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報人史話

黃兆壎：自發精神成功碁石（第1篇）

2 Dec 2012

報導：潘有文
圖：李玉珍、受訪者提供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大馬獨立前后，平面媒體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成為華社和政府溝通的重要橋樑。 　華文報的一眾記者在瞬息萬變的時勢中，利用自身知識和建立人脈關係，肩負起傳達新聞資訊的責任。
　如今，這些前報人如何了呢？本報《十分專題》走訪一些前報人，通過他們的點滴回憶和經歷，瞭解報業和報人的那些年和那些事；同時，放眼今日新聞從業人員的情況……

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報界、體育界和賽馬界，黃兆壎或“老黃”這個名字，在報界和讀者群眾擲地有聲。
　如今，他已屈91歲高齡，雖然行動有些不便，但依然能清楚的回憶那些年，當過記者的日子！
　1947年，黃兆壎加入本報擔任體育記者，隨后擔任體育編輯和副總編輯，並于1971年成為總編輯，直至1984年退休為止。
　說起他當記者的因由，就得提及羽球，因為這是他熱愛的活動，他希望華文報章能有更多和詳盡的體育報導，表揚華人在體育界的活動，于是他選擇加入報館成為體育記者。
　“40年代時，我就想進報館當體育記者，這樣才有機會表現，所以我一進到報館就是當體育記者。”黃老先生回憶當年的決心，似乎還一絲激動。
　在當時的華文報界，體育報導沒有專職記者，皆由普通記者兼顧，因此黃老先生堅持當體育記者，可說是華文報體育記者第一人。
　恰巧，1948年第一屆湯姆斯杯在英國舉行，大馬球隊成功進入決賽，這讓熱愛和熟悉羽球的他能夠大展“身手”。
　“我所寫的羽球報道比較不同，我能看到人家看不到的（東西），寫出（各隊和球員）的優點和缺點，也能看出勝負的關鍵。”基于這些優勢，他寫出的體育報道讀者愛看，也因而奠定他身為體育記者的地位。
自動自發是最大關鍵
　不只如此，他也參與我國的足球推展工作；在我國獨立那年，國父東姑阿都拉曼成立足總，並且設立默迪卡杯，他被選為委員會的競賽委員，負責編排章程，其工作表現獲得足總讚賞。
　同年，他也獲得電台邀請擔任體育賽事播報員，以聲音現場直播賽事，把賽場實況描述給聽眾。
　“種種成功都是努力的成果，自發精神很重要。我一生在報業，自發精神（才能）得到今天的成功。”對于自己的成就，他認為自動自發是最大關鍵。
　從體育記者到報館領軍人物，黃兆壎老先生一步一腳印，自發精神成為跨過每一個事業階段的助力，這也可做為現代許多在職人士的座右銘。
出街報紙作廢危轉安
　在黃兆壎的報人生涯中，有一件險過剃頭的事，讓他印象深刻。
　當時，報紙使用鑄字排版印刷，照片不能同時排版，而是另有負責人在黑房內置入照片，隨后才一起印刷。
　換句話說，總編緝看版時，並不會看到照片，只是檢視文字排版而已。
　報館作業方式是把第一份印刷出來的報紙，給總編輯過目，然后才再開機印刷，因此，黃老在擔任總編輯期間，做完工作回到家已超過午夜12時。
　事發當天，他把廠房印出的第一份報紙帶回家，細讀新聞和查看圖片，發現了一個大問題：一則訃文的照片，竟然貼上了當時國家大人物（在生）的照片！
　一旦出街，報館的麻煩可大了！
　于是，他即刻通知全國各地的報販：“報紙到了，千萬不可以送出去，另外會再印給你們！”
　經過一番折騰，及時制止了出錯的報紙流入市面，雖然幾百份報紙作廢，卻也因此免去一場事端。
