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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3日 星期四

追蹤毒廠

報導:巫月圓
攝影:練國偉、林淑娥

23-11-2009 至 2-12-2009

抗毒血淚保家園



想不到,二十多年了,傷口仍然泛紅、淌血,等不到癒合的一天!

1982年的霹靂紅坭山(Bukit Merah)亞洲稀土廠(Asia Rare Earth,簡稱亞稀廠)輻射毒害事件,經過多年的歲月洗禮,依然洗不去埋在居民心中的傷口;24年后的今天,傷口猶在。

那是一場以卵擊石的抗爭。

手無寸鐵的村民,與財勢雄厚的國際企業、僵化的官僚制度對抗,歷經10年奮戰,竭盡心力,真理才浮出水面。

以人命作為代價、腦殘兒作為永遠的記號,最后,公義,終于回到了紅坭山村民這一邊。

昔日的毒廠舊址,今日的荒地。廿多年過后的今天,亞稀廠的週遭仍是一片荒野,村民對輻射毒的陰影猶存。
這是一場最真實、勇敢和無私的鬥爭。

儘管年月久遠,但紅坭山村民群起反抗以輻射廢料毒害他們健康的日本亞稀廠,並取得最終勝利,這場為期10年的持久戰,展現了人民的力量,說它是大馬公民運動的濫觴也不為過。

一群村野鄉民,沒有令人目眩的財富、高貴的知識外衣,更加不明白官場上的假道學,有的只是滿腔熱血、不惜拋頭顱也要捍衛家園的決心。

他們押上了和平的生活、犧牲了多條幼小的生命,最終才換來姍姍來遲的公義!

27年后的今天,奪走了多條人命、殘害村民健康的亞稀廠已不存在了,只余下一大片空曠的草地,除了成群燕子,週遭一片寂靜荒涼,昔日抗議聲不斷、群情洶湧的那一幕已隱入歷史隧道中。

人民有捍衛家園權利

當年站在最前線,今天仍是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簡稱抗毒委員會)主席丘運達回首那一段漫長的抗爭歲月,鏗鏘有力的說,他不曾后悔過,“我們由頭到尾都沒有反政府,這也不是一場反政府的鬥爭,而是保衛家園和下一代的鬥爭。”

“直至今天,我還是堅持,村民反對無錯,因為這家廠的確影響到我們的健康,還奪走了不少孩童的性命。”他堅信人民有捍衛家園的權利,一點也不后悔那黃金十年所投下的心力。

自亞稀廠投入生產之后,短短數年內,紅坭山居民的健康遭輻射侵蝕,村民驗出血液含鉛量特高、患上癌症、白血病、腦癌的小孩子特別多,同時出現疑遭輻射毒害的先天低能兒,且孕婦易于流產、新生兒夭折率高。

為了討回健康,紅坭山村民率先發動抗爭,並控告亞稀廠生產有毒廢料來毒害他們的健康。

一場轟動國內外的抗毒運動就此拉開序幕,一群赤手空拳的“鄉下佬”,憑著一股信念,與國際大財團、威權制度纏鬥,即使相隔了二十多年,單憑想像仍覺得驚心動魄。

重新安置廢料 需時3年

1979年獲得執照,亞稀廠在1982年投入營運之后,紅坭山村民開始感到不適、白血病宗數增加、流產、嬰兒夭折率提高。
雖然稀土廠已消失,但位于甲板升旗山腰(距紅坭山新村8公里之遙),埋藏含有輻射廢料的永久儲存槽卻是村民心口永遠的痛,也是抗毒委員會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無法功成身退的原因。

任時光如沙漏,不斷地流逝,但堆滿有毒廢料的埋毒槽存在卻是鐵一般的事實,也是多年來壓在村民心口上的大石。

堆放數以萬噸毒廢料

這是當年亞稀廠留下來的遺害,裡頭堆放了數以萬噸計的有毒廢料,包括了亞稀廠所有的建築材料、廢料、泥土、鋼鐵,甚至用來運載廢料的羅厘,全都埋在儲存槽中。

據丘運達解釋,1994年亞稀廠宣佈永久休業之后,有關當局花了3個月的時間來拆廠,他們擔心地面留有殘余的有毒廢料,連泥土都刮走了好幾尺,“所以你們剛才看到的荒地(亞稀廠舊址)是用填土填上去的。”

雖然人物已非,昔年四十多歲的精壯中年人,今天已難掩白髮,但悠悠歲月,卻沖不走他的抗毒情懷,他透露,直至今日,抗毒運動仍未結束,為了村民的安全,抗毒委員會仍在運作。

“我們今年7月接獲通知,廠方要重新處理埋毒槽中的有毒廢料,為了確保這項工作安全的進行,抗毒委員會負起監督的責任。”

8萬5000桶需重新處理

同是抗毒委員會總秘書彭貴友也說,“照計劃,他們會把以前的廢料搬出來,重新處理之后再儲在新的埋毒槽中,這樣才會更安全。”

據知,新的埋毒槽將在現有埋毒槽的旁邊,需要重新處理的有毒廢料總數是8萬5000桶,新的處理方式是在每200公斤的有毒廢料當中,混入三倍其他物質,並壓縮成塊狀,這種處理方式有稀釋輻射的作用,且符合國際安全標準。

由于工程浩大,需要動用到高科技,抗毒委員會被告知,需要3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一旦廢料安全的搬移至新的埋毒槽之后,抗毒委員會就會解散,丘運達說,接下來的監督工作就交由政府負責。

屆時,這些老一輩的抗毒分子,才能卸下背負了30年的重擔子!

10年官司 轟動國際

一群村野鄉民,為了阻止亞稀廠繼續毒害他們的健康,自行籌錢把它控上法庭,每一回的法庭審訊,村民幾乎傾巢而出。
上 個世紀80年代,日本三菱集團聯合本地企業馬礦業成立亞洲稀土有限公司,在霹靂紅坭山新村拿乞路(Jalan Lahat)7.2公里之處,設立化學提煉廠,從錫礦廢料渣質獨居石(amang)中提取釔(Y),釔是一種稀土原料,用途廣泛,為科技產品、金屬和化學 工業的必要原料。

但在加工提煉釔的過程中,會散發出輻射性的塵埃和氣體,並遺下輻射性廢料,這些含有高輻射的釷、鈾、鉛廢料和塵埃,通過食物、水和空氣被人體吸收,不但影響人類的免疫系統,更會致癌。

據檳城消費人協會的統計顯示,在該期間離奇死亡者有3名、因輻射而患上血癌的兒童有8名(倖存者只有兩位)、先天腦殘者5名,活下來的只有兩位,孕婦流產、嬰兒夭折率也是全國的3倍。

為了捍衛家園,紅坭山新村連同毗鄰數個受影響社區,大約1萬5000名村民,向亞稀廠宣戰,把它控上法庭,要求它停止營運。

這場官司一打就是10年,為當年最轟動、費時最久的民事官司,並獲得日本、加拿大、澳洲等國的媒體和環保專家的支援。

紅坭山村民成功在1985年取得禁令,阻止亞稀廠營運;怡保高庭在1992年下令亞稀廠關閉,但此項判決在1993年被最高法院推翻,一年之后,亞稀廠自動關門大吉。

毒害遺禍 無從追究


到底亞稀廠帶給紅坭山村民的遺害有多深?這還真是一個莫大的懸案。

過去二十幾年來,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沒有人進一步追蹤和跟進村民的健康調查,這方面的數據,仍從缺;到底紅坭山的罹癌者數目是否比其他地區來得高?昔日工友的健康狀況怎樣?沒有人可以提供答案。

儘管檳消協和抗毒委員會沒有進一步的調查,但丘運達的一番話仍有參考價值。

“當日本三菱決定關廠之后,村民和廠方進行談判時,來自日本的總經理提出要用兩年的時間來拆廠,因為他們事先要用水把牆壁噴得濕透,才能慢慢的一片片拆下來。”他相信,這是為了避免含有輻射的塵埃和廢料四處飄揚。

“連拆個廠,他們都如此的謹慎,但卻不顧村民的健康,在10年當中,我們不曉得已經吸進了多少有毒塵埃、中了多少輻射毒?”他忿忿不平的說,無辜的村民要向誰討公道?

事實上,由于稀土提煉過程中會導致嚴重的輻射污染,日本政府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下令關閉所有的稀土提煉廠,造成日本企業不得不在海外另覓生產據點。

而飄洋過海來到紅坭山設廠的亞稀廠,不但不做任何阻止輻射污染的措施,且任由高輻射的廢料、氣體污染空氣、水源、讓工人赤手作業等等,這等草管人命的做法,叫村民無法視而不見,坐以待斃。

關丹 或重演悲劇?

當年村民發現亞稀廠把生產過程遺留下來的輻射廢料四處亂置,污染了空氣、水源、環境,導致他們的健康迅速惡化。
廿多年前的紅坭山亞稀廠輻射悲劇,今日重在彭亨關丹上演?

澳洲上市集團Lynas在關丹格賓工業園(Gebeng Industrial Park)投資稀土提煉廠,激起反對聲浪,當地居民和非政府組織紛紛高舉反對旗幟。

環保分子指出,為了當地民眾的健康,政府應該禁止稀土廠的設立,不應該讓人民暴露在輻射風險中。

但Lynas集團則信誓旦旦,保證嚴格執行國際安全標準,把輻射降低至對人體無害的水平,並承諾零廢棄。

到底這是重踏紅坭山悲劇的覆轍,還是痛定思痛之后的安全選擇?

為了厘清疑竇,我們走訪了紅坭山和關丹,回顧紅坭山慘劇的同時,探討關丹稀土廠的安全問題,把是非黑白攤在陽光底下,交由所有愛護這片土地的人民判斷!



抗毒被捕不后悔




二十多年前的紅坭山亞稀廠慘劇,還有多少人知道它的來龍去脈?

即使是紅坭山新村的年輕一代,對當年的抗毒運動也只留下模糊面孔、殘缺記憶,更何況是其他人?

