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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6日 星期六

與HIV共處

28 Jul 2013

無懼HIV只怕被排擠(第1篇)


報導:涂素燕
圖:楊淦祥
感染“人體免疫缺陷病毒”(簡稱HIV), 或者我們更習慣稱之為愛滋病病毒,能活多久?
這是過去很多人在問的問題。
愛滋病無法治癒,但隨著醫藥的突破,HIV感染者如同慢性疾病患者,只要接受良好治療,就可以過著跟一般人一樣的生活。
現在HIV感染者最怕的不是身上的病毒,只怕旁人無法理解、怕被人群排擠、怕沒有工作、擔心生活問題……
J已經想不起,5年前醫生拿著體檢報告,告訴他,結果是“人體免疫缺陷病毒”(簡稱HIV)陽性反應的情形,以及跟醫生的談話內容。
 他只記得,自己當時腦袋一片空白,但是故作鎮定,回答醫生提問的各種問題。
 駕著車離開醫院時,腦海里浮現老父老母的身影,想起如何跟伴侶坦承,眼淚不聽話地流下。
 他竟然開始在想自己的“身后事”,想像父母在自己葬禮上哭斷腸的身影。“現在回想,覺得自己真是個很有想像力的人。”
 這個年代,甚少人沒有聽過什么是HIV或愛滋病,J當然懂,他很清楚HIV的傳染途徑,也想過自己的生活習慣,“有機會”感染HIV。
病情控制得很好
 至于感染HIV以后,身體會變得怎樣、人生會怎樣,他說,一般的人都不會去想的吧?雖然報章會報導,但都是看過就算,或者根本沒有仔細去讀。
 直到自己感染HIV,他才有“真實感”。“事情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時,總是抱著一種僥倖的心理,但是,愛滋病真的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他接受藥物治療,病情控制得很好,他本來就是瘦削型的人,不說的話,沒有人看得出他是個病人。
 現在他面對的最大問題,不是死亡恐懼,他活了下來,跟所有不管有沒有HIV的人一樣,活著的一天誰也不知道自己會活多久。
 只要每天早上張開眼睛,發現自己還活著,他就必須面對當天的生活,甚至考慮未來的人生。
 除了感情最要好的姐姐和一兩位親密朋友,他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感染HIV這件事。“沒有這個必要,而且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接受。”
 他過著正常人的生活,工作、健身、跟朋友聚會。
 但有時候也會特別憂鬱,有時候是身體的不適;有時是擔心身體出狀況,尤其是流感季節,必須非常注意自己的免疫力;有時是害怕病情洩露,朋友會遠離自己或者影響到工作;有時是不知道未來怎么過。
 “還好我是經營自己的小生意,平時复診不需要向上司交待,收入也還過得去,只要身體不出問題,就可以正常過日子。”
定期治療不致惡化
 以前說到愛滋病,很多人會跟死亡劃上等號。
 李強于1991年發現自己感染HIV。
 那個年代,很多人還搞不清楚何謂愛滋病何謂HIV,只要聽到HIV測試呈陽性,就會以為是“中愛滋病”(HIV呈陽性和愛滋病不是一個概念,很多人攜帶HIV,卻未必會發病)。
 “我以前是一位吸毒者,那時的吸毒者很多都會共用針頭,根本就沒想到感染HIV這種事。”
 他在監牢里檢驗出HIV,那時聽人家說“中愛滋病”的人都不長命,以為自己隨時會死掉。
 他的父母已經過世,自己的生活不隱定,沒有固定工作,有時打一些散工,沉淪毒海,經常進出監牢。
 “那時心灰意冷,自暴自棄,覺得要是會死就死吧,當時也沒有定時看醫生,從監牢出來時會去看醫生,進了監牢后又沒看了。”
 一直到接觸粉紅三角基金會(PT Foundation)輔導員以后,他接受美沙酮藥物戒毒療法(Methadone),並開始長期接受HIV治療。
 美沙酮具有跟嗎啡一樣的功效,原來的同途是作為止痛藥嗎啡的代替品,以美沙酮代替海洛英等毒品,可以減輕毒品上癮者對毒品的依賴。
 “很多HIV感染者要是沒有定期接受治療,病情通常會惡化,或對藥物產生抗藥性,我的CD4指數(備注1)曾經一度降到很低,幸運的是,我后來定期接受治療,現在還是在服用第一線藥物。”(備注2)
 備注1:CD4是人體內一種主要白血球細胞,HIV感染者受到病毒感染后,週邊血管血液的CD4細胞數目會減少,所以臨床上常用CD4指數評估HIV感染者體內免疫狀況。
 備注2:沒有出現抗藥性HIV感染者吃的藥物稱“一線藥物”,出現抗藥以后的HIV感染者吃的藥物稱“二線藥物”。
不怕誤解坦然面對
 一直不遺余力推廣愛滋病醒覺運動的鄒旭雲(Michael Chow)笑說:“我感染愛滋病病毒22年,現在仍然是服用‘一線藥物’。”
 他也是吉隆坡信心協助中心創辦人,大家習慣稱他為邁可,他說,只要接受合適治療,按時服藥,HIV感染者可以存活很多年。
 還記得籃球巨星“魔術約翰遜”(Magic Johnson)嗎?