　“當了10年（其實是13年）的總編輯，《中國報》沒有發生一件事情，政府要叫我去的，沒有！”黃老先生認為，那是他一切小心謹慎的緣故。
熱愛羽球寫新聞佔優
　黃兆壎當年不只是體育記者，嚴格來說他還是一名出色的羽球員。
　1941年，他未進入報館前，已在雪蘭莪乙組羽球公開賽拿下單打和雙打冠軍，並且進入雪州公開賽決賽，對壘當時的羽球王，也是第一屆湯杯賽單打代表之一的黃秉璇。
　在這之前，他已打敗另兩名參加單打賽的湯杯雙打代表楊德財和林其芳，但在決賽敗給球王黃秉璇。
　“輸給黃秉璇，我雖敗猶榮。”雖然羽球生涯成績不俗，奈何同年日軍入侵大馬，迫使他放棄運動員之路。
　然而，這卻成為當體育記者的優勢，因為自己愛打羽球，又和許多羽球員熟絡，寫起體育報導得心應手，頭頭是道。
　其實，得益不只是他自己，也讓愛看體育報道的讀者看到精彩的體育新聞，並吸引了一大票讀者。　
賽馬貼士準大受歡迎
　黃兆壎老生在《中國報》當體育記者時，不只是在體育報道上獨當一面，也因為熟悉賽馬和精于測馬，而吸引不少讀者關注。
　提起“老黃”這個筆名，當年的賽馬界和馬迷，甚至現在這一輩的馬迷都肅然起敬。
　他的一班球友中，有人也是馬迷，使他掌握賽馬知識和消息，因此能夠運用在報章的賽馬報導上。
　各報賽馬版需要五六個人手，包括採訪記者、編輯、負責看馬早操的記者等，但當時的《中國報》賽馬版，只由他一手包辦。　
　由于報館讓他自由發揮，才能兼顧體育和賽馬，除了定時定候到馬場觀察，寫出更為具體和詳盡的報導，他也喜歡測冷門馬，並特別在報章上推出“每場一冷”專欄，雖不是百測百中，但精準度極高。
　它的影響力大到什么程度？黃老先生指出，當時的賽馬卜基（Bookie）打電話給他，請他“不要寫到這樣準”。
　“我告訴他們，（如果每場）準確我早就是百萬富翁，那只是預測。”雖然如此，還是很多馬迷和卜基都一直留意他的測馬專欄。
　冷馬賠率高，黃兆壎老生生以“老黃”為筆名測馬，讓不少馬迷嘗到甜頭，馬迷入場帶一份《中國報》，增加了報紙的銷量和讀者群。
　不在報界后，黃老先生依然活躍在賽馬領域，也曾為一些報章撰稿，在賽馬界的聲名居高不下；2001年，賽馬寫作人協會（Racing Writer Association）還頒了一個獎給他，以表揚他的貢獻。
報界體壇表現獲肯定
　1957年，我國獨立時，國父東姑阿都拉曼成立大馬足球總會，並且決定舉辦默迪卡杯足球賽，當時的黃兆壎老先生也成為委員會成員。
　他是競賽委員，需與另一人聯手編制比賽賽程，必須安排出一個能夠吸引觀眾入場觀賽的賽程。
　這個賽程包括各國互相對抗的循環賽，即每個國家隊都會對上，然后才是半決賽和決賽。
　“打足兩個星期，每晚打兩場，如何吸引觀眾來很重要。”這對他來說是挑戰，但也是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
　結果，默迪卡辦了兩三年后，因為收入不錯，大馬足總已有能力購買一棟三層樓的大廈，賽程編排能吸引觀眾記上一功。
　“當時我獲得足總書記拿督郭見瓊的讚賞，還說我是運財童子。”對于獲得肯定，黃老先生感到欣慰。
　體育報導讓他在報界獲得肯定，更進一步延伸至協助國家其他體育發展，無疑是黃老先生人生中另一個重要的記錄。
建立人脈努力爭廣告
　1971年，黃兆壎升任《中國報》總編輯時，面對不小的挑戰，除了報館財源方面有待改善，人力資源也有不足，但他盡力而為做好自己的角色。
　他在華人社團和教育領域有著不俗的人脈，這點成了報館廣告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許多相關人士願意因為他而投置廣告。
　在報館內，他也得到同事的敬重，雖然人手不足，但同事間願意與他在工作上互相配合。
　他坦承，交遊廣闊和人事關係和諧，成了他管理和帶領報館穩步向前的關鍵。