當年兩位站在最前線的“抗毒人”彭貴友和丘運達,娓娓道出當年的抗鬥片段,10年抗爭過程,悲多于喜,苦多于樂,但卻提供了最重要的啟示:惟有永不放棄,才會爭取到最后的勝利!

不管高官顯要一再保證、許諾,身受其害的紅坭山村民義無反顧,一次又一次發動遊行、示威,要求亞稀廠停止運作。
一邊聽著當年轟動全馬的抗毒運動,一邊翻著舊照片,深深覺得這場抗爭運動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二十多年前的資訊稱不上發達,遠遠比不上今天,村民對何謂稀土、輻射還懵然不知,根本不知道亞稀廠生產出來的廢料含輻射,還傻乎乎的跑去抗議政府在甲板設立埋毒槽,卻不知道建立埋毒槽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儲藏亞稀廠的有毒廢料,更不知近在咫尺的亞稀廠就是輻射“發源地”。

眼看一個接一個倒下的無辜村民、患上癌症的孩童,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亞稀廠才是罪魁禍首,一定要它終止運作,才能救到村人,以及下一代。

遭受“神秘氣體”侵襲

丘運達回想當年的情況說,村民知道輻射的來源是新村對面的亞稀廠之后,馬上團結一致,決定抗爭到底。“我們要到這時才明白輻射的恐怖。”

紅坭山新村最靠近亞稀廠,經常遭受“神秘氣體”侵襲,該村村民率先發動成立委員會,過后才聯同萬里望、甲板、拿乞和峇麗莎花園等居民,成立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

其實,不少紅坭山村民一早投訴聞到異味,大人小孩常常生病,感到不舒服,但村民不明白事態的嚴重性,直至“輻射”這個字眼的出現,村民才意識到自身處境的危險,分分鐘癌會找上門。

“ 成立抗毒委員會之后,我們一邊和廠方談判,一邊把這件事帶上法庭。”為了證明亞稀廠的作業有問題,抗毒委員會先后數次邀請本地和外國專家前來測試和研究紅 坭山、亞稀廠一帶的輻射水平,結果發現輻射污染的程度,已遠遠高出安全水平,甚至超出800倍,嚴重的影響了村民的健康。

上個世紀80年代中,紅坭山村民抗爭輻射毒害,長達10年,最終才迎來勝利的果實。左為彭貴友,右為丘運達。
抗毒運動有7人被捕

當年,要求工廠關閉和抗議的請願書,如雪花般的投出,各種顯示村民健康受損的數據出爐,但卻打動不了有關當局和管理層的心,來自不同領域的政府高官一再堅稱亞稀廠安全作業,埋毒槽符合國際安全水平。

但身受其害的村民卻充耳不聞,義無反顧的,一次又一次遊行、抗議、示威;身為發動人之一,丘運達還因此被內安法令逮捕。

他說,在1987年的茅草行動下,抗毒運動有7個人被捕,包括他和彭貴友,兩個月后才被釋放出來。“因為我們發動了太多人搞遊行,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才會和沈慕羽等人一起被逮捕。”這是他遭扣押的理由。

在有條件釋放之后,他轉向幕后,但還是照樣率領村民與亞稀廠抗爭、談判,絲毫不畏懼,因為他深信:“人民反對無錯,我們要的只是一個健康安全的居住環境。”

直至今天,這個信念不曾改變,“再來一次,我還是會做同樣的事,不會妥協。”

寧願坐牢 不死在醫院

在不知稀土為何物、輻射毒害多嚴重的年代,紅坭山村民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多個地點被驗出含有高輻射,居民的健康成問題。
源自相同的信念,當年站出來遊行示威的,大多數是教育水平不高的村民,當中有很多老人婦孺,甚至還有穿著昔日唐裝、梳髻、來自中國的老式婦女,也挺身而出。

彭貴友說,當年村民意志堅定、心無旁騖,大家一起站出來抗毒,即使是來自政府和輿論的壓力也無法動搖他們。

村民一起站出來抗毒

“從國家最高領導人到官員,一再的強調埋毒槽和亞稀廠都是安全的,但我們住在這裡,我們親身體驗它對我們帶來的傷害,我們一定要保護家園、下一代。”他強調,他們才是受害人,亞稀廠安全不安全,村民最清楚。

在上個世紀80年代,為埋毒槽、亞稀廠背書,許下安全承諾的高官不少,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掌管人民健康的部長、外國來的輻射專家,在那個沒有網絡媒體的年代,與主流對抗,需要多大的勇氣、多高的代價?

“我覺得上天對我們不公平,為何我們的命如此下賤?村民生病的生病、孩子患癌的患癌,他們卻視而不見,我想知道,到底主流眼中的所謂安全是以什么作標準?”這個想法驅使他當下不顧一切投入抗毒運動。

當被關押在扣留營時,這種想法更為強烈,“生命比什么都寶貴,我情願被關在牢房裡,也不願意死在醫院中。”自此之后,他更是全情抗毒,直至最后的勝利到來!

毒害十年 演進大事記

為了下一代的健康,老人婦孺也站出來抗毒,這場運動如野火般傳開,獲得海內外的環保分子、反輻射人士的支持。
1979年亞洲稀土私人有限公司成立,日本三菱化學為最大股東,接下來是馬礦業、回教朝聖基金局和其他土著股東。

1982年──政府否決了巴力建埋毒槽的計劃,甲板鑑定為埋毒槽地點,與此同時,亞稀廠開始營業。

1983年──甲板埋毒槽動工。

1984年──約600至700名甲板和附近市鎮的居民,提呈抗議信給政府,並以行動抗議,不過當年首相馬哈迪醫生表示埋毒槽將是安全的;當年的科學、工藝和環境部長拿督楊國斯也指出,埋毒槽是在嚴格的標準下建造。

居民和非政府組織大馬自然之友(Sahabat Alam Sekitar),發現亞稀廠把含有高輻射的釷廢料倒在廠旁的空地和池塘。

過后政府和居民各別邀請外國專家前往埋毒槽檢查看看是否符合安全標準,結果報告皆指不符合規格,而日本輻射和遺傳學專家,測量出亞稀廠附近的輻射水平高出安全水平800倍。

1985年──內閣同意把埋毒槽移至升旗山(Kledang Range)山區的不蘭查(Mukim Belanja),此地距離甲板5公里和萬里望3公里。

紅坭山村民向怡保高庭申請制止亞稀廠繼續生產有毒的輻射廢料,並獲得高庭禁令,禁止亞稀廠繼續生產和儲藏輻射性廢料。

1986年──當地7個地區和花園居民成立霹靂州反輻射抗毒委員會。

1987年──在1985年成立的原子能執照局(AELB)不顧高庭禁令,發出恢復生產執照給亞稀廠,激起了民憤,村民頻頻發動大遊行,警民沖突加劇,與此同時村民控告亞稀廠的案件在怡保高庭續審。

1988年、1990和1992年──審訊結束,紅坭山居民獲得勝利,高庭下令亞稀廠在14天內關閉。過后亞稀廠不服判決,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1993年──最高法院裁決亞稀廠勝訴,推翻怡保高庭的判決。

1994年──亞稀廠宣佈永久停業。

稀土 包含17種元素

被擋在怡保高庭之外的紅坭山村民,毫不屈服于強權下,村民們自己帶飯來吃,也要出席高庭的審訊。
稀土元素(Rare Earth),簡稱稀土(RE或R),是一組包括17種元素的金屬,它存在于比較稀少的礦物中,不溶于水,有“工業味精”之稱,被公認為全球用途最廣泛、最重要的金屬元素,更被譽為21世紀的秘密武器。

在資源越來越少的今天,多用途的稀土越來越受到重視,被生產國視為競爭籌碼。目前,澳洲、中國是全球最重要的稀土生產國,而生產高科技產品的日本,則是全球最大的稀土進口國。

由于特殊的原子結構,稀土家族最大的優勢是能夠與其他的元素結合,改變物質的特性,不論是航天、航空、軍事、高科技工業,還是化學、電子產品等等,它幾乎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稀 土家族包括鑭(La)、鈰(Ce)、鐠(Pr)、釹(Nd)、叵(Pm)、釤(Sm)、銪(Eu)、釓(Gd)、鋱(Tb)、鏑(Dy)、鈥(Ho)、鉺 (Er)、銩(Tm)、鐿(Yb)、櫓(Lu),以及與鑭系的15個元素密切相關的兩個元素—鈧(Sc)和釔(Y)共17種元素,稱為稀土元素。

高輻射 破壞人體細胞

一提到輻射,許多人臉色大變,馬上就會聯想到癌症,到底輻射是什么?

輻射是地球形成以來,自然環境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人類曝露在自然界的輻射中,但自然界的輻射是很低的,與人為的核能研究、開採稀土元素、進行核試驗所產生的高輻射是不同的。

輻射無聲、無色、無臭、無味、摸不到、看不見,但人類發明了探測和量度輻射的儀器,而量度輻射劑量的單位是希沃特(Sv),一毫希沃特(mSv)等於一千分之一希沃特。

最為人們所熟悉的輻射是X光,其他還有α射線、β射線和γ射線,當中α射線和γ射線會對身體細胞和組織造成損害,但仍需視乎輻射的強度、接觸時間的長短及受影響身體細胞的種類而定。

以亞稀廠為例,從獨居石萃取釔的過程中,把原本蘊藏在石頭內的釷、鈾釋放出來,這兩種物質皆會放射出可以穿透人體的α射線和γ射線,它們會破壞細胞,誘發癌症。

多次的臨床動物實驗顯示,暴露在高輻射下(全身暴露在250毫希沃特),會引起白血球變化、致癌,超過6000毫希沃特則會死亡。



受害者現身悲痛控訴



即使紅坭山村民想忘掉亞稀廠造成的悲劇,但那些遭到輻射傷害,仍活下來的倖存者,卻不斷的勾起這段可悲的回憶。

亞稀廠不僅改變了倖存者的命運,連他們的家人,也被拖下水,一再而三出現的磨難,挑戰他們的生存意志。

即使遍體鱗傷,他們也只能咬緊牙關,手腳並用的爬過一重又一重的險峰,命運不允許他們停下來。

到底他們做錯了什么?要承受這種煎熬?

