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聽監視

公眾利益和個人隱私角力(上篇)

18 Aug 2013

報導：潘有文　
圖：李玉珍

　監聽和監視罪犯，是否侵犯個人隱私？ 　為了打擊罪案，政府已宣佈允許執法人員必要時，監視和監聽罪犯，甚至為保釋外出的犯罪分子戴上電子監控器。
　讓我們從法律和人權角度，審視監聽與監視的影響……

在這個科技時代，錄音、錄影、電話、電子郵件、追蹤器材，已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也是執法人員追蹤罪犯和搜證的工具。
　監聽電話，監視個人行動和攔截電子郵件，已是許多國家執法單位用來搜集罪犯的犯罪證據，以及預防罪案發生的方法。
　我國首相署部長兼表現管理及傳遞單位（PEMANDU）總執行長拿督斯里依德利斯8月1日宣佈，政府決定引用現有法律，允許執法人員監聽和監視罪犯和慣犯。
　有關行動分別是監視有組織罪犯，以監聽收集犯罪證據，以及為保釋在外的犯罪分子戴上電子監控器。
　警方為公眾利益進行監聽和監視，無可厚非，但這是否如一般人權分子所形容，侵犯了個人隱私呢？
　黃玉珠律師指出，雖然大馬憲法無明文指出人民擁有隱私權，但卻有保護人民資料的法令，並不允許一般人隨意竊聽、攔截電子郵件、濫用他人資料。
執法單位有監聽和監視權力
　目前為止，共有4項法令擁有上述功能，分別是1989年金融和銀行法令、1997年電腦犯罪法令、1998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以及2010年個人資料保護法令。
　一般人不能隨意監視或竊聽他人，但執法單位則不同，現有法令如1961年綁架法令、1952年危險毒品法令、1988年危險毒品（財產充公）法令、2012年國家安全（特別措施）法令以及刑事程序法典等，已賦予執法單位監聽和監視權力。
　此外，首相署兩位部長，即拿督斯里依德利斯和拿督劉勝權先后指出，執法單位也可援引1959年防範罪案法令，調查、登記和監視有組織罪犯。
　另外，一些法令如1998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及2009年反貪污委員會法令，特別是后者，也常被引用來監聽犯罪者的談話。
　當然，並非每個案件都符合監控條件，如果執法單位認為有關案件關乎生命安危、國家安全或防止罪案發生，必須緊急處理，才能申請監控某人。
　凡事講求證據，警方得到某些情報后，發現有人正在策劃犯罪計劃，才會把收集而來的訊息，整理成檔案交給總檢察署。
　“只要執法單位得到總檢察署的許可（Consent），就可以引用這些法令。”黃律師表示，警方認為有需要對某人或組織進行監聽或監視，即可向總檢察署提呈申請。　
待審犯人戴電子追蹤器
　她指出，總檢察署將會詳細瞭解警方提交的申請，確認有關案件需要監聽和監視，才會允準警方進行監控，並非毫無限制亮出綠燈。