 他在1991年公開自己感染HIV,同時退出體壇,至今過了22年。兩年前他對媒體說,當年自己或許太早退休了。
 大部分HIV感染者現在面對的最大問題,不是醫療問題,而是如何跟普通人一樣,工作、擁有正常的社交生活、戀愛、結婚或擁有小孩。
 經過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民間二十多年來推廣愛滋病醒覺運動,社會對HIV感染者的成見已經沒有早年那么深。
 但捫心一問,當你接觸一位HIV感染者,你是否能夠以平常心對待他們?
 邁可公開自己的身分以后,今天走進咖啡店,還是經常有人對他指指點點:“他有愛滋病的”。
 面對這些,他說自己無所謂,他坦蕩蕩的,有什么好怕?
 他說得豁達,但如果你一直關注愛滋病課題,讀過邁可的故事,你就知道,他經歷了多少才有這種面對的勇氣。
 更多人卻因為社會的不理解和歧視,選擇隱瞞自己是HIV感染者。
拿督李國忠醫生:
誤解錯過治療良機

 我國傳染科權威拿督李國忠醫生(Dr. Christopher Lee)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投入HIV的治療工作,當時只有一種藥物可以治療愛滋病,服藥量多、副作用大。
 他說:“當時確實很多人因為愛滋病而死亡,但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藥物選擇,可以控制病毒。”
 今天的HIV感染者,跟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一樣,只要接受長期治療控制病情,可以如常吃喝、工作、玩樂。
 “大部分HIV感染者的生活,其實跟你我一樣,他們煩惱工作、買房子、還貸款,就跟所有普通人一樣。”
 然而,到今天還是有許多HIV感染者,以為自己無藥可醫,“他們以為來醫院也死,不來也死,所以沒有求醫。”
 另外,還有許多HIV感染者則認為,HIV是一個不能說秘密,而不敢上醫院,錯過求醫的最佳時機。
及早就醫切莫沉默
 今天,我們的社會,很多人依然帶著有色眼光看待HIV感染者。
 李國忠醫生說:“如果你告訴家人自己患高血壓,他們可能會關心你,照顧你的飲食,但如果你說我感染了HIV,大家一定會問‘你是怎么感染的’?”