在黎群悉心照顧下,謝國良已經長大成人,但遭受輻射所害,他的智力只有幼童的程度,根本無法自理生活,處處都要媽媽照顧。
今年26歲的謝國良,是紅坭山亞稀廠慘劇的必要採訪對象,見報次數比任何人都來得頻密,算是當年曝光率最高的人之一,身為先天性半盲的低能兒,他是“輻射受害者”,當年海內外的抗毒活動,都能看到他的母親黎群抱著無法走動的他,兩人相依偎的身影。

當年挺身而出的他們,是多么的勇敢;但,今天相依為命的兩母子,卻是多么的無助。

談到亞稀廠依然悲憤

當有人口口聲聲的說,亞稀廠慘劇是一宗二十多年的陳年舊案,早就應該丟入歷史時,他們實在應該來紅坭山新村走一趟,看看埋毒槽、看看謝國良,才會明白村民承受的是多么沉重的代價。

賠上性命,還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看不到苦難有結束的一天,終其漫長的一生,身心皆承受無盡頭的折磨、傷痛。

今年67歲的黎群,臉上仍找到一絲當年為了孩子而“站出來”的堅毅神情,談到亞稀廠,她依然悲憤,話題一扯到謝國良,她流露出憐惜之情。

從謝國良的身上,印證了輻射的可怖和無情。

當年黎群懷著國良時,在亞稀廠做建築工人,教育少、貧窮且需要養活眾多孩子,她強忍不適,做了年多。“我們哪裡知道這是什么廠,只知道它放出來的煙霧很臭,聞多了會頭暈、作嘔,還會十分口渴,過后才知道它的毒氣會影響健康。”當年她常常生病,但從沒有懷疑是亞稀廠的問題。

生下一名先天性殘缺兒

當年的黎群在抗毒運動中十分活躍,她抱著國良四處奔跑出席講座會,甚至飛至日本,讓大家看看最真實的輻射受害者。
后來知道有輻射時,她馬上停工不干,但已經太遲了,國良一出世體重過輕、眼睛像小豬般有白點、心臟有孔及哮喘。“他的哭聲很奇怪,全身軟綿綿,過后醫生診斷出他有先天缺陷。”黎群回憶說。

國良低能、兩眼白內障(后動手術救回一只眼),在五六歲之前渾身軟綿綿,坐不起來,即使是坐起來,也無法抬頭,他的頭會自動的垂到地上,生下了一名先天性殘缺兒,叫當年一窮二白的黎群情何以堪?

這筆賬該算在誰的頭上?是活該黎群倒霉,還是不負責任的亞稀廠,抑或是亂批執照的政府?

輻射毒害 禍及母子

據觀察,患上先天性缺陷的謝國良智力應該只有兩三歲而己,他根本無法自理生活,年老的母親幫他打理生活上的一切。

“我告訴他不要這樣依賴我,我老了,但……。”黎群哽咽,接不下去了。

你怎能叫一名兩三歲的孩子自立、獨立呢?

在牛高馬大的軀體裡頭,住著一名永遠不會長大的孩子,為此,黎群幾乎流完了一輩子的淚水。

拒絕廠方付錢掩蓋事實

輻射對抵抗力弱的兒童,帶來最大的傷害,當年紅坭山新村的兒童都被驗出血液含鉛量過高,當中不少兒童已中了鉛毒。
“針不刺到肉,不知痛,如果當年我們不起來反抗的話,還會有多少人受害?”一個謝國良,就夠了,沒有多少人能夠承受這種錐心之痛。

若說黎群沒有怨恨的話,是騙人的,她痛恨亞稀廠,不稀罕它的錢,她要把輻射的遺害告訴全世界,“當年廠方派人找我,給我一筆錢,條件是不要把國良的事情告訴人家,但我拒絕了。”

當年的黎群,在抗毒運動中十分活躍,哪裡需要她作證,她就帶著國良到哪裡,國良六歲時,黎群就抱著他搭飛機前往日本大使館抗議,站在抗議群眾的最前線,讓大家看看最真實的輻射受害者。

不會講話僅一只眼睛視物

今日已經長大成人的謝國良,會走會跑,力氣還很大,但不會講話,用一只眼睛視物,談不上讀書、寫字,連吃飯都要黎群餵。

黎群24小時和他在一起,睡覺、吃飯,秤不離砣,即使是睡著了,謝國良的一只手還會拉著媽媽的衣角,只要一看不到媽媽,他就會緊張、四處張望,平時只靠聲音來認人。

母子倆的活動空間只在屋子的后半部,為了預防謝國良偷跑出去,用一道上鎖的鐵柵門,把屋子隔開前后兩部分,母子倆一起失去自由。

黎群說,“以前我還有力氣去追他回來,自兩年前跌倒之后,膝蓋沒力跑不動了,只好把自己和他一起關起來。”

在母親的心目中,自由比不上孩子來得可貴,她寧願和孩子一同做籠中鳥。

大人傷心 兒童傷身

這是林麗君,死時才13歲。她被診斷患上嚴重的淋巴性白血病。
國良出生兩年后,他的爸爸就離開這頭家,留下黎群一人帶著九名孩子,國良年紀最小,但問題最多。

當年黎群原本沒有信心能帶大他,幸好到處都有熱心人協助,這裡拉她一把,那裡扶她一下,拉拔國良長大。

為了照顧國良,她已多年沒有工作,如今是靠紅坭山醫藥信托基金每個月的150令吉養活國良,在百物騰脹的今天,她說,150令吉已不敷國良日常生活所需。

靠著兒女供養,她的日子雖然難過也捱了過來,如今她最擔心的是:他日自己不在了,誰來照顧國良?

即使外表再高再壯,國良的智力還是停留在幼兒階段,面對這名長不大的孩子,黎群又是捨不得又是愧疚。“我一想到以后,就會睡不著,只有聽聽歌,才會開心一點。”在悲觀時,黎群甚至想過,要帶著國良一起走。

這么多年的守護,讓她放不下國良。“那些有病的小孩子,很多都死了,一些活到中學的也死了,只有國良最長命,我花了多大的心機,才把他養到這樣大啊。”原本醫生說國良這輩子可能無法走路,但在黎群悉心照顧下,國良不但能夠走路,且還長得肥肥壯壯。

先天腦殘,本不是國良的選擇,更不是黎群的錯,但一場人為的災難,卻把他們的命運推向無奈的深淵。

謝國良的未來,是謝家人心中最深的傷口!

輻射 對兒童傷害尤深

到底紅坭山新村要以多少條人命作為代價?這是在1992年因淋巴性白血病去世的柯寶溫、伍志豪(嬰兒)同年也死于腦癌。
事實上,對抵抗力弱、還未發育完全的兒童,輻射帶給他們的傷害不但深遠且難以磨滅。

當村民驚覺有毒廢料、高輻射污染的環境對兒童健康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時,已經太遲了,一些兒童被癌症奪走了性命、一些診斷患上白血病,許多兒童的血液被驗出中了鉛毒,他們的免疫系統已經受損,罹患血癌、腫瘤的幾率高。

從1987年至1990年,不幸患上血癌的人,有7名;離奇死亡事件有3宗,過后檢驗出的都顯示他們死于白血球受感染;一出生就先天殘缺的嬰兒,則有5宗,當中3名出世不久之后就去世,活下來的僅是謝國良和另外一名叫卡斯杜里的印裔小女孩。

據了解,目前卡斯杜里的情況只比謝國良好一點點,他患上畸形小頭症,且腦部長有良性瘤,不時會頭痛,也是一出生就承受輻射造成的種種后遺症。

醫藥信託基金 助癌童

亞稀廠不但奪走了寶貴的性命,還毀了他們的一生,印裔女嬰卡斯杜里是另一人證,當年9歲的鄭偉成(與母親同站)也患上白血病,他在2005那年才告解脫痛苦的人生。
由于當年紅坭山村民發現村內不少孩子患上癌症,以及如黎群般的生下先天缺陷兒的婦女,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抗毒委員會在1987年成立了紅坭山醫藥信託基金,以協助這些孩子渡過難關。

據丘運達表示,該基金以前是以每月50令吉的方式資助患癌孩子和他們的家庭,過后逐步提高至今天的150令吉。

“150令吉不算多,其他不足之處要由他們的家人共同承擔。”

他說,當年領取醫藥資助的孩子約有八九名,但今天只剩下4名,除了謝國良和卡斯杜里,還有另外兩位倖存者。

張文豪和陳國忠自小被診斷患上血癌,但情況較為樂觀。在家人悉心照顧下,陳國忠算是走出了癌症陰影;張文豪則在患癌之后,一家人搬離紅坭山,目前他也還算健康。

至于其他患上血癌的孩子,就不是如此幸運了,他們不敵癌魔的襲擊,大多掙扎求存了幾年之后,因併發症而死去。

不管是不幸早逝的生命,還是殘延苟存活下來的孩子,他們留下一輩子的傷痛!



做健康評估補過失




歷史的長河潺潺流動,承載著無法抹去的記憶,正如輻射毒害留下來的烙印,只會沖淡,但不會消失。

既然紅坭山村民遭到輻射毒害是不變的事實,那么,誰來關注村民的健康狀況?不要忘記,輻射帶來的遺害,可以潛伏在人體內好幾個十年。

紅坭山村民控訴:當年村民根本不知道這個標誌代表輻射,同時亞稀廠也沒有照顧他們的健康安全。
來到了今天,追蹤和調查紅坭山村民的健康狀況,或許能夠稍微彌補當年的錯失。

只有通過統計數據,我們才能深入了解當年的輻射對村民健康造成了什么程度的毀壞,並且從中得知當年那些中了鉛毒的兒童、工友們的健康狀況,以及任何可能出現的輻射遺害。

經歷10年的輻射毒害之后,到底有沒有人關心紅坭山村民的健康問題?村民的慘重經驗,足以警世嗎?