潘仕洪：廣結人緣如魚得水

報導：潘有文
圖：李玉珍、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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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用這句話形容新聞工作者，因為不只是需用心撰寫新聞，還要用時間建立自己的人脈，以取得豐富的新聞來源！ 　前報人潘仕洪在社會新聞報導上有不俗表現，鄭潭運也曾是社團和政治記者，兩人依靠廣交朋友而掌握許多新聞來源，運用在採訪工作上，下的工夫肯定不會少過十年……

報章社會新聞報導警方、意外、各類案件，記者想要取得第一手新聞，需要與各相關領域，如警方、醫院等建立良好的人脈關係。
　20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報館社會新聞組（也稱意外組）記者群中，外號小潘（Kecil Poon）的潘仕洪可謂“強人”之一，除了報導許多重大社會新聞，也有不少獨家新聞。
　1967年12月中旬，潘仕洪進入《馬來亞通報》當記者，1969年下半年轉入《南洋商報》，先是擔任記者，后來升為社會新聞組編輯（主任），1999年退休。
　“2001年我又再回到商報，當了3年採訪主任后，才因身體狀況欠佳正式退休。”今年67歲的潘仕洪，若非健康問題，說不定還要在報界呆多幾年。
在警界人脈廣博
　在他當記者時，“Kecil Poon”這個外號在警界內擲地有聲，從高官至普通警員，不少人都能叫得出來，可見其在警界的人脈廣博。
　他透露，“小潘”這個外號，與我國其中一任總警長韓聶夫有關，當時由于華文報界有兩位姓潘的記者，為了區分而稱他為“Kecil Poon”，隨后這個稱號不脛而走，警界和報界都知他這個綽號了。
　潘仕洪身材瘦小，這個外號倒是對上了，但人小能力不小，好動的性格，使他在採訪上如魚得水，喜愛和人溝通也讓他結交了許多朋友。
　他稱自己的國語能力並非特別好，但還是有許多警察朋友，時常在休假時，找警察朋友喝茶聊天，人際關係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有時，警方出勤執行任務時，他和另兩位中西報記者跟著警方車子一起採訪，這可不一定是每位社會新聞記者能夠做到的事。
樂在其中沒遺憾
　當年，有一宗5名越獄犯的案件轟動全國，他第一時間從警方手取得5名逃犯的照片，輕易摘下該單重大新聞的頭彩，這就是他與警方保持良好關係的證明。
　然而，他和警方也有出現齟齬的時候；有一次，由于某警區的刑事調查主任在警局貼出告示，禁止記者採訪，也沒開記者會講述案情，這令他和另一位西報記者有意見，決定一起報導這件事。
　未料，該名西報記者竟然臨時決定放棄報導，只有他的報導見報，這令有關警官不快，所幸他和警區主任關係良好，在他的調解下，雙方冰釋前嫌。
　回首三十多年的記者生活，潘仕洪沒有遺憾，而且樂在其中。
　“如果來世還有機會，我還是做記者，因為人家還不懂得，我先懂，也先經歷、並且先看到和先知道，這是很有挑戰性的工作”。他說。
老爸提供新聞線索
　潘仕洪的社會新聞報導，常常快人一步，不只是因為和警方擁有良好關係，取得最快的新聞來源，原來他的父親也是重要線人。
　他還未進入新聞行業時，其父已在醫院範圍內經營水果檔生意，並且是當時某家報館社會新聞記者的新聞來源，但當潘仕洪入行后，老爸自然把線報留給自己孩子了。
　因此，只要是醫院範圍內的第一手消息，往往都先到潘仕洪手上，這得天獨厚的天時、地利、人和的三大優勢，成為他在採訪上的強項和便利。
　他笑言，當時除非他老爸叛變，即把消息給了其他記者，不然他都會獲得醫院方面的最新消息。
多角度採訪受青睞
　當時，不同報章的社會新聞線記者，雖然也有合作採訪，但更強調獨家新聞（Scoop），潘仕洪抱持“可以漏100條小新聞，不可以漏一條大新聞”的原則，因此有獨家大新聞絕不會手軟不報導。