 這時候,夫婦之間的婚姻可能破裂,家人的關系可能會出現問題,“雖然許多人的家人最后還是會接受他們,但是過程中會有很多難題要面對。”
 所以許多病人到今天還是偷偷摸摸來看醫生,一些病人因為太遲接受治療,病情已經非常嚴重,藥石罔效。
 他有一位病人,在檢測出HIV呈陽性4年以后才來見他。
 對方拿出當年檢測到HIV呈陽性時,其他醫院醫生寫的轉介信,“那封信皺到像‘咸菜’,你可以想像,他一定時常把那封信拿出來看,看了又折回去,重複過很多次這個動作,那封信才會變成這樣。”
 他呼籲HIV感染者,要及時求醫自救,及早接受治療,效果更好。
 “如果無法跟身邊的人討論自己的HIV檢測結果,可以上網、谷歌搜索治療的資訊,或者諮詢非政府組織、打電話給輔導員尋求援助,千萬不要保持沉默。”




有色眼光惡過病毒(第2篇)


報導:涂素燕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他們跟體內的“人體免疫缺陷病毒”(簡稱HIV)相安無事共處10年、20年。 HIV也許毒,但有時不及世間的冷言冷語、惡意排擠或過度同情來得令人難受。
所以有人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病歷;有人想瞞卻瞞不住。
李強和加瑪麗婭(Jamaliah)選擇了坦然面對……
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愛滋病規劃局倡導,個人有對自己的HIV檢測結果保密的權利,而且HIV檢測應當自願,人們有權拒絕檢測。
 在知道自己感染HIV以后,向自己的性伴侶坦承自己感染HIV是一種基本責任。除此以外,HIV感染者有對自己的病情保密的權利。
 然而,事實上,HIV感染者在許多情況之下,並沒有辦法對病歷保密。
 李強曾經是個藥物濫用者,因為共用針頭感染HIV。后來他接受美沙酮療法(Methadone)減輕對毒品的依賴,在接受長期HIV治療后,身體狀況良好。
 但作為HIV感染者,加上曾經濫用藥物坐過牢,過去他不管去到哪里求職,都受到歧視。
重新投入社會
 “很多公司在聘請員工之前,要先看員工的健康檢查報告,比如當保安一定要HIV檢測,只要人家知道你有HIV,加上坐過牢有案底,就不會雇用你。”
 根據他自己的經驗,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公司的人也會先入為主帶著有色眼光看你。
 “公司不見東西,同事馬上會懷疑你,認為你有HIV,你吸過毒,一定是你偷的。”
 身為過來人,他奉勸年輕人,千萬不要觸碰毒品或軟性毒品,只要走錯第一步,就很難有回頭之路。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重新投入社會,目前是粉紅三角基金會(PT Foundation)的義工。
 目前他已跟HIV相安無事共處22年,今天的他,對自己吸過毒和感染HIV的事,都坦然面對,對外人也不隱瞞。
 但很多外人一旦知道他身上攜帶著HIV,看他的眼光就會變成不一樣。
 李強是他的真實姓名,他說:“你寫真實姓名就可以。”
 “別人知道就知道,要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現在我正正當當在過生活,這是我自己的生活不是別人的生活。”
公平受雇知易行難
 在歐美國家,HIV感染者工作權益的問題長期受到關注,例如美國各州都有相應的地方法,保障HIV感染者的就業權利。
 一旦有HIV感染者在職場上受到不平等對待,事情往往會鬧上法庭,引起社會關注。
 我國目前為止並未挑起HIV感染者求職面對歧視的法律課題,然而,這不意味著我國所有HIV感染者均受到平等對待。
 儘管國際勞工組織倡導,在招聘或續聘員工時,HIV檢測不應該是必備的條件。
 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任何國家或機構,沒有必要限制HIV感染者居住、旅遊、工作、就學等,對HIV感染者權益的任何限制,都屬于歧視。
 不過,許多國家依然以保護國家免受傳染病襲擊及避免加重公共醫療負擔為由,強制規定申請工作證、居留證和移民的人,進行HIV檢查。
 我國許多公司在聘請員工時,也會要求員工進行HIV檢測,不過甚少HIV感染者會為此發聲。
 粉紅三角基金計劃經理(跨性別部門)妮莎(Nisha Ayub)說:“如果公司有相關規定要你檢測HIV,雖然你有權利拒絕,但是公司通常會用其他理由拒聘你,而你不會知道真正的理由。”
 吉隆坡信心協助中心創辦人鄒旭雲也說,雖然我國法律保障HIV感染者平等就業機會,但是一家公司雇用或拒聘一位員工,沒有一定的通用標準,公司可以各種理由拒聘一個人,並不需要以你是HIV感染者為由。
 “大部分HIV感染者,會放棄那些要求員工進行HIV檢測的公司,而加入那些沒有要求員工做HIV檢測的公司上班。”
成人成見影響兒童
 2006年,加瑪麗婭為當時6歲的兒子報讀幼兒園,她坦承告訴校方,自己的小孩在母胎感染了HIV。
 雖然我們知道HIV感染的途徑(性行為、共用針具、輸血、垂直感染、哺乳),但是一般人跟感染者一起上學、吃喝、遊戲,並不會傳染HIV。
 再說,她的孩子從小就已經被教導,跌倒流血時應該如何處理傷口,絕對不要接觸其他人,保護身邊的人免受感染。
 “但意外的事情很難說,我不希望發生任何意外,影響其他小朋友,我要保護自己的孩子,也要保護其他人的孩子,所以,我就告訴校方我的孩子是HIV感染者。”
 然而,她的坦承,換來校方拒收她的孩子。
 當時一位老村民站了出來,跟村里的人說:“我是鄉下人,不懂什么是愛滋病,但這件事如果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的孩子不能上學,我會很難過。”
 他說,很多人得了愛滋病都不會說出來的,可是加瑪麗婭說出來了,她是為了自己孩子的安全和其他孩子的安全才這樣做,為什么不能讓這個孩子來上學?