短期內造訪紅坭山新村

當年參與抗毒運動,並為村民做出各種血液、醫藥檢驗的印裔醫生再耶巴蘭指出,有關當局有必要重新評估紅坭山村民的健康狀況,追蹤村民的健康指數、免疫系統是否有問題,或者是出現其他的輻射遺害。

事實上,他正在嘗試與本地大學組成醫療團隊,在短期內造訪紅坭山新村,並為村民進行健康評估,相信這也是這么多年來的頭一遭。

而昔日在亞稀廠工作的工友,應該是首要追蹤評估的對象。

他說,按照國際要求,輻射受害者以及他們的家庭,至少要長達30年的追蹤,才能研究出輻射對他們的健康造成的影響。

目前他正在著手籌備相關的醫療團隊,並預料有關的調查需時3個月。“我正在安排中。”

事實上,有關的健康評估是必需且緊迫的,因為當年的亞稀廠把有毒廢料四處亂扔、亂埋,是否所有的有毒廢料都已經埋在埋毒槽中?沒有一個人敢給予肯定的答案。

曾展開大規模血液檢驗

當年的紅坭山抗毒運動,他曾對兒童、婦女展開大規模的血液檢驗,從中收集不少寶貴的數據,這些醫療數據也成為村民打贏官司的因素。

直至今天,他仍然關心受輻射所害的兒童,數月一次,他從檳城駕車下來紅坭山探訪輻射受害者,如先天缺陷的印裔女童卡斯杜里。

“他的情況沒有好轉,還是一樣,不時頭痛,連醫生也查不出原因。”至于謝國良,他肯定謝國良是另一名輻射受害者。“起初我們以為他的先天性缺陷來自麻疹綜合症,但他的哥哥姐姐卻沒有這種缺陷,所以我在內的數名專家鑑定他是輻射受害者。”

為了進一步了解輻射對人體的傷害,他一度赴加拿大接受職業健康課程,對輻射有更深入了解,目前他也是職業健康和醫藥專家,同時也是檳城消費人協會(CAP)的醫藥顧問。

廢料無最安全 儲存法

再耶巴蘭醫生:我們有必要對紅坭山村民展開健康評估,只有這樣才能研究和收集到輻射對村民的影響。
除了健康評估,他認為,位于甲板升旗山山腰的埋毒槽也不該被遺忘。“那些廢料的輻射放射期限很長,或會污染週遭環境。”

他說,雖然該處不是集水區,不過卻是數條河流的匯合處,也是佐漢河的源頭,一旦釷廢料泄漏的話,近打河谷和下霹靂的水供系統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需要調查研究埋毒槽的安全性,包括它隱藏的風險、造成的副作用,以及週遭地區的居民健康狀況。”

針對埋毒槽的安全評估,他與州政府公共安全部門已就此展開初步洽談,“他們有興趣驗證我們的發現。”

不贊成在附近務農

他也不贊成當地人民在埋毒槽的毗鄰地段進行農牧活動。“這是不對的,埋毒槽周遭地段,不應該用來進行農業活動,因為還是存有輻射、遭鉛毒污染的風險。”

他也不認為人類有能力處理這一類含有高輻射的廢料。“不僅是大馬不能,全世界也沒有人能夠處理它們,我們能夠做的只是把它們儲存起來。”

他一針見血的指出,在儲存這一類有毒廢料方面,人類仍未找到“最安全”的方法,泄漏輻射等意外的風險依然存在。

“我們不能夠忘記這些廢料的本質是危險的,它們會致癌、造成流產等等副作用。”

半衰期長 遺害深遠

二十多年前的再耶巴蘭醫生(背影者)為紅坭山村民進行驗血,據他在8891年收集的資料顯示,多名兒童皆中了鉛毒。
雖說人類無可避免的,或多或少都會曝露在自然界的輻射中,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許多科技產品都含有輻射,手機、電腦、MP3、電視機等等,只不過,它們的輻射水平很低,不會對人體構成傷害。

不過這種微劑量的輻射與亞稀廠製造出來的輻射毒害是兩碼事,有天淵之別。

遺害140億年

首先,亞稀廠是從獨居石中提煉稀土,獨居石經被許多國家禁止使用,因為它是目前已知最會製造污染的原料之一;而它遺留下來的釷元素,不但是地球最古老的放射線,也是半衰期(half life)最長的其中一種物質,釷的半衰期長達140億年。

所謂的半衰期,是輻射術語,即物質失去一半放射性所需的時間,它們的放射性會隨著時間而減少,危險性也大為降低,不同的物質有不同的半衰期,可以短至數秒鐘,也可以長達數十億年之久。

這也是亞稀廠活該遭撻伐的原因,因為它把極度污染環境且半衰期極長的釷,遺留給一代又一代的紅坭山村民!

罹毒村民 亟待追蹤

當年那些被驗出中了鉛毒的孩子,如今他們的健康狀況如何了?難道這不是社會應該關心的課題嗎?
釷本身已是一種強烈的致癌物及毒素,一旦進入人體內,它會儲藏在肝、脾、淋巴結、骨頭、肺和腎,是血癌和骨髓病症的起源。

而提煉獨居石過程中散發出來的氡氣,是肺癌的元凶。

當年為紅坭山村民提呈醫藥報告的外國醫藥專家指出,這類癌症的潛伏期長達20年,村民到底有沒有出現這種病例,仍有待追蹤調查。

至于鉛毒,它的半衰期長達21年,一旦進入體內就無法排出,幾乎是終生停留在骨頭內,它會造成白血球減少,長期而言,引發與血液相關的疾病。

同時過去的輻射研究顯示,這些人的心臟血管疾病的機率也高出常人的2.5倍。

紅坭山新村 民風淳樸

位于山城怡保不遠之處的紅坭山新村,是典型的華人新村,當地民風淳樸,村民以制鞋為生,過著平靜的生活。
距離山城怡保8公里,紅坭山新村是典型的華人新村,是1950年緊急狀況下的產物。

為了切斷馬共和鄉民的聯繫,數百戶農民和他們的家人被迫離開家園和耕種地,遷徙來此定居、開枝散葉,當年的數百戶人口,今天已膨脹至8000人左右,稱得上是中型新村。

離新村不遠之處就是以生產花生著名的萬里望。過去幾十年來,家庭造鞋業是村民最主要的經濟作業,80%的家庭都從事製鞋,這些鞋子供出口至新加坡。另外還有務農、工匠、小販等,村民矻矻而做,自食其力,養家活口的同時,也對國家經濟做出貢獻。

就如大多數新村一樣,它的民風淳樸,充滿人情味,鄰里之間和睦共處,門戶不設防,若不是亞稀廠事件,今日的它,依然是恬靜而平和。

下一代回流 讀華小

當年許多村民擔心孩子遭到輻射毒害,紛紛搬走,導致紅坭山小學的學生人數驟降,近年來才有回流現象。
自從亞稀廠輻射事件爆發之后,紅坭山新村的居民擔心自身的健康安全,紛紛搬走,造成紅坭山華小的學生數目也相應下跌。

紅坭山新村聯邦村委會秘書廖偉華指出,未發生亞稀廠事件之前,紅坭山新村的人口一度有萬多人,之后跌至六千多人,如今算是穩定在8000人左右。

他說,當年大多數居民擔心家人的健康受威脅,那些有小孩子者,更是連夜搬至萬里望一帶,“尤其是那些靠近亞稀廠的民宅,只留下老人看守空蕩蕩的屋子。”

連帶的,當地的小學也變得冷清起來。

“當年的小學生數目一度達到千人左右,現在只有數百人,雖然學生已經回流了,但比起從前還有段距離。”

他期待隨著學校的設備和學術水平有所提升,更多村民把他們的孩子、孫子送回這裡上學,讓學校更加熱鬧。他也是紅坭山華小家協主席。

除了設有學前教育班,他說,紅坭山華小也是萬里望區獲得全津貼的華小之一。“其實,學校的環境不錯,有草場、有樹林,我們希望更多的學生回流和支持。”

無論如何,村民的意見回饋是,只要有彈性的處理華小升讀中學的事宜,將會有更多學生願意回流。




運走廢料心願恐難圓




從一開始,紅坭山村民就大力反對埋毒槽的設立,但一群烏合之眾,如何與一群政府高官、專家對抗?無疑是螳臂擋車。

所以,連談判的空隙都沒有,埋毒槽就與紅坭山、萬里望一帶的村民為鄰,從此之后,他們的世世代代都將與埋毒槽共存。

既然反對無望,紅坭山村民只有轉而希望亞稀廠有朝一日會把這些有毒廢料運回日本,但這個願望卻註定永遠不會實現!

養殖大量淡水魚的魚塘,誰來保證這些蔬菜、魚和牛羊的安全問題?
把時光倒流回1985年,由于稀土提煉過程中將產生大量的輻射廢料,當年的亞稀廠迫切需要尋找一個地方來埋藏這些廢料,而甲板被鑑定為適宜地點。

原本首個埋毒槽鑑定落在離紅坭山幾公里外的巴力(Parit),過后卻因巴力居民群起反對而被否決,政府后來把地點改在甲板,儘管反對聲浪一波比一波大,卻無法傳至有關當局的耳中。

亞稀廠退出改由政府管理

最后當年副首相慕沙希淡在內閣會議中,拍板敲定把埋毒槽移至現有地點,離萬里望三公里的升旗山山腰。

雖然埋毒槽並不等于一枚隨時引爆的炸彈,但儲藏在內的有毒廢料,卻對人體有害,醫學已經證明了輻射會致癌。

儘管不明白有關當局當年是以什么標準圈定升旗山作為埋毒槽,但這么多年過去了,村民無法不妥協,他們仍然抱著最后一絲希望:亞稀廠最終會把這些有毒的廢料運走。

抗毒委員會總秘書彭貴友指出,把有毒廢料運走,是村民的長期心願,也是他們極力爭取的目標,但看來是永遠落空了。

“埋毒槽最終將交由政府接手管理,亞稀廠已退出。”這也意味著埋毒槽將與村民永存。

后代將籠罩在輻射陰影中

或許村民的教育程度不高,無法了解埋毒槽的安全技術是如何的先進及符合國際水平,但這些數以萬噸計的廢料都含輻射、有毒,卻是不變的道理。

“為什么他們(亞稀廠)把有用的稀土拿去賺錢,卻把有毒廢料留下來害我們?”這是村民無法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事實。

實際上,這些含有輻射的廢料,令人聞之喪膽,不論是先進國,還是落后國,紛紛棄之猶不及,但卻偏偏遺留給一代又一代的紅坭山村民,他們的子子孫孫將籠罩在輻射的陰影中!