　至于採訪手法，當時的方式多數是一單案件就一個新聞，但潘仕洪並不只是這樣，而是透過更多相關采訪，增加有關新聞的可看程度。
　他指出，他不只是報導來自警方的談話和案件本身，還會採訪事主家屬和親友，讓這宗新聞更有價值。
　目前，各家報館都在使用這個報導方式，但在當年卻不多見，這讓他的報導能夠更吸睛。
潘仕洪小檔案
年齡：67歲
入行：1967年12月中旬
負責：社會新聞
職位：記者、社會新聞組編輯（主任）
媒體：馬來亞通報、南洋商報
退休：2004年
報齡：37年
鄭潭運從社團著手找獨家
　每個人身邊發生的事，都可能是一則新聞，甚至是大新聞，因此與小市民建立良好關係，無疑就是快速掌握新聞線索的重要方法之一。
　今年75歲的鄭潭運，當年當記者時，就是緊捉以上關鍵，才有機會挖到許多新聞。
　他表示，採訪工作面對社會群眾壓力，報章之間激烈競爭，新聞來源非常重要，能夠找到獨家新聞才能吸更多讀者。
　在他擔任《馬來亞通報》副采訪主任期間，積極與德士公會、小販公會、木屋居民協會等團體，建立良好關係，這些來自小市民的單位，能夠提供新聞的重要線索。
　“不然怎么Scoop（獨家）新聞，以為是神仙啊？”因此，他指出，事先與各領域的人打好關係尤為重要。
　鄭潭運從小開始與報業結下不解之緣，12歲就開始在代理報章的書報社半工半讀，進報界之后還在一些報章擔任發行部人員和主管，瞭解報章的作業進程和新聞需求。
　他的興趣就是當記者，進入這一行業，在社團新聞、普通新聞和政治聞線上馳騁，讓他更深信掌握新聞來源的重要。
記者必須獲得尊重
　在鄭潭運的記者生涯中，曾帶動發起兩次杯葛事件，一切全因當事人不尊重記者的專業而起。
　當年，在某個業緣性團體的晚宴上，由于主辦單位安排失當，沒有清楚預算嘉賓人數，以致受邀採訪的記者，像是人球般被主辦單位的主席“踢來踢去”。
　原本擁有指定位子的一眾記者，由于受邀嘉賓越來越多，被迫換了數次位子，終于激怒了記者，以鄭潭運為首的記者們采取杯葛行動，並且各自向館方交代來龍去脈。
　另外一次則發生在某個農曆新年前夕，某位華裔副部長邀請時任首相到府聚餐，同時通知記者採訪。
　未料，一眾記者到達有關副部長住家門外，不得其門而入，甚至全程不獲理睬，女主人還不禮貌的表示不會有食物招待，鄭潭運和其他記者憤而離開。
　縱觀以上兩個事件，關鍵在于記者不獲得尊重；鄭潭運指出，記者採訪是工作，食物招待與否尚在其次，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就關乎是否污辱了記者的專業。
　因此，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心態和方式對待他人，怎能不引起反彈呢？如果記者需要敬業樂業，那另一方也應該對記者有著基本的尊重。
採訪生涯難忘經驗
　21世紀70和80年代，鄭潭運採訪生涯經歷不少事，其中有兩個事件讓他印象深刻，分別是香港歌舞團來馬為吉隆坡賬災演出，以及日本赤軍挾持人質事件。
　1971年初，吉隆坡發生大水災，連續數天豪雨造成巴生河水位高漲，吉隆坡區大半積水成災，除了帶來財物損失，也造成人命傷亡，災情慘重。
　在本地華社邀請下，香港長城和鳳凰影業歌舞團來馬賬災演出，近80位明星隨團而來，引起極大的轟動。
　當時，民眾連夜排隊買票，甚至有人為此打架，警方必須出動鎮暴隊控制場面，因此，報章記者日夜駐守跟進最新情況，當時的鄭潭運也在採訪之列。
　另一個讓鄭潭運記憶猶新的事件是80年代，數名日本赤軍成員混入大馬，在吉隆坡安邦路的美國友邦保險大廈（AIA Building），綁架美國人質的事件。
　日本赤軍為反當地政府的叛軍，為極左派武裝恐怖組織，美國國務院視為國際恐怖組織之一。
　當時，許多記者在美國友邦保險大廈對面駐守，持續了兩三天左右，鄭潭運當時也負責採訪這項新聞。
　他說；“當時（記者）沒有補水（超時工作津貼），做了就算了，雖然辛苦，但感到欣慰，因為那很難得（的工作經驗）。”
鄭潭運小檔案
年齡：75歲
負責：社團、政治和普通新聞
職位：發行人員、記者、副採訪主任、廣告代理
媒體：《鐘聲報》、《馬來亞通報》、《中國報》
報齡：近50年