 在醫生、非政府組織、一些村民的協助之下,最后是縣教育局發信給校方,指示校方接收她的孩子。
 現在她的孩子已經13歲,她總是教育自己的孩子,跟身邊重要的人坦承自己是一位HIV感染者。
 學校的師生都知道他是HIV感染者,他過著一般校園生涯,同學們、好朋友一樣跟他玩在一起。
 “小孩之間其實不在意你是不是有病或什么身分地位,有成見的往往是成人,當家長對HIV感染者有成見時,他們的孩子才會有成見。”她說。
加瑪麗婭:學校無權拒HIV孩童上學
 加瑪麗婭表示,今天還有一些學校在家教協會的壓力下,拒絕錄取感染HIV的孩童。
 “這些孩童有些來自HIV收容所,他們就算想隱瞞自己的身分也不能。”
 這種事情並非發生在鄉區,而是發生在教育水平普遍比較高的城市地區,她說,許多家長,對HIV抱有偏見,這跟他本身的教育水平沒有關系。
 許多家長因而沒有把感染HIV的孩童送到學校,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上學的權益,也不敢為自己的孩子爭取權益。
 大馬在1995年採納《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CRC),承認兒童與成人一樣,擁有和平、自由及法律上的權益。
 感染HIV的孩童,享有跟所有孩童一樣的保健、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和護理服務的權益。
 她要求記者一定要把這句話寫出來:“每個孩子都有就學的權利,學校不能拒絕HIV感染者上學的權益,家長應該送他們的孩子去上學。”
受不了壓力自動放棄
 粉紅三角基金長久以來從事HIV感染者的關懷工作,除了提供無家可歸的HIV感染者,有個歇腳的地方和基本食物,他們也致力推動HIV防治、醒覺運動,並提供輔導、爭取權益等援助。
 妮莎表示,確實有許多人因為感染HIV,在求職、升學時面對許多問題。
 “曾經有一位學生,獲得獎學金進大學,但大學規定做體檢,我們的律師跟進他的事件后發現,如果他拒絕接受體檢,就必須放棄這筆獎學金,因為這是那所大學的規定,我們無法通過其他方法協助他。”
 這位學生為了避免病情洩露,選擇放棄這筆獎學金。
 許多HIV感染者在透露自己的病情以后,通常會面對很多問題,導致許多人情願放棄升學或工作上的大好機會,也要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病歷。
 她說,有時候未必是公司逼退你,職場上守不住秘密,你可能只告訴相關人士你有HIV,可是馬上就傳遍整間公司,不管你走到茶水間、廁所,都有人對你指指點點。
 “一些HIV感染者並不是被公司辭退,而是因為承受不了這種壓力,自己辭職。”


醫學角度:準備充足可生育(第3篇)


報導:涂素燕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人體免疫缺陷病毒”(簡稱HIV)感染者可不可以結婚? 應不應該結婚?能不能夠有孩子?應不應該有孩子?
這是人性的基本情感需求,也是醫學技術層面問題。
對衛道分子來說,則是道德倫常問題……
人活在世上,愛人、被愛、戀愛、結婚是基本情感需求。
 HIV感染者J說:“HIV感染者也是人,只要活著,就會愛上人或想跟一個人在一起,不過感染HIV以后,跟一個人交往,要考慮的東西很多,通常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當一個HIV陽性者(HIV感染者)愛上一位陰性者(沒有感染HIV的人),“要如何跟對方坦承自己是陽性,坦承以后對方能夠接受嗎?”
要跟對方坦承
 “當然不管怎樣你還是要跟對方坦承,這是你的良心和責任。”他加重語氣說道。
 他說,就算對方願意接受你,你也會覺得自己是對方的負擔,懷疑對方是不是出于同情才跟你在一起?