綠茵背后 耐人尋味

米爾拉薩:由于沒有人能夠100%保證埋毒槽的安全,加上頻繁的農作活動,所以埋毒槽應該搬至更偏僻的地點。
即使在今天,來到了埋毒槽現場,覺得它猶如平地隆起的一塊大腫瘤,只要一想到它底下埋藏著千萬噸足以致癌的輻射廢料,就令人坐立不安。

在大馬自然之友(Sahabat Alam Sekitar)駐霹靂研究員米爾拉薩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了埋毒槽(全名為Long Term Storage Facility Decommissioning and Disposal Project)。

埋毒槽有守衛駐守

看外形,它好像加了蓋子的垃圾掩埋場,又好像一座被削平的山峰,山峰外側還有一層石頭做成很高的圍牆,圍牆外面再圍著一道小圍牆,正門口有兩名守衛駐守,是閒人免進的重地,守衛不允許閒雜人越雷池一步,我們一行3人只能在外頭徘徊、走動。

如此冷漠的建築物的週圍卻是一大片綠草如茵的草地,數十只牛和羊悠閒的在散步、吃草,不遠之處連綿數個菜園、好幾個魚塘,再遠一點就是層層樹林的森林保護區。

人工化的埋毒槽與週遭青山綠水的美景格格不入,眼前是一幅毫不搭調的圖畫。

附近沒有肥牛肥羊

不過,真正耐人尋味的是,在這片草地吃草的牛羊,竟然都是瘦骨嶙峋、排骨凸出的,數十只牛羊當中,竟然沒有一頭肥牛或肥羊。

問守在一旁的外勞牧童,為何這牛羊都是瘦巴巴的?牧童聳聳肩,表示他也不明其因。

連住在怡保多年的米爾也表示不曾看過如此瘦弱的牛羊,同樣的,他也不明白為何一大片青草地養不肥數十只牛羊,不過他倒是意味深長的說,看來這一帶人吃的都是瘦牛、瘦羊!

毒地附近務農 惹猜疑

如一座被削平的山峰,埋毒槽的週遭不但有牧牛羊活動,還有菜園和魚塘。
老實說,埋毒槽的存在是紅坭山村民過去十年抗爭的記號,不能夠因為年月曠遠、地點偏僻、沒有人煙,就自欺欺人的當它不存在。

若不是米爾的帶領,我們一定找不到路,因為它在深山之間,要走好長一段顛簸不平的黃泥路才進到來。

除了在此務農的農民,沒有人會貿然闖進來,方圓數十里,一路上只有牧場、養雞、養鴨場、魚塘,看不到民宅。

牛只死亡原因仍是謎

可能是抗毒運動的深入民心,或是村民對看不見的輻射始終懷有恐懼,埋毒槽一帶牧場最近傳出大量牛羊神秘死亡事件。

傳言的出現,再一次的,提供了無限的想像空間。

在前往埋毒槽的半路上,剛好遇見兩代在此務農的農夫,一提到埋毒槽,他就大吐苦水,無奈的說,為了生計,他沒有其他選擇。“我的教育程度低,為了下一代,明知有毒、輻射,但我能夠不種嗎?”除了種菜,他還養魚。

他也聽聞這裡有牛只死亡的消息,但死亡原因仍是個謎。

就在埋毒槽的圍牆外,頻繁的農業活動正在進行,令人不由得懷疑這些蔬菜、魚、牛羊的安全性,到底它們可不可以安全食用?

沒有人敢給予一個肯定的答案,不過農夫、村民都指稱,這些蔬菜和魚不會在當地銷售,而是銷往外地。

村民恐遭輻射 拒遷徙

到底是先有菜園,后有埋毒槽,還是先有埋毒槽,后有菜園?農民控訴他們世代都在此耕種,埋毒槽破壞了他們的生計。
今年8月,來自怡保文東200戶印裔家庭拒絕州政府重新安排他們遷往布先重組村的建議,原由只有一個:它距離升旗山埋毒槽只有區區兩公里。

為了自身健康安全,大約1000名居民,拒絕了這項重新遷徙計劃,並要求州政府重新撥地給他們安居。

這也難怪居民會恐懼,因為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埋毒槽等于輻射等于致癌,誰也不願意自己成為犧牲者。

實際上,只要走一趟埋毒槽,對重建村計劃就心裡有數了。

除了沿途的牧場,從大路至埋毒槽,距離大約有5公里左右,只有一條黃泥路,且沿途都是叢林野草,沒有交通工具,根本進不來,也走不出去。

太靠近埋毒槽不適合住人

而建議中的重組村地點,仍是一片雜草樹木,沒有任何動工、發展村落的跡象。

米爾不認同相關的重新遷移計劃,他認為,這個地段不適合住人,因為過于靠近埋毒槽,“沒有人可以100%保證居民的安全。”

但他也承認,比起從前,今天的埋毒槽的安全設施明顯大為提升,這也證明了埋毒槽的安全獲得重視。

無論如何,他還是不贊成把埋毒槽設在這裡,一來是頻繁的農作活動,且離開民宅不夠遠,“它應該搬到更偏僻的地點。”

謹慎處理 恐禍延后代

位于升旗山山腰的永久埋毒槽外觀,是閒人免進的重地,閒雜人等一律只允許在外頭走動、徘徊。
無論如何,升旗山牛羊離奇死亡的傳言已勾起不少村民的昔日回憶,據黎群指出,當年的牛只多在亞稀廠附近的空地吃草,然后在池塘喝水之后就會躺下,然后慢慢的死去,第二天早上就會看到印度人來尋牛,但找到的是已然僵硬的牛屍。

當年這種詭異又神秘的景象,令不少村民留下深刻印象。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因為如此,抗毒委員會對埋毒槽的態度謹慎,不但密切的監督新的埋毒槽計劃,且還關心管理權和期限問題。

丘運達和彭貴友異口同聲指出,這兩個問題與廢料的輻射問題息息相關,兩人擔心的是他日管理期限屆滿之后,埋毒槽或會在廢料的輻射期限未過的情況下被遺忘了。

儘管那是好久好遠之后的事,但不管是滄海桑田,抑或桑田滄海,不變的是村民捍衛家園、保護下一代的心!

採訪手記: 希望政府理解居民恐懼

骨瘦如柴的牛,提供了人們無限的想像空間。
其實,紅坭山村民的要求很簡單,他們只希望政府能夠聽聽他們的心聲、理解他們的恐懼、站在他們的立場來為下一代著想,但換來的卻是被斥罵為“無賴”、成為反政府分子、阻擋時代巨輪前進的螳螂臂。

沒有人會不自量力的想成為阻礙發展洪流的齒輪,但在指控他人之前,先看看自己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不能以“發展”作為犯錯的擋箭牌。

儘管事情已成過去式,但在引入國際企業的同時,我們是否應該考量它們的作業方式是否符合我國的社會價值?它們帶來的經濟效應是否能夠抵消村民的健康遭到侵蝕?

紅坭山村民不歡迎這種利己損人的投資,這種投資是否也是國家需要的?這應該不僅是紅坭山村民的心聲,也是一個馬來西亞底下所有子民的心聲。



關丹人誓抗爭澳洲稀土廠




二十多年前的紅坭山亞稀廠慘劇,是如此的歷歷在目,也難怪人們對第二家稀土廠的出現如臨大敵。

澳洲Lynas集團拍板在彭亨關丹格賓工業區投資12億令吉建設稀土提煉廠,直挑人們的神經中樞,並把亞稀廠和Lynas相提並論,當地居民恐懼日后將遭到輻射毒害。

到底兩者有何不同?難道說,相隔四分之一世紀之后,亞稀廠慘劇將在關丹重演?

格賓一帶的巴洛(Balok)住宅區,為了日后的健康著想,當地居民已成立反輻射組織,決意展開抗爭。
正值多事之秋的彭亨子民,知悉第二家稀土廠將于關丹格賓工業園設立之后,群情洶湧,各種聲討大馬政府、澳洲政府、各有關當局的聲音絡繹不絕,當地人都把它當作是亞稀廠的化身,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輻射受害者。

不僅是環保分子反對,關丹居民抗議,住在週遭地區的居民更是自發性成立反輻射委員會,借鏡當年紅坭山村民的做法,大有不惜發動長期抗爭的意思。

獲得各政府機構背書

儘管澳洲Lynas集團一再強調,新的稀土廠從原料至廢料處理,與草菅人命的亞稀廠毫無相似之處,並獲得各政府機構如大馬原子能局(AELB)、大馬核能局(Nuclear Malaysia)、環境局(DOE)的背書,但還是無法解除當地居民的疑慮。

他們直接了當說,關丹人不歡迎Lynas集團到來,在經濟發展和人命當中,他們選擇了生命。

隨著Lynas集團在格賓工業園的稀土提煉廠復工在即,居民對它的憂慮、疑問、不解、不滿、不信任,進一步升級,兩者的對立關係隱然成形。

實際上,在輿論的炒作下,不管Lynas集團再三重申和多番解釋,當地居民已經鐵下了心,決定反對到底!