　她說，2012年修改的刑事法典條文中，法庭可以諭令保釋外出的待審犯人戴上電子追蹤器，以及可記錄通訊的電子儀器。
　“但是，至今未有法庭這么做，因此未知是否可行。”她指美國和新加坡等國家已使用這種方式，取得不錯的效果。
　也許有人會說：待審犯人也有人權，這種監控方式是否已侵犯隱私呢？
　黃律師指出，許多人都會提出這個想法，但在公眾利益和個人隱私的天平上，或應該優先考慮前者。
監控必有原因？
　當提及執法單位監聽或監視某人，侵犯個人隱私的議題也會隨著浮現出來。
　一般人或會這么說：“擔心執法者濫用法令。”黃玉珠律師反問：“警方為何要濫用法令？怎樣濫用？”
　在她看來，當警方“懷疑”某人有犯罪的可能，就會開始著手調查，如果需要監控疑犯的一舉一動，就可能會引用相關法律。
　換句話說，警方監控某人的動作，民眾或當成是侵犯個人隱私，但如果某人的犯罪行為，侵犯了公眾利益，影響了一群人的生活安全，或就應該優先處理公眾利益。
若無惡意無需負責
　總檢察署審核執法單位提出的監控申請，許可后者執行監聽或監視后，如果發生一些狀況，是否需要為這個決定負責呢？
　黃玉珠律師指出，總檢察署不需要負責任何監控決定的后果，除非有關人士能夠證明該決定具有惡意或不良企圖，可通過民事訴訟解決。
　她指出，總檢察署是刑事檢控單位，如果被監控者認為自身人權或隱私遭侵犯，或可通過民事起訴，以便獲得賠償。
執法者素質待提升
　大馬擁有各種不同的法律，它們的目的皆是為了保障人民，但執法者的素質才是決定司法公正與否的關鍵！
　黃玉珠律師時常關注社會治安和人權，以及活躍社團內，目前是隆雪華堂婦女組主席，針對大馬的的司法情況，提出自己的看法。
　她指出，執法者是否依法執行每個案件非常重要，因為代表是否真正執行法律的正義精神。
　然而，她坦言，大馬執法單位素質還有待提升，才能贏得更多民眾的認可。
美日德監控法律
　一些國家已有明文規定，執法單位可以監聽或監控疑犯，以便達到打擊犯罪的目的。
　但是，這些國家也在普通法中規定，個人隱私權不應該由于監聽而受到傷害。
■德國
　該國有大監聽和小監聽法：
　●大監聽法是允許檢控和執法單位，在特定條件下，監聽疑犯私人住宅內談話，而且一些不該監聽的私人談話，如嫌犯與醫生、律師、國會議員、記者的對談，必須立即清除錄音。
　●小監聽是只能監聽公共場所發生的談話，監聽后只能以合法方式進行偵查。
　
■日本
　由于日本的犯罪情況、暴力集團、毒品與槍械違法交易日漸增加，該國早在2000年就開始制定《犯罪搜查之通信監聽法》，以打擊犯罪和維持國家安全。
　有關監聽法與德國相似，同樣禁止監聽嫌犯和一些領域的人員，例如醫生和媒體的交談記錄。
　
■美國
　1970年代，時任總統尼克遜濫用國家安全局（NSA）和聯邦調查局（FBI），監視反越戰和同情共產黨者，直至1978年該國才成立海外情報監聽法，限制情報單位任意竊聽外國勢力代理人。
　但是，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后，時任總統布什藉此重啟國家安全局無上權力，白宮法律顧問擁有一切監控行動審查權力。

