抗行動，加上當時有3名英國人被殺，觸動英人神經，1948年中頒布緊急法令，並展開大逮捕，對象包括馬共與左派人士。
與此同時，全國社團也受到嚴格控制，英國人還祭出新村計劃，將森林附近的居民逼遷到保安嚴謹的圍篱新村內，以免居民協助馬共。
當時受影響的華人多達60萬人。
陳禎祿于1949年2月成立馬華公會，幫助新村村民。
五十年代，東姑與英政府都把新加坡視為“馬來亞的紐約”，極為重視。
然而，當時新加坡華人多，受左派影響深，為改變這種情況，英殖民政府建議東姑提出大馬來西亞概念，除了馬來亞與新加坡，把沙巴、砂拉越、汶萊也一併拉進來，擴大版圖與資源。
唯后來，新加坡提出的“馬來西亞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以及“議員及軍隊須依各族群人口比例分配”，都很不對馬來半島執政者的口味，彼此漸行漸遠，最終落得“分手”的結局。
馬來西亞獨立進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軍結束對馬來亞3年零8個月的統治。
8/9/1945──英殖民政府重新控制馬來亞。
1/2/1946──英殖民政府提出“馬來亞聯盟”，同年5月，巫統成立。
1946──國大黨成立。
2/1948──“馬來亞聯合邦”計劃代替馬來亞聯盟。
1948～1960年──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
2/1949──馬華公會成立。
1952──馬華與巫統聯盟，在吉隆坡選舉中勝出，取得壓倒性勝利，奠下兩者繼續合作的基礎。
1955──馬華、巫統與國大黨締結聯盟，在普選中大勝。同年，聯盟及巫統主席東姑與馬共舉行華玲會談，會談雖失敗，卻增加東姑到英國爭取獨立的談判籌碼。
31/8/1957──馬來亞獨立。
1959──新加坡獲得自治權，李光耀掌權。
27/5/1961──東姑提出由五個殖民地組成大馬來西亞，五地為馬來亞、新加坡、沙巴、砂拉越與汶萊。
16/9/1963──各參與大馬來西亞的殖民地簽約，唯汶萊蘇丹沒有赴約。
9/8/1965──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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