監管不足 難免遺害

紅坭山亞稀廠造成的輻射慘劇,深入民心,令許多人對輻射懷有恐懼。
在這一波反對運動中,關注本地環保課題的大馬自然之友率先表態反對,理由是,人民不應該遭到輻射威脅。

“我們不能為了發展犧牲掉環保、人民的健康,以及下一代人的幸福。”該組織研究員三蘇如此表示。

他說,輿論把Lynas和亞稀廠相提並論不應是焦點,新的稀土廠同樣生產含有輻射的廢料才是個不爭的事實。

“該集團為何千里迢迢來關丹設廠?它們要如何處理有毒廢料,以及保護當地環境?”他認為,這才是Lynas集團需要厘清及說服人們的問題。

“我們還擔憂當地環境、河流日后是否會遭到污染,空氣釋放、廢水處理系統是否可靠和安全,當然,含有輻射的廢料的安全處理最受人關注。”

他再點出另一關鍵問題,說明為何非政府組織紛紛反對稀土廠的設立,“迄今為止,大馬政府仍未針對輻射物質、如何處理輻射廢料等等課題擬出安全的作業指南。”環保分子擔憂政府在這方面的監管力度不足,無法確保人民的健康不會受到影響。

先斬后奏 引起不滿

位于關丹格賓工業園的Lynas稀土加工廠地址,填土工程已完成,地基打樁工程也做得七七八八。
造成今日的對峙局面,三蘇歸咎于資訊不夠透明化,才會導致人們對新的稀土廠失去信任。“為何當地人在建廠之前,沒有受到通知,反而在媒體報導后才知悉整項計劃?”他反問。

他認為,由于稀土廠的建設與當地居民的民生福利息息相關,所以不應把居民排除在外,反而是一早應把民意納入,“人民有知的權利,在批准上述計劃之前,有關當局應該先收集人民的意見和聲音,而不是在動工之后,才來和人民交流。”

此舉不但無法消解居民的疑慮,反而造成反效果,令不滿的情緒升級。

與此同時,他也不滿為何非政府組織和環保分子並未受邀加入開齋節之前的官員交流對話,“在野黨、執政黨、國州議員、官員都受邀參與對話,但偏偏沒有環保組織的份,原因何在?”

有了亞稀廠這個前車之鑑,他矢言,該組織決定和人民站在一起,作為他們的抗爭后盾。

提高人民認識輻射

大馬自然之友是活躍于北馬非政府組織之一,也是20年前最早向紅坭山村民伸出援助之手的環保組織,作為一個環保組織,它的反輻射、反核立場是不容置疑的。

事實上,為了提高當地人對輻射的認識,早在今年7月,三蘇已經和當地居民進行了一場非正式的研討會,用當年紅坭山亞稀廠的慘劇為例,讓更多民眾認識輻射及其帶來的副作用,他說,此舉旨在提高人們對輻射的認識。

不管怎樣說,讓更多人認識輻射帶來的災難性傷害,也有助于日后的抗爭活動。

妥善處理 輻射毋懼

當年紅坭山的抗毒運動鬧得轟轟烈烈,這種螳臂擋車的做法,贏得了國內外的喝采聲不絕。
在一面倒的輿論當中,大馬核能專家,國民大學核能科學部前負責人昔羅斯里博士指出,很多人對輻射存有負面看法,但實際上,輻射在全球受廣泛應用。

站在學術的角度來看,他說,新稀土廠的作業方式,確實符合了國際安全標準。

符合國際安全標準

“從該集團提供的各種數據來看,不論在防止輻射泄漏、保護工人、廢水處理以至有毒廢料的儲存等等,都在符合大馬和國際安全標準的情況下進行。”

據該集團的數據顯示,他說,其輻射劑量是很低的,低過國際原子能局、大馬原子能局所定下的標準。由于原料有別(原料來自澳洲礦場),有關廢料的輻射在第10年已經不活躍了。

“我明白人們對輻射深感恐懼,但凡事應有論有據,而不是無的放矢,如果我們要反對建廠計劃的話,應該找出它造成人民健康受損、污染環境的證據,而不是過于情緒化。”

核能源未來受看好

“其實,輻射不儘然帶來壞處,也帶來很多好處,它廣泛用在研究、試驗和醫學上,同時熱量能夠產生核能源,是未來最受看好的新能源。”

他說,在天然氣、石油、煤炭不敷應用下,核能源已崛起成為另一種替代能源,多個國家都在多方鑽研,大馬在這方面也不應過于落后。

昔羅斯里博士跳脫政黨身分,強調自己是以學術人士的角度剖析有關建議,並提供上述的意見。

他也是雪州烏魯冷岳區的國會議員,為回教黨代表,身為核能專家,他受邀出席今年7月份的交流會,聆聽Lynas集團管理層和各政府部門的匯報會。

第三者評估 安民心

鑭元素,為稀土元素的一種,在資源越發緊絀的今天,稀土的珍貴程度僅次于石油。
當疑惑、不解、無知、憤怒等情緒膨脹成為張牙舞爪的怪獸時,就會產生種種臆測、以訛傳訛的謠言,令人真假不分。謠言困身,只怪新的稀土廠惹來太大的爭議。

自從Lynas稀土廠計劃曝光之后,各種不利傳言四處流竄,有人擔心Lynas稀土廠一旦爆炸的話,會殃及這一帶的工業區及民宅;有人傳出Lynas早前 因河流污染而被中國政府驅趕;有人說澳洲政府禁止任何會導致輻射的工業在澳洲設廠;不少人擔心巴洛一帶的河流、空氣將會被污染等等,流言蜚短流長,進一步 削弱了當地人對這家企業的信任度。

不過也有人把它歸咎為政治因素,因為一小撮政治人物的炒作,讓遵循正常管道前來投資的外資,成為人民的公敵,把單純的投資課題演變為政治課題,操弄人民的情緒,把問題嚴重化。

針對坊間種種的流言和質詰,三蘇大力建議,為了說服當地人、非政府組織和環保分子,這家澳洲企業有必要聘請第三者作為顧問,評估其作業方式的安全水平和面對的風險,才能一次過厘清所有爭議。

“有關的評估報告應該交由第三者來進行,這樣才會顯得公平、不偏私,也能夠說服公眾,這應該是最佳的解決方式。”

Lynas投資 帶來商機

澳洲上市公司Lynas集團來馬投資12億令吉,以在彭亨關丹格賓工業區設立稀土提煉廠,這也是東海岸走廊單一最大宗的投資計劃。

有關的稀土廠主要是加工處理該集團在西澳Mount Weld的土壤,這種土壤含有鑭(Lanthanide),它是其中一種稀土元素,用來生產科技產品,用途廣泛。

在此項計劃之下,這些含有稀土的土壤將從西澳運抵關丹港口,再交由格賓稀土廠加以提煉,預料每年營運成本為3億令吉,一年為大馬掙取8億880萬令吉外匯。

此外,該廠為當地人帶來可觀的就業機會,其將聘請350名熟練和半熟煉技工。

建議中的廠佔地101.25公頃,如今填土工程已經完成,不過因融資問題一度停工,原本該公司一度希望引入中國股東,但此項建議已被澳洲政府否決。

通過內部融資計劃,如今該集團已籌獲新的資金,預料它將于今年杪之前全面復工,2011年完工。



要設廠先給居民承諾




巴洛(Balok)是最靠近格賓工業園的住宅區,大大小小的花園住宅和馬來人新村約有10個,人口不多不少在5000人左右,與建議中的“毒廠”為鄰,該區今年中成立了抗毒行動委員會,表態抗毒反輻射。

到底這股反對力量能夠凝聚得起來嗎?說是與紅坭山村民看齊,但有多少村民有與大財團、威權制度展開拉鋸戰的覺悟?抗毒運動考驗著人性。

紅坭山村民群起反抗亞稀廠,長達10年的抗毒運動深入民心,且成為巴洛一帶居民欲仿傚的榜樣。
離格賓工業園區區2公里的巴洛是一個馬來社區,90%的居民都是馬來同胞,是回教黨傳統強區,所以也有人直斥相關的抗毒計劃,其實是帶有政治隱議程,別有用意。

不管怎樣說,政治理念的不同,不該是這項課題被政治化的理由。

攸關民生、健康、環保等的重要課題,也不該淪為政黨的政治籌碼。

要Lynas集團100%擔保

演變至今,關丹的抗毒運動有點失焦,被形容為政治鬥爭,多于民生課題。

當中有人巴不得號召全關丹人團結起來反對澳洲稀土廠“入侵”關丹,也有人冷漠以對,認為民難以官鬥,最終抗爭行動還是以失敗居多。

不管是鼓動抗爭,還是無奈接受,抗毒運動的焦點和最終目的是保護村民遭受輻害毒害,以及環保。

巴洛村民行動委員會主席安丹蘇拉指出,輻射的害處,小學教科書都有列明,他們的反對,無關政治,而是為了居民的健康。

“雖然政治理念不同,但我們是巴洛居民,也關心環境、關注下一代的健康。”其他的村民也紛紛認同,他們說,政治是政治,輻射是輻射,一旦新的稀土廠投入運作之后,居民面對中輻射毒的風險,以及環境遭污染的現實。

“這是現實,與政治無關,村民要Lynas集團100%的擔保,村民不會遭受輻射的傷害,以及環境不會變質。”他補充。

廢料處理無法達共識

事實上,大馬Lynas公司管理層不久前曾與行動委員會對話,但雙造就廢料處理問題上無法達致共識,村民一直覺得該集團欠他們一個承諾。

安丹認為,Lynas集團在有毒廢料的安全處理問題上,應該解開民惑,讓居民安心。

據了解,Lynas稀土廠在提煉稀土過程中將產生三種廢料,即石膏、石膏副產品和鐵磷石膏(iron-phosphor gypsum)。由于鐵磷石膏含有輻射,它的安全處理問題,已經成為各方焦點。

儘管Lynas集團在交流會上透露,前兩項廢料將加工成為建築材料,至于鐵磷石膏的用途,則與本地大學和各有關政府機構進行研究和發展,把它轉為安全、高價值副產品。

不過,環保組織和居民不接受這個說法,認為該集團在耍官腔,沒有誠意,且無法保證居民免遭輻射侵害。

千里設廠引起猜疑

巴洛,距離格賓工業園只有2公里,是最接近Lynas稀土廠的民宅,該地大大小小概括10個花園及馬來新村,人口約為5000人左右。
到底Lynas集團來馬設廠純粹是商業考量,抑或有其他目的?這是令人深感興趣的答案,也導致該集團不斷承受抨擊。