 “你要怎樣保護對方,確保對方不受你感染,種種心理壓力往往讓雙方的關系變得很緊張,不容易維持。”
 但他認識一對伴侶,能夠從這種狀況中調適過來,雙方成了扶持的伴侶,關系反而變得更穩定。
 即使是交往中的伴侶,在檢測出HIV陽性后,要繼續維持關系,也會面對很大的考驗。
 J跟伴侶坦承自己感染HIV,半年后,他們就分手了。
 “首先對方一定會問的問題是,你是如何感染的?”
 當他坦承自己是“偷吃”感染,他們的關系出現很多問題。
 “雖然他願意接受我受感染的事實,要跟我重新開始,但是他已經無法像以前一樣信任我,而我就算后悔‘偷吃’,也已經太遲了。”
有風險並非不可以
 三年前,HIV感染者鄒旭雲(邁可),以一場隆重的婚禮,告訴全世界,HIV感染者一樣能夠愛,可以找到自己的歸宿。
 邁可也是本地一位活躍的紅絲帶運動大使,長期投入愛滋病關懷和防治工作。
 其實,在歐美國家,有不少像邁可一樣步入教堂的HIV感染者,他們當中有的彼此都是HIV感染者,也有一方是感染者,另一方是陰性的,有些后來擁有了自己的孩子。
 結婚生孩子,本來只是男女之間你情我願的事,但是HIV是傳染病毒,感染者的戀愛婚事因而經常被放大來看。
 關于HIV感染者結婚生孩子,邁可嚴肅地說:“這需要從醫學跟人道的角度來看。”
 他接著說,從人道立場來說,HIV感染者一般不被鼓勵結婚生育孩子,可是從醫學立場來說,雖然有其風險,但並非不可以。
 在他的婚禮上,長期致力于HIV治療及關懷HIV防治工作的傳染科醫生李國忠,就當著一眾賓客的面前說道:“如果有一天邁可想要生小孩,沒問題,可以隨時找我。”
 他笑說:“出席的醫療人員都開始緊張了,因為他們會很忙。”
通過人工授孕降風險
 作為一位醫生,大馬傳染科權威李國忠如何看待HIV感染者,應不應該結婚生孩子的問題?
 他想了想說道:“隨著HIV的傳播越來越普遍,有一天我們的孩子可能真的會告訴我們,我要結婚了,我的伴侶是HIV感染者,那時我們會怎樣面對?”
 他表示,以今天的醫藥水平,兩個HIV感染者接受藥物治療后,要是效果良好,並且在進行性行為時使用安全套,他們的婚姻品質一般不會有太大影響。
 “就算一方感染HIV,另一方是陰性,要是感染那方接受藥物治療后,病毒載量已經降低到檢測不到的水平,加上使用安全套,陰性那方還是有可能不受感染。”
 要是他們婚后想要孩子,以現在的醫療條件,還是可以通過人工授孕、剖腹生產等方式,降低嬰兒感染的風險。
 要不要結婚生孩子,其實是取決于個人意願,雙方是否願意互相支持,以及承擔可能面對的各種風險。
 尤其當一方是感染者,另一方是陰性,他們需要承擔的風險,包括本來是陰性的人可能受到感染,及未來生產時孩子受到感染的風險。
孕前先與醫生討論
 HIV陽性的母親,可能在妊娠后期、分娩和哺乳過程中,把HIV傳給寶寶。
 但這不意味著HIV陽性的父母,就沒有機會誕下陰性反應的嬰孩。
 加瑪麗婭(Jamaliah)1998年檢測出HIV呈陽性反應,當時她的CD4(備注1)還處于不需要藥物治療水平。
 兩年后她意外懷孕,這是她的第三個孩子,“當時我沒有關于HIV方面的常識,因為害怕被醫生責怪,不敢馬上告訴醫生自己懷孕了。”
 她不知道該怎么辦,一直非常焦慮,總是擔心胎兒會感染HIV或有其它問題。
 直到懷孕4個月,她才接受輔導,跟醫生討論自己的情況,並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不過 孩子還是感染了HIV。