梁景坤：採訪歷練另眼看時局（第3篇）

報導：潘有文
圖：攝影組、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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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行業接觸層面廣泛，記者從中接觸各階層人士和各種事情時，也從工作中吸取經驗，磨練了人生視野。 　梁景坤和符樹存在各自的採訪領域工作，從法庭新聞、社會新聞、社團新聞、政治新聞至體育新聞，三四十年的工作歷煉，為人生寫下精彩的篇章！　

過程和結果，往往前者比后者值得細細回味；新聞工作之路也是這樣，經過一段時間經歷各種採訪，赫然發現原來是在為一些事情做準備，需要時才能學以致用。
　72歲的前報人梁景坤，從1965年開始至1995年間，在《南洋商報》當記者，30年的光陰和四個不同階段的採訪工作，使他深明上述道理。
　他當了一年的法庭記者、四五年的社會新聞記者，也有三年余的社團和商團採訪經驗，進入政治採訪線，以前的豐富工作經驗，加深他觀察和分辨新聞能力。
　例如，一位欲借民生課題逞英雄的政客，領著記者到發展商和居民出現爭議的發展地段，發表許多看法，希望記者報導出來。
　梁景坤在法庭採訪線上有一些經驗，發現有關事件已進入法律程序，法庭已在審理中，並不適合繼續報導，否則即是藐視法庭。
　他即刻向有關政客反映，后者才悻悻然表示不知情，這個新聞自然也不了了之，一名西報女記者還以為他是律師或有法律背景呢！
　積累而來的採訪經驗，讓他在政治採訪上有自己的一套，而且通過撰寫評論發揮影響力，成為一些政客的第三只眼，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時局。
撰寫評論引起關注
　20世紀80年代馬華梁維泮和陳群川黨爭爆發之前，他就因為與該政黨內人士熟稔，掌握不少資料，撰寫一篇相關評論，引發兩派人士關注。
　當時，馬華表面上看似相安無事，但內部已出現不同聲音，梁景坤的評論見報后，兩派聲音立即浮現，並且向他所屬媒體反映，一方否認該黨有不同聲音，另一方則表達感激寫出心聲。
　對梁景坤來說，其政治評論只是反映事實和寫出真相，這些建基于他有豐富人脈和採訪經驗。
　這些經歷只是他採訪生涯的部分，也是人生路上的一種磨練，因為這些經驗，讓他的記者工作更有意義。
李三春競選開眼界
　1982年大選，時任馬華總會長的李三春挑戰行動黨主席曾敏興，可謂經典一役，當年隨著李三春競選團報導的梁景坤，親自見識李三春極富策略性的選戰方法。
　當年，李三春邀請華文媒體隨團報導，梁景坤是記者之一，對李三春能夠以800余票擊敗行動黨強人曾敏興，他認為前者善于應用策略和肯聽取他人意見。
　“李三春每天早上聽黨內的選情匯報時，強調‘不要報告穩贏區，而是報告危險區’，並且先聽別人說，不會先說話（發表看法）。”他指出，李三春總是先聽問題，然后探討如何解決，這有利他的選情。
　其中，李三春讓他印象深刻的做法，就是“滲透”！如果有些地區的選民對馬華或李三春沒有印象，就采取逐一造訪的方式，然后許下發展承諾。
　現在看來，這些做法已是大選必做的工作，但對于當時敢于挑戰行動黨強人的李三春或馬華來說，這個方式確實有效，引起了選民注意。
　至于李三春的隨團新聞報導，梁景坤表示主要新聞還是由當地記者或通訊員負責，他則負責寫出總結報導或評論。
社團採訪絕不喝酒
　記者採訪社團或商業活動，因為那是工作不是應酬，所以不喝酒？
　也許並非每個採訪社團的記者皆是如此，但梁景坤就是其中一人，而且這是他緊守的一個大原則。