“為什么這家澳洲集團不惜遠渡重洋,來到相隔萬里的關丹設廠?”這不僅是巴洛居民,也是各非政府組織最大的疑問。

儘管Lynas集團聲稱中國政府改變政策,禁止稀土出口,促使它選擇來馬投資,同時投資大馬的成本低于澳洲,且關丹的地理環境符合了稀土提煉廠的所有生產條件,但任憑它說得焦唇干舌,卻沒有多少人相信,人們傾于相信自己腦袋中的邏輯思考。

無法提供滿意答案

他們也說,有關稀土廠的原料不是來自本土或是關丹,而是澳洲。“千里迢迢的把原料運來此並設立加工廠,背后是不是有其他原因?”這是第二大的疑問。

事實上,他們不滿Lynas集團無法提供滿意的答案,並表示已經做好抗爭的準備。“若果我們的健康真的受損的話,別無選擇,只有站出來。”

冀真誠對話拒官腔

攸關健康、民生和環保課題,關丹居民踴躍接受訪問,並表達了他們反對稀土廠的意願。
在巴洛區,最接近格賓工業園的馬來新村只有2公里,即使是較遠的花園區,也只有5公里。居民不是在此住了幾十年的傳統馬來家庭,就是因工作而定居在此的外地人,他們在這一帶工廠工作,並組織了家庭,不少人已把它當作故鄉看待。

這些外地人有的來自彭亨,也有的來自東海岸其他州屬,他們異口同聲的說,來此工作十多年,這裡已成為他們的落腳處,以后也是他們子女的家鄉,不希望這裡遭到輻射破壞。

“若他們(Lynas集團)要在這裡儲蓄廢料的話,應該先獲得我們的同意。”

走了一趟巴洛,發現當地居民的情緒相當高漲,不滿設立稀土廠且100%反對輻射,涉及自己和子女的健康安全,不少人建議Lynas搬廠。“最好它能夠搬去更偏僻、更遠的地方,無人小島最適合。”

村民要厘清疑竇

至于該集團額外提供350個工作機會,不少居民說,有工作當然好,但為了保住這350個人的工作,卻犧牲了巴洛、關丹人的安全,划得來嗎?

而安丹也表示,他們還在等待與負責稀土廠建設工作的大馬Lynas公司展開第二次對話,“我接獲大馬Lynas負責人來電,說希望與居民展開第二輪對話,目前正在等待對方的安排。”

他透露,為了厘清疑竇,村民並不會拒絕與廠方對話,但他提醒,居民要的是對話、交流,但不是只涉及一方的匯報會。

其實,他說,若是該廠提供工作機會且又保證安全的話,居民是不會反對的,“我們只是反對發生第二個紅坭山悲劇。”

憂人為疏忽輻射泄漏


巨額的用水量和廢水處理系統,是爭議的原由之一。

關丹居民沈春祥指出,一旦投入生產之后,該廠1小時需要500立方公尺的自來水,即相等于3個標準奧林匹克游泳池般大的用水量,如此龐大的用水量,他擔心關丹市區的水源供應將受影響。

“由于人口、屋子不斷增加,關丹市區不時發生局部制水問題,加上我們靠水壩發電,所以一停電,就制水,關丹靠海,淡水供應來自巴洛河。”雖然說相關稀土廠的廢水可以再循環使用,但他關注關丹水源供應會否進一步緊張。

他也是公正黨關丹區部宣傳主任兼關丹市支會主席。

多數人利益受損

除了用水量,廢水處理則是另外一項課題。“該集團能夠保證排放至巴洛河的廢水100%安全嗎?”他也提出廢水處理之后余下的渣滓該何去何從的問題,“這些遭污染的渣滓該如何處理?”

同是公正黨關丹區主席丘福泉則把新稀土廠形容為一小撮人得利,卻要廣大民眾買單的投資計劃,“投資可來可去,但居民卻是世世代代住在此,若是有關投資計劃造成大多數人的利益受損,甚至影響人民健康的話,它有必要重新檢討。”

他認為,儘管Lynas集團一再保證安全,但若果在生產過程中出現人為疏忽的話,我國有能力進行阻遏輻射泄漏的危機處理嗎?“既然有輻射泄漏的風險存在,我們不能不做好危機處理的設想,以及相應的安全措施。”




有別亞稀廠勿混談



面對居民和非政府組織投下的不信任票,以及排山倒海而來的指責,相信是出乎澳洲Lynas集團的意料之外。

成為輿論箭靶之后,它的一舉一動被人放大,人們不接受它的解釋,只關注它會否成為另一個亞稀廠。

到底這種一面倒的指責對它是否公平?輿論的矛頭該對準這家澳洲企業,還是核準有關投資計劃的政府單位?

這就是用來提煉稀土的土壤,長久暴露在大自然中,它的輻射度己大為減弱。
心而論,把建議中的關丹稀土廠和二十多年前的紅坭山亞稀廠相提並論,既不正確也對Lynas集團不公平,不全是因為時間的因素,大環境的改變,以及人民的教育水平有所提升,才是最關鍵的。

至少,在資訊爆炸的今天,有關輻射、稀土的知識唾手可得、巴洛一帶的居民並不孤單,他們獲得關丹居民,以及全馬各地環保分子的支持和聲援,即使是主流媒體不報導,網絡媒體也成為傳聲筒,散播全球。

格賓廠輻射含量低

比較二十多年前,今日的國際企業也更加注重社會道德責任,加上環保不但是大勢所趨,綠色經濟也成為許多企業更高的目標,Lynas集團也要追上這股“綠潮”,維持國際形象。

事實上,大馬Lynas私人有限公司(澳洲Lynas集團的獨資子公司)總經理瑪斯沙開門見山的說,該公司不是亞稀廠,兩者無從比較,格賓稀土廠(以下簡稱格賓廠)的一切作業方式不只符合大馬標準,也符合澳洲和國際的輻射安全標準。

他一面說,一面領記者去看該集團獲得各輻射監管單位批准信件,以示沒有欺瞞成分。

據他解釋,原料不同,輻射含量也各異,格賓廠的輻射含量是很低的,同時也不會對工人、週遭居民的健康造成影響(參考圖表)。

亞稀廠用的是含輻射最高的獨居石(amang),而該集團用的是來自澳洲Mt.Weld土壤,釷的輻射度低于獨居石的50倍。

不會有輻射泄漏危險

也因為如此,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料的輻射含量是很低的,僅為亞稀廠的三百分之一,同時其採用國際標準的作業方式也不會有輻射泄漏的危險。

他歡迎那些欲進一步了解詳情的人,如居民、環保分子可以預約上門了解情況。

實際上,他說,由始至終,他們採取開放的態度。“那些願意相信我們的人,會相信;那些不願意相信我們的人,不管我們說什么他們都不會相信。”

從這幾句話中,看得出他對于居民的不信任,多少有些無奈。

保證符合環保零廢除

大馬Lynas私人有限公司總經理瑪斯沙:我們不是亞稀廠,原料不同,輻射也不同,來自Mt.Weld的土壤,含輻射度很低。
面對一面倒的輿論、居民、環保組織的控訴,他說,該公司仍會繼續與巴洛村民對話,讓居民了解真實的情況,取得居民的合作。

他也澄清說,不管是吉隆坡的媒體匯報會,還是關丹的政府官員交流對話,他們不是策劃者,只是其中一家受邀參與匯報會的公司,兩項匯報會都由州政府一手策劃。

研究再循環廢料

所以,若有人或是組織對匯報會的安排有異議,應該交由政府單位解釋。“匯報會的目的,是他們向人民解釋發執照給我們的條件、標準和監管,我們是受邀的一方。”

對于坊間種種控訴,合理的,他們會聽;不合理的,他們也不會刻意去做什么。

比如說,為了平息輿論,以及讓當地居民安心,他透露,該公司已提早著手研究如何再循環這些含有輻射的廢料。

“在格賓廠還未投入生產的情況下,我們的澳洲總公司已經針對鐵磷石膏進行研發,成績令人鼓舞。”在此之前,該公司的建議是與大馬原子能執照局和本地大學進行再循環和增值的建議,被居民和環保分子抨擊為考慮欠周詳。

至于用來儲存廢料,只能維持18個月的臨時儲存槽,一度令當地居民擔心萬一廢料儲藏超過18個月的話,豈不是泄漏輻射?

他派出定心丸,指出,“隨著有關的研究已經展開,我們有信心可以在18個月的期限之前,研發出如何再循環這些廢料,以做到零廢除的承諾。”

他一再重申,身為一家綠色的公司,格賓稀土廠所採用的生產作業方式是符合環保、零廢除的。

選關丹設廠有因由

格賓Lynas稀土廠,一度因資金問題停工,如今已籌獲足夠資金,預料將于年秒前復工。
與此同時,瑪斯沙也不厭其煩的,再一次解釋了為何Lynas集團最終選擇落腳關丹格賓的原因。

“還沒有到彭亨之前,我們已獲得澳洲、中國政府的設廠批准,但經研究之后,我們發現澳洲設廠不符經濟效益,成本過高,隨著中國宣佈禁止稀土出口之后,我們被迫改變計劃。”

他說,該集團照樣可以在中國設廠,但稀土卻受制于不能出口,所以他們決定放棄設廠計劃。

該集團把目標轉移至大馬之后,首個設廠地點落在登嘉樓甘馬挽的德洛嘉隆(Telok Kalong),並做好了所有的相關研究,但過后大馬國際發展局(MIDA)卻指示該集團搬至關丹格賓。

“最后我們同意遷至關丹格賓地區。”他強調,這就是整項事情的來龍去脈,沒有任何隱議程,而且三度更改建廠地點,也意味著該集團需要做出三次不同的研究,稱得上是吃力不討好。