 她后來才知道,感染HIV的母親,及早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可以降低感染胎兒的風險。
 現在她成為一位愛滋病關懷義工,她總是跟其他女性分享自己的經驗,勸告她們如果想要孩子,應該先跟醫生討論、接受輔導及做好各種準備,降低嬰兒感染的風險。
 “很多感染HIV的女性,都能夠誕下健康的寶寶,至少現在我身邊的HIV感染者,她們的寶寶都沒有受到感染。”
 備注1:CD4是人體內一種主要白血球細胞,HIV感染者受到病毒感染后,週邊血管血液的CD4細胞數目會減少,所以臨床上常用CD4指數評估HIV感染者體內免疫狀況。
感染者有權追求幸福婚姻
 不久之前,本地心向太陽劇坊把邁可的真實故事,搬上了舞台,告訴大家,HIV感染者也可以擁有美滿的婚姻。
 配合這部舞台劇《愛永續》上映,該劇坊對公眾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以收集民意,了解民眾如何看待HIV感染者結婚和生育小孩的權利。
 問卷調查並非從醫學角度出發,純粹根據民眾本身看法。
 從問卷調查結果看來,近90%接受調查的民眾認為,愛滋病感染者應該擁有追求美滿幸福婚姻的權力。
 關于“假如伴侶檢驗出愛滋病病毒陽性反應,你會和他或她離婚嗎”這個問題,只有10%受訪者選擇會,48.4%受訪者選擇不會,剩下受訪者的答案是不確定。
  太陽劇坊主席沈國明表示:“有半數受訪者是抱著友善和開放態度,看待HIV感染者婚姻問題。”
 不過,關于HIV感染者婚后是否可以生育小孩的問題,有52.1%受訪者選擇了否,只有24.3%受訪者選擇了是,剩下23.6%受訪者選擇不確定。


正常接觸不會感染(完結篇)


報導:涂素燕
人類發現首宗愛滋病病例至今32年,公眾對“人體免疫缺陷病毒”(簡稱HIV)的觀念依然很矛盾。 許多人害怕HIV感染者,不讓HIV感染者跟孩子一起上課、不跟HIV感染者共餐,其實這根本不可能傳染HIV。
另一方面,在可能傳染HIV的情況下,比如性行為,大家的防範意識卻不高……
我國推動愛滋病醒覺運動至少20多年歷史,然而,今天,媒體在報導愛滋病課題時,依然必須把焦點放在HIV感染者受歧視的社會現象。
 社會對愛滋病的歧見,導致醫療人員及非政府組織,在推動HIV防治和關懷工作時,面對許多障礙。
 許多HIV感染者因為社會的成見不敢就醫,或受到社會排擠成為邊緣人,衍生其他社會問題。
 儘管今天很多人應該都知道HIV感染方式,這里不妨再說一次,HIV感染的途徑,僅限于接觸感染者的血液、精液、陰道分泌物及乳汁。
 但是許多人在面對HIV感染者時,還是會疑惑不安。
人人都有迷思
 我國傳染科權威拿督李國忠醫生(Dr. Christopher Lee)說,很多人的頭腦知道HIV沒有這么容易傳染,但是這里(他指著胸口)卻未必可以真正接受。
 他告訴記者自己的一個小故事,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他開始為病患治療HIV。
 有一次,他駕著車,遇到自己的病患在路上行走,當時下著雨,他毫不猶豫的邀請對方上車,但在開口以后突然想到:他是HIV感染者,讓他上車沒問題吧?這是我老婆時常坐的位子呢!