　華人宴會和活動場所，難免會喝一些酒精飲料，而且某種程度上，記者和社團或商界人士，私底下也可能是朋友，喝上一兩杯，並無不可。
　然而，梁景坤知道自己的酒量，而且以工作優先，因此限制自己采訪社團工作不喝酒，他說：“我怕自己（喝了以后）亂來。”
　有些事情難以預料，既然知道可能會有問題，梁景坤選擇避而遠之，避免事情發生后才來后悔。
梁景坤小檔案
年齡：72歲
入行：1967年12月中旬
負責：法庭、意外、社團和政治
職位：記者
媒體：《南洋商報》
報齡：37年
符樹存：報人經歷影響一生
　四五十歲或以上的報章讀者，對于符樹存的體育評論和報導，或許並不陌生，因為他不只曾在其中三家日報服務，同時，在他身為自由身時，也為其他平面媒體撰寫評論。
　1970年，當年26歲的符樹存通過友人介紹，進入報館工作；那個年代的記者，基本上都要負責各領域的采訪工作，他也不例外。
　但是，由于他愛打羽球，熱愛體育，寫出的體育報導和評論贏得讀者共鳴，因此成就他走向報導更多體育新聞。
　數年前，他在《南洋商報》擔任華團商務經理，更長時間與商業社團接觸，也參與不少相關策劃和報導工作。
　他在體育和華團的新聞報導經驗，也使他對人生有了不同的視野，“體育講求體育精神和紀律，影響我的待人處理事觀點。”
　各種體育競賽，有它自己的一套規則，以讓體育功能有效的發揮出來，不能隨意標新立異。
　在他來看，人生也有相似之處，需要講求紀律和正規的生活。
　至于社團采訪工作，他以中國清代文學家和書法家鄭板橋名句“難得糊塗”和“吃虧是福”為宗旨。
　難得糊塗不是真的是糊塗，而是不斤斤計較，吃虧不一定輸掉一切，反而因為不硬碰硬，可以解決不少問題。
　“懂得這兩個道理，看來就不會容易‘撞板’。”符樹存非常珍惜在工作上得到的領悟，而且視採訪為他的樂趣和愛好。
投身報界創下5最
　當年，符樹存初入行就開始報導湯姆斯杯羽球賽，每屆都不缺席，即使不在報館工作，也獲邀請成為特約報導。
　因此，如果加上今年5月他在中國報導最新一屆的湯杯賽，他已創下42年都在報導湯杯的記錄。
　就他來說，這是他在報界五最之一，另四最分別是：
　●2007年，在報章擔任專題作者和華團商務經理時，出國採訪達14次；
　●2008年組“挺京奧之旅”團，支持北京奧運，為全球唯一的華社北京挺奧組織；
　●2008年6月10日，“挺京奧之旅”全馬7家華文報記者和一家電視媒體到北京采訪，獲得“世界華人聯合總會”主席姜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設宴款待。
　●曾在三家報章，即《通報》、《中國報》及《南洋商報》服務，另外還曾是另四家報館的特約人員。
體育活動也可測字？
　2001年，符樹存採訪了當時身在大馬的北京申奧名譽主席何振梁，后者為了申奧在亞洲拜會奧理會相關人士。
　當時，符樹存靈機一動，套用大馬政治上的“Rahman”傳奇，即我國五屆首相第一字，以相關五個字排序，改成“Best Position”來測字，預測北京申奧的結果。
　他對何振梁表示，根據“Best Position”的字序，北京（Beijing）字母位居第一，另外四個申辦城市，即以T開始的多倫多（Toronto）、巴黎（Paris）、大阪（Osaka）和伊斯坦堡（Istanbul）則列在其后，因此，北京將會申奧成功。
　何振梁聞言一笑，未置可否，其后北京申奧成功，是否與符樹存的測字有關，自然無法作準；但是娛人娛己，也算一樂事。
符樹存小檔案
年齡：68歲
負責：體育、社團
職位：記者
媒體：《通報》、《中國報》、《南洋商報》
報齡：42年