嚴格處理廢水污氣

這就是巴洛河,關丹居民擔心未經處理的廢水伴著河水流出大海,污染了海域,影響了漁夫的生計。
為了進一步的釋疑,他跟著解釋了格賓廠的廢水和空氣處理,期望多少可以消解居民們的疑慮。

“很多人擔心巴洛河因而受到污染,但這是不可能的,不論是廢水,還是空氣,只有在處理之后,才會排放出外。”他解釋說,所有的廢水和空氣將被引入處理系統,因為有關的處理系統就是為此而設計的,杜絕任何未經處理的廢水和空氣排放以污染河水和環境。

“我們另外裝置緊急廢氣潔淨系統,一旦原有的廢氣系統出現問題的話,還有后備系統,所有的廢氣只有在消除了硫酸和二氧化硫之后,才會釋放出去。”

他也說,任何排放出去的廢水和廢氣,必須符合大馬環保局立下的標準,以廢水為例,環保局研究員將在4個不同的地點採集樣本,以確保有關的廢水在釋放之前,已達致安全水平。

“格賓廠的作業方式是經過數據和科學驗證的,經得起考驗,不是空泛的。”

Lynas和其他行業的輻射暴露程度比較

★大馬原子能執照局制定技工暴露在輻射的風險水平為50毫希沃特/一年、醫院電腦斷層掃描人員每年承受2毫希沃特/一年的輻射、公眾暴露在輻射的風險水平為1毫希沃特/一年、而Lynas的每名員工每年暴露在輻射的水平為0.2毫希沃特,遠低于大馬原子能執照局的規定。

全身暴露在輻射中的急性健康損害

資料來源 :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BEIR)

真相一個表述各異

處理后的水將儲存在蓄水池一段日子,才會釋放出去。由于格賓廠的用水量大,該集團要建4至5個蓄水池。
真相只有一個,表述卻各有不同,這句話可以套用在格賓廠風波上。

到底居民和環保分子對Lynas集團的指控是無中生有,還是有的放矢?而Lynas集團的剖白是否真心,還是仍有隱暪實情?

我們都明白,過于情緒化只會讓人看不清事實,模糊了焦點,同樣的,在利益關頭,不容有失時,故作隱暪,也是人性所在。

一場明明可以用理智來判斷的爭議,卻因為過于沉重的歷史、難以釋懷的悲劇,而複雜化。

若果說當年的亞稀廠慘劇是因為政府的錯誤決策、監管不當所致,那么,今天激起彭亨子民反彈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相信答案就在大家的心中!



加強監管安民心




雖然當中相隔了四分之一世紀,但亞稀廠悲劇帶出的訊息是,若是監管不周,政府的錯誤,將由人民買單。

這應該是關丹子民最大的恐懼,他們既不希望日后發生輻射慘劇,但又無法改變建稀土廠的事實,只有轉而寄望各政府單位發揮它們的監管力量,不要辜負人民的期待。

也因為如此,全權監督格賓廠的大馬原子能執照局(AELB),責任重大。

早在Lynas集團的建廠工程還未進行,各有關監管單位,如環境局已率先前往廠址和河流收集數據,作為評估標準。
種種不信任、反彈的情緒層層剝開,信心危機應該是造成格賓Lynas稀土廠風波的主因,人民對政府監管單位是否能夠發揮出真正的監管力量、做人民的監控器,信心不大。

源自于對輻射的恐懼,也有人覺得遠離輻射方為上上之策。

針對居民的憂擔、恐懼,大馬原子能執照局總監拉惹拿督阿都阿茲指出,Lynas集團來馬設廠需要符合多項嚴格條件,且是經過謹慎評估,而不是草率、濫批的。顯然,此舉吸取了亞稀廠的教訓。

“我們十分謹慎且增設了不少條件,所有條件的大前提是它不能夠污染環境和損害人民的健康。”他道出。

他說,一旦發現該集團無法滿足這些要求、條件,或是污染環境,該局有權吊銷執照,要求馬上停止營運,並勒令他們把有毒廢料運走。”

人民有捍衛家園權利

“他們的原料來自澳洲,所以我們有權要求他們把有毒的廢料運走,我們不能任由這些廢料留下來毒害我們。”這也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不會尾大不掉,好像亞稀廠般的留下埋毒槽。

其實,這個部分正是關丹子民最憂慮、擔心的,他們擔憂以后落得和紅坭山村民同一下場,10年之后,稀土廠撤走,但有毒廢料卻留給他們,以及他們的世世代代。

阿都阿茲的這番話,無疑解除了很多人的憂慮。

他透露,他日一旦投入生產之后,Lynas集團每年需要撥出全年收入的0.5%作為廢料處理和相關研究,“若果是以一年10億令吉的收入來計算,0.5%的撥款,可以進行很多研究。”

人民安全放在首位

拉惹拿督阿都阿茲:一旦發現Lynas稀土廠不遵照我們的條件的話,我們有權要求它馬上關閉,並把有毒廢料運走。
拉惹拿督阿都阿茲也保證,大馬政府不會重踏覆轍,不會讓他國企業在我國撈了好處之后就撤退,把輻射遺害人民,“我是站在人民這邊,身為最重要的監管單位,我們對人民的健康安全狀況責無旁貸。”

他強調,他會把人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態度謹慎,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分階段發出執照給Lynas集團。

“只有在他們達致不同階段的需求和提升設備之后,我們才會發出相關的執照給他們。”比如說,格賓廠的廢水和廢氣處理系統不僅必須與建議書中的相符,且只有在獲得環境局的同意之后,該局才會發出原料入口執照,而不是在相關的安全設備還未完成的情況下,發出執照。

他也說,目前,相關的政府單位正在收集數據,如巴洛和關丹人的健康、血液狀況、致癌率、河水和空氣素質等等數據,作為日后的健康和環境評估標準。

“一旦格賓廠投入生產之后,我們可以用這些數據來比較之前和之后的各種情況。”如此一來,任何蛛絲馬跡都難以逃過政府的法眼,一有不妥,馬上會察覺。

大馬原子能執照局是在1985年,即亞稀廠慘劇發生之后才成立的,而拉惹阿都阿茲也是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顧問之一。

啟動廢料重處理計劃

大馬原子能執照局將劃出緩沖區,以把位于甲板的埋毒槽和頻繁的農作活動隔開。
與此同時,拉惹拿督阿都阿茲也趁機厘清亞稀廠位于甲板的永久埋毒槽的疑問。

他說,為了確保公眾的安全,讓村民安心,該局決定啟動廢料重新處理計劃,把含有輻射的廢料稀釋,因為要確保當地居民不會再度暴露在輻射當中。

“接下來,長達300年,有關埋毒槽將交由政府監管機構負責。”他說,設定300年的期限是為了要重新恢復當地居民對政府的信心。

至于埋毒槽附近的農作活動,他說,該處其實不適合進行農作活動,該局將設定緩沖區,以把埋毒槽和農作活動隔離。

“緩沖區的範圍為1.7公里,在此範圍內,禁止一切農作活動。”他說,該局已經通知了霹靂州政府。

據了解,第二階段的鐵桶處理和廢料安置工程將于明年中開始,並預料在2013年完成。

質疑短時間申請獲批准

傅茲雅:身為關丹人民的代表,只要有1%的輻射風險,我就要反對。
最先揭發Lynas集團在格賓工業園建設稀土廠的關丹議員傅茲雅堅持,即使只有1%的風險,他也反對Lynas集團的稀土廠計劃。

“外國集團前來關丹設廠、提供當地人工作機會,是好事,但若果代價是我們的人民因而面對輻射風險的話,即使是1%,我也無法接受。”

他強調,他揭穿稀土廠的計劃,不是為了阻止外資,更不是為了阻礙發展,而是真心擔憂此項建廠計劃帶來的輻射風險。

“我想,嚇走外資的應該是Lynas集團,不是我,因為它在大馬設立有輻射風險的稀土廠。”

詢及此項課題是否已被政治化,淪為政客的炒作課題時,他說,政治立場不同,不代表就要炒作課題,“最關鍵的是他們(廠方、各政府單位)無法說服人民和我,格賓稀土廠的作業方式是安全的。”

“萬一發生輻射泄漏意外的話,誰來保護關丹人的安全?”他反問。

不是考察提煉加工廠

他也質疑有關當局吸引外資、增加收入的說法,因為格賓廠享有10年新興工業稅務獎掖,政府無法從中得益、提高收入。“最大的好處,可能是350個工作機會吧?但人民要承受輻射的代價。”

他是觀察到Lynas集團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取得各有關政府單位的批准,而覺得有問題。“Lynas曾經邀請政府官員和議員去澳洲考察,但這批人考察的不是提煉加工廠,而是礦場,他們要如何擔保新的稀土提煉廠是安全的呢?”

“我不是負面思考的人,但身為關丹人的代表,他們必須說服我,它是安全的。”這是他的不肯妥協原因。

採訪手記:
須兼顧發展與環保

還未建竣的關丹格賓Lynas廠,是否是另一個“發展遇上環保”的課題?
關丹格賓稀土廠風波,可分成兩大派:一派是支持環保、零輻射,不管輻射含量多低,總之有輻射就有危險。

另一派是,在嚴格的執行安全作業標準下,有條件的讓低輻射的稀土廠前來大馬設廠,是可以接受的事。

實際上,受詢的核能專家把稀土廠事件和核能發展連在一起,因為含有釷的廢料,可在未來充作核燃料。

釷是一種放射性金屬元素,與中子(neutron)接觸時會引起核分裂,產生原子能源(atomicenergy),對石油儲存量只有10年的我們來說,這時候才來尋找替代能源,略嫌后知后覺了一點。

核能能夠節省科技產品能源,被視為是除了綠色能源之外的最重要的替代能源。

來到了今天,即使是把頭埋在沙堆中的鴕鳥,也明白到未來的世界有三樣東西最重要:水、能源和資訊。

而引入稀土廠的決策,是否為了未來人民的福祉,以及加速研發替代能源?

在全球資源減少、人人高喊愛地球的年代,這種“當發展遇到環保”的兩難局面日后將更加頻密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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