 他是醫生,當然知道沒有問題,但他也是一個人,所以會有這種迷思。
 許多人擔心跟HIV感染者接觸,其實是很人性的,他把這件事說出來,是想告訴大家,你不需要擔心接觸HIV感染者。
 “就算你跟HIV感染者一起吃午餐20年,你也不會感染HIV,我二十多年來經常都跟病患一起吃飯。”
 他說,就算跟HIV感染者共用同一個杯,也不用擔心。
 事實上,你無法確定,餐廳、小飯中心的杯盤是否都清洗干凈,你也不知道,每天在小販中心跟你一起吃雜飯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是HIV感染者,而我們並沒有因而受感染。
 我們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在職場上、學校、公眾場合排擠HIV感染者。
交叉性行為易中招
 如果說以為只要一起進食、握手、坐在毗鄰就會傳染HIV,是過去民眾對HIV最大的迷思。
 這種迷思是對HIV感染者最大的傷害。
 那么以為HIV只會在特定族群之間傳染,比如同性戀,這肯定是最大的誤會,這種誤會在傷害同性戀者情感之余,可能會“傷害”你自己。
 HIV一度被視為“屬于”同性戀之間的傳染病,因為最早被發現感染HIV的病患,大部分是同性戀者,衛道分子更把這莫須有的罪名加諸在同性戀者身上。
 當然,后來證實除了男同性戀者之間的性行為,共用針頭、輸血、男女的性行為,也是傳染途徑。
 早年我國HIV感染者一般是共用針頭的藥物濫用者,吉隆坡信心協助中心創辦人鄒旭雲(邁可)表示,政府積極推行美沙酮療法以及針筒替換計划,近年濫用藥物者共用針頭及感染HIV的情況已經減少。
 根據近年衛生部愛滋病及性傳染疾病部門統計,異性之間的性行為,已經成為國人感染HIV的主要原因。
 這同時也是全球的趨勢,男女之間進行不設防性行為,是全世界目前傳播HIV的主要途徑。
 棘手的是,許多男女通過性行為感染HIV,反而不容易及時發現,因為他們不認為自己有感染風險。
 “吸毒者一旦被捕,必須強制性進行HIV檢測,可是一般人要是沒有特別原因,很少主動做HIV檢測。”
 等到他們開始消瘦、身體出現各種狀況,肺部受感染時才求醫,可能已經太晚了。
 如果我們依然迷信HIV只會在特定族群流傳,那么HIV的防治工作將會面對很大障礙。
用安全套降感染風險
 李國忠醫生說:“性應該是美麗的事,但也存在風險。”
 這種風險不僅存在于跟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事實上也存在于伴侶之間。
 老式的說法是丈夫在外召妓,感染HIV,回到家后傳染給妻子。
 可是現在很多病例,未必接觸過性工作者,他們是被自己的固定伴侶感染。
 “當中包括已婚的和未婚的,被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丈夫或妻子感染。”
 這未必意味著他們的伴侶,一定是在跟他們交往的同時,還有其他伴侶才會感染HIV。
 他們可能只有一個伴侶,可是他們的伴侶過去可能有5個伴侶,這5個伴侶個別可能又結交過5個伴侶。當中只要有一位帶有HIV,其他間接有關系的人,就可能受到感染。
 性伴侶越多,或者你的性伴侶的性伴侶越多,感染的風險就越高。
 “感染HIV的人外表看不出來,大多數人都會覺得,沒有這么容易‘中’的啦,不會是我,可是他們卻感染了。”
 許多病人在感染HIV后對他說:“醫生,真的沒想到這么容易‘中’。”
 他有一位病患,一生人只有一個伴侶,可是就被這位伴侶感染了。
 他表示,最好不要有高風險的性行為,伴侶之間在進行性行為時,應該使用安全套,降低感染風險。
拒高風險行為防感染
 預防HIV感染最好的方法,當然是不要進行高風險行為,高風險行為包括共用針頭、跟性交往史不明的對象進行性行為,及進行沒有戴安全套的性行為。
 當然,如果雙方都是陰性,並且永遠都是一對一的性關系,自然沒有感染HIV的風險。
 現實是,誰能夠保證,自己是對方惟一的性伴侶,或者對方是自己惟一的性伴侶?
 粉紅三角基金計劃經理(跨性別部門)妮莎(Nisha Ayub)說:“我們沒有辦法防止性行為,只能夠鼓勵大家在進行性行為時做好保護措施。”
 然而像粉紅三角這樣的非營利組織,在向公眾和性工作者推廣使用安全套時,仍然受到許多阻撓。
 “有時候我們派安套給性工作者,反而成為他們賣淫的證據,所以很多性工作者都不敢要安全套。”
HIV檢驗有助預防
 李國忠醫生說,我們很難阻止公眾或自己的孩子進行性行為,我們也許可以教育孩子不要隨便有性行為,但是這並不足夠。
 “就像父母經常教導孩子,不要吸毒,可是還是有人吸毒,我們必須提醒公眾及孩子,性行為伴有的風險,進行性行為的時候應該使用安全套。”
 安全套可以降低HIV感染幾率,不過他也強調,安全套並非100%保障我們免受HIV感染。
 “這個世界上能夠保障你不受感染的人,只有你自己。”只有我們能夠決定自己選擇的生活。
 他說:婚前的HIV檢驗,或情侶一起進行HIV檢驗,並坦承相告及討論彼此的HIV檢測結果,也是預防HIV感染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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