魏金淵：精通四語翻譯傳神（第4篇）

報導：潘有文　
攝影：李玉珍、互聯網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魏金淵報導陳修信回應建立獨立大學像“鐵樹開花”，震撼全馬！因為該篇報導翻譯精準傳神，至今依然令人津津樂道。 如何把不同語言轉化成報章本身文字，簡單明了的傳達給讀者知道，而非“有看沒懂”，這相當考驗新聞記者的功力。
魏金淵三語皆優，人脈豐富，這些條件成為他採訪新聞的優勢，他的記者生涯因努力而花香處處……　

今年72歲的魏金淵，曾在《中國報》和《星洲日報》任職記者和主管職位，一篇“鐵樹開花”報導，至今依然是報界的重要新聞之一，且來讓他回憶當時情況。
1969年，我國大選期間，魏金淵隨著馬華時任總會長陳修信的競選團採訪，南上北下；在馬六甲某日，陳修信在早餐時間回應董教總提出建立獨立大學（獨大）課題時，說了以下這段英文：
“It is easier for the hell to freeze than for the Merdeka University to be established in this country.”
上述字句大意是“在這個國家，讓地獄結冰還比建立獨大容易”，就華文報讀者來說，這樣的翻譯意思是出來了，但並不能傳神的表達原意。
當時，有些生氣的陳修信說完后，就離開現場，並沒有向在場記者說明是否可以引述，這可是一條極具新聞價值的談話，各報記者自然當成新聞報導。
翌曰，各華文報顯著處理這則新聞，引起華社極大回響，唯魏金淵把陳修信的談話，意譯（按照原來意思翻譯）為“建立獨大就像鐵樹開花”，其他報章有各自的翻譯，有些報章則把它譯為“建立獨大難如登天”。
吃了悶棍調回總社
讀者和馬華的政治對手，對于“鐵樹開花”的翻譯印象深刻，后者更是在隨后的群眾大會上，以這個字眼為話題，向對手左右開弓。
民間的反應也非常激烈，當時吉隆坡半山芭大巴剎小販還印制布條抗議，布條上的對聯寫著：“同心協力建獨大，哪怕鐵樹不開花”。
如果只是直譯說者的談話，衝擊力或有不同，但華人都明白“鐵樹開花”是極難實現的意思，魏金淵相信，這句話對當時馬華有著不小的殺傷力。
陳修信身旁有人把魏金淵的意譯文字，直譯（直接照原文翻釋）為“Iron tree to bear flower””，據悉，這使前者非常生氣，因為他沒說過這句話（英文）。
事實上，那是一種翻譯上的技術問題，英文翻譯成華文，再翻成英文，如果不是根據意譯，字面上怎可能不走樣？
這可讓魏金淵吃了一記悶棍，數日后，館方就把在馬六甲採訪的魏金淵調回總社，另派記者頂替他隨團採訪陳修信，至于其他報章並未因這則新聞調動隨團採訪記者。
實事求是問心無愧
當時，魏金淵並未聽聞有人質疑這個（鐵樹開花）報導的準確度，館方沒有向他表達任何意見，即使是馬華方面，也不曾正式反駁，反而是有較為資深的華文報記者，指魏氏這則新聞翻譯具有信（表達原意）、達（涵意）、雅（通暢、優美）三大翻譯原則。
雖然，這個新聞報導給魏金淵帶來一定的打擊（遭調返總社），但民間的反應卻是一種鼓勵，而他對這個報導引起的后續反應則處之泰然，繼續專注他的採訪工作。
人人心中標準不同，何況是報導詭譎多變政治新聞，身為新聞記者只要實事求是、問心無愧，鐵樹開花與否，就留給后世定論吧！
魏金淵的第四語文：爪夷文
在大馬，華文報新聞記者需要華巫英三語皆通，才能應付各種採訪所需，但魏金淵還自修爪夷文（Jawi），在60年代開始負責翻譯以爪夷文寫成的報導和社論。
20世紀60年代，巫統一份機關黨報和一份馬來報章，以爪夷文呈現，擁有不小影響力，華文媒體想要從中取得新聞，就要有人把爪夷文譯成華文。
魏金淵指出，當時只有他和另一位同一報館的記者懂得爪夷文，翻譯上述這兩份報章的任務，自然就落在他們身上。
從新聞角度來看，這成了魏金淵的強項之一，這並非是他的上司要求他掌握多一種語文，而是因為他看到時勢需要，並且深明多懂一種語文的優勢，因此自學而來。
採訪遇上的困難：需搶電話報新聞
由于魏金淵國語水平較佳，每年水災季節，時任首相敦拉薩到東海岸採訪時，他都是隨團採訪的華文報記者之一。
那個年代通訊不發達，身在遠處採訪不像現在可以電郵或傳真新聞，而是利用電話“報新聞”回報館，由同事“接新聞”，即寫成文稿。
但是，即使是“報新聞”，還是有不小的難度，就是需要與其他記者搶用公共電話，因為先到先得（報新聞）。
因此，一般外坡採訪新聞，記者搶公共電話報新聞司空見慣，跟隨首相出訪，好處自然是可以付費使用當地政府單位，如俱樂部的電話，不太需要沿街找公共電話。
培訓班獲益良多
魏金淵畢業后，曾當了半年的臨時教師，隨后在新聞部任職，負責一些宣傳工作。
當時，新聞部和報章聯辦一個數個月的媒體人員培訓班，他也參與其中，從中獲益菲淺。
當時，有關培訓工作除了邀請海外有經驗媒體人授課，本地一些資深的英文媒體新聞從業員也是講師，分享和指導學員，這讓魏金淵受益良多。
但是，有關培訓班只開辦一屆，魏金淵隨后就不再聽到有關培圳班的消息。
交際夜歸家人需諒解
新聞需要來源，人際關係成了重要新聞線索，因此新聞記者難免需要應酬和交際，建立廣大的人脈。
“家人要諒解記者遲回家的原因，因為需要交際，不能一放工就回家。”魏金淵即是典型的例子，下班后就和一些工作上的朋友（非記者）見面、聚餐、聊天。
取得某一個重要新聞，往往不會來自主角或其身邊重要人物，反而是一些同一個政黨或社團，沒有直接關係的人。
這些人看似小人物，但因為在圈子內，或多或少掌握一些重要線索，例如某位大人物何時從國外回來，其秘書或身邊心腹未必肯透露，但一些在其身旁有接觸的人，卻能提供這些資訊。
無疑，並非每一條線索都能成為新聞來源，魏金淵表示需要學會分辨線索，視時局而定分析有關新聞來源是“流料”（不確實）與否。
因此，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以便多認識一些朋友，取得更多新聞來源，這是魏金淵當記者時，列為重要工作條件之一。
【魏金淵小檔案】
年齡：72歲
負責：政治、普通新聞。
職位：記者、採訪主任、新聞編輯、執行總編輯、主編。
媒體：《中國報》、《星洲日報》、《建國日報》、《通報》、《下午茶》雜誌、《大眾報》週刊。
報齡：廿余年

王雲霞：新聞從業員仍有前途（完結篇）

報導：潘有文　
圖：攝影組、受訪者提供、互聯網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數十年來，報人對新聞事業貢獻良多，但隨著科技進步，傳達資訊工具日愈多樣化，還有多少人想當新聞記者呢？ 　當前，培訓新聞和傳播人才的教育單位，已在原有基礎上，增添其他訓練，包括廣播電視的科系。
　相較過去三四十年的新聞工作，如今的科技運用提供更多選擇，有許多人選擇以其他方式投入新聞工作，但堅持在平面媒體工作的記者，依然不在少數。
　也許，新聞行業不會過時，只是在于怎麼做……