監控乃雙面刃動機是關鍵(下篇)

報導：潘有文
圖：李玉珍

　監聽和監視手法是雙面刃，有好有壞，關鍵在于執行者如何使用！ 　執法單位向疑犯進行監聽和監視方式，出發點是打擊罪案，但也因為容易觸及民眾隱私的敏感神經，需要依法謹慎執行。
　更重要的一點是：避免監聽和監視過程中，讓一些無辜者成了代罪羔羊…

電話錄音或閉路電視錄影，已在生活中隨處可見，政府或執法者將它運用在監聽和監視上，卻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一圖勝千言，一段錄影可能就是勝于萬言，把整件事情脈絡梳理得更清楚。
　為了防止罪案和搜集證據，執法單位會使用的一個方法，就是監聽，從中收集更多有利執法的訊息。
　但是，就罪案搜證來說，黃玉珠律師認為，監聽或不足夠，能夠錄影也許才能使案情更透明。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對話或會有不同詮釋，如果監聽配合錄影的案件，就會很明確。”黃玉珠律師這么表示。
　她以發生在美國的“馬丁案”判決為例，該案由于證人口供不一，又無影片為證，或因此影響了判決。
監聽監視或牽連無辜者
　2012年2月16日下午，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桑福德郡一個社區內，當時28歲的社區守望相助隊員，白人和拉丁裔混血男子喬治茲莫曼（George Zimmerman），雖然不是在執勤，但卻幫社區內的人送一些東西，看見一名非洲裔年輕人在社區內某間屋后徘徊。
　他懷疑那人要幹案，于是撥電通知警方，並且一路跟蹤，最后失去對方蹤影；他向警方報告和約定見面地點后，就下車繼續查看，沒想到與對方照面，不知何故，茲莫曼拔出合法配槍射殺了該名男孩。
　這名非洲裔男子年僅17歲，名叫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有關案件今年7月中旬下判，茲莫曼無罪釋放。
　由于許多人懷疑這是一宗種族歧視案件，除了審訊過程中引起民眾關注，審判結果也引發不滿，以致全美一百多個地區的民眾上街抗議。
　黃玉珠律師表示，如果當時有錄影存證，還原事發現場情況，最后的判決或會不同。
　她指出，從防範罪案方面來看，有關當局需要監聽或監視存證，以便能更清楚案情；但是，任何的監聽或監視，也可能牽連無辜者，必須謹慎處理。
尋求更多民意認可
　“執法人員只要能依法執行，監聽還是有其可取之處。”她相信，這樣才能公正執法，避免殃及無辜。　
　雖然，她認為執法當局可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對罪犯進行監聽或監視，但並非以罪案率上升為理由，進行大量監聽或監視工作。
　對于有高官認為罪案率上升和廢除緊急法令有關，她不表認同，在沒有提供任何數據的情況下，這是一種草率的說法。
　同時，她對于政府因治安惡化而可能擬定新法，允準更多監聽和監視行動不以為然，這種解決治安問題的方法有待商榷。
　在社會人士看來，執法單位的監聽行動和竊聽無異，因為民眾認為此舉侵犯隱私，同時也有違道德，政府使用更多監聽或監視的手法降低罪案前，理應尋求更多的民意認可。
立法前宜聽人民意見
　政府有意在6個月內擬定新法案，以打擊嚴重和有組織罪案，這不僅令人心生疑問：難道現有對付犯罪事件的法律，不足以防止罪案發生嗎？
　同時，民眾擔心新法案會否侵犯更多個人隱私，制定新法案前，是否應聽聽人民的聲音呢？
　黃玉珠指出，政府立法前，應進行民意調查，但這種做法在我國極為少見。
　“政府先立法，變成許多時候遇到反彈時，又把它擱置，這對政府的形象並不好。”她說。
　就她而言，現在已是21世紀，不要再把人民當成是“不懂事的小孩”，應該公開處理這些議題，或許反而能夠得到更好的反應。
美國竊聽他國別有企圖
　提到監聽或監視，難免令人想起最近兩三個月內，在全球鬧哄哄的話題：美國的“稜鏡計劃”（PRISM），許多國家都成了美國的監聽對象！
　美國早于2001年遭911恐怖襲擊后，同年10月26日頒佈《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就已計劃透過竊聽和監視各國。　
　“稜鏡計劃”正是美國在有關法案下的重要“產品”，由美國安全局于2007年開始推行，這是一項絕密級電子監聽計劃。
　在黃玉珠律師看來，美國這些動作不只是對付和懲罰恐怖分子，同時含有其他目的，即美國想要當個真正的國際警察！
　“美國的竊聽不只是用在國內，還可用在其他國家通訊。”她認為，這即是說明美國早已另有打算。
斯諾登泄密引起爭論
　從人權角度來說，黃玉珠律師認為，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公開美國稜鏡計劃做法正確，就如維基解密一樣，敢于透露真相。
　因為，如果不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合約外判商的員工斯諾登揭發“稜鏡計劃”，全球人至今還一直被蒙在鼓裡。
　在該項計劃下，美國可以獲得國內外各種數據和內容，包括電子郵件、視頻、語音對談、影片、照片、檔案傳輸、社交網絡細節等。
　“也許，在美國人眼裡，那是背叛，但對于其他國家來說，這是一種勇敢和正義。”她表示，美國憑什么通過竊聽來干涉他國，這個做法並不尊重各國和人權。
　她指出，美國一直強調自由和人權，但卻說到做不到，竊聽和監視他國的行為，讓人無法接受。
德國竊聽和反竊聽課程紅火
　對一般人來說，監聽不是什么好事，這和竊聽無異。在一些國家，例如原本把竊聽視為敏感話題的德國，自美國“稜境計劃”曝光后，反而興起“竊聽經濟”風潮。
　在當地，一本由歷史學家尤塞夫教授撰寫的《監視下的德國》，今年二月發行時，乏人問津，現在則紅火得不得了，在亞馬遜網站成為熱門書籍。
　一些德國電影，如得到奧斯卡獎項的《竊聽風暴》，以及一些007系列影片，不斷在電視上重播。
　另外，反竊聽和偵測竊聽的軟件也熱賣，這可讓安全和信息技術公司樂翻了，一些教育機構趁熱開設“反竊聽課程”，吸引不少人報讀。
　竊聽或監聽不只是用在犯罪或防範犯罪，原來也可以形成經濟效應，德國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