隨著科技發達，透過影像和聲音呈現的電子傳媒，已吸引新一代的目光。
　近年來，在培訓新聞和傳播界人才的私人學院，選修廣播和電視（下稱廣電）的學生人數逐年上升。
　位于檳城的韓江學院，超過300人選讀傳播科系，該系主要分為大眾傳播和廣播新聞兩大類，其中大半學生選修以學習如何製作電台、電視新聞及其他紀實性的廣播為主的“廣播新聞”。
年輕人熱衷傳播工作
　院長王雲霞博士表示，也有不少人選讀大眾傳播，與十年前相比，近兩三年選讀新聞為主的大眾傳播系人數確有下滑，但下滑百分比不高，約只在10％左右。
　該院還設有商業管理系、多媒體及電腦資訊系、中文系等其他學系，但傳播系學生人數最多。
　換句話說，依然有不少年輕人熱衷于傳播工作，至于是否想在平面或電子媒體發展，就視各人喜好而定。
　王院長指出，由于廣播新聞系畢業的學生，可以投入影視制作和相關領域，並不一定局限在電子媒體或平面媒體，因此學生人數較多。
　但是，大眾傳播系雖然學生人數較遜色，但是其出路也相當廣，畢業生可從事記者、攝影記者、廣播員、節目主持人、編輯、媒體策劃人員等工作，因此其學生人數維持在一定水平，一些在國民中學畢業的學生，也選讀這個科系，然后個別投入華英巫文章機構工作。
　“他們有超過半數是在檳城就業，其他則到檳城以外的地方工作。”王院長這么表示。
適當獎勵激勵有志者
　一直以來，報章有著“精神糧食”的美稱，每天早上看報紙已成了不少人的習慣，甚至想確認一些發生的事件，都會先看看“報紙有沒有報導”。
　因為讀者看重報章的角色，使得這個行業的許多記者和編輯願意不斷奉獻自己的專業，每日提供讀者豐富的“精神糧食”。
　從新聞系的學生人數下滑跡像，有人或會擔心越來越少人成為平面媒體的新聞從業員，但是，王雲霞博士指出，這不能視為沒有人願意當記者或編輯，只是人數稍為調整而已。
　她相信，只要各媒體提供適當的獎勵，相信能激勵更多人入行。
林景漢：記者較考文字功力
　新聞記者較考文字功力，因此現代年輕人不太選擇這個科系？
　吉隆坡的大同韓新傳播學院院長林景漢指出，也許新聞記者需要良好的寫作能力，造成一些想要在新聞傳播領域就業的新一代，轉而選擇廣電科系。
　一直以來，該學院都在培訓新聞行業人員，也設有廣電科系，現在因大勢所趨，越來越多人報讀廣電課程，以致新聞系的學生逐漸減少。
　林院長指出，該院約有250位新聞和廣電科系學生，兩方的學生比例是1比3。
　他表示，兩個科系的基本課程都是以新聞訓練為主軸，新聞系課程也附有廣電課程，至于廣電系原本就有新聞課程，只是與新聞系相比，課程時間比例上有所不同。
　“但是，不管哪一種課程，教導他們新聞報導的基本原則不變。”林院長相信，這是身為媒體人需要具備的條件。
魏金淵：掌握三語如虎添翼
　從曾經在新聞線上努力不懈的報人身上，或可看出為何有這多人願意投入新聞採訪工作。
　從販夫走卒到高官顯要，只要具有新聞價值，都可以是記者采訪的對象。
　即是說，記者報導新聞並不分階層，因此能夠認識各種各樣的人，在擁有20余年媒體人經驗的魏金淵（72歲）的心中，記者是一份好職業！
　“記者是很好的職業，會見到各形各式的人，學習（機會）和見聞也多。”他表示，生活日新月異，記者有許多機會增長見識。
　但是，他認為記者不應因此而自滿，反而需要找機會自修，尤其是普通記者（General Reporter），能夠掌握好英巫兩種語文，將對工作有更大的幫助。
梁景坤：好記者3基本原則
　想要當新聞記者，也許你可以先參考擁有30年採訪經驗的前報人──梁景坤（72歲）的意見，然后再為自己設定當新聞從業員的目標與原則。
　他曾報導法庭新聞、社會新聞（意外新聞）、社團新聞和政治新聞，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他建議新聞記者應該具備至少以下三個條件：
　（一）擁有最基本法律知識
　如果沒有基本法律知識，可能因此報導一些正在法庭審訊的案件，而使本身和報館面對法律問題。
　（二）以誠待人
　沒有人喜歡受騙或感到遭愚弄，拿出一顆誠心，才能獲得更多的新聞來源。
　（三）君子協定
　需要懂得保護提供新聞線索的人，任何情況都不能暴露他們的身分。
　“我們要守信用，即使是上司都不能講。”梁景坤指出，只要確認新聞來源無誤即可。
符樹存：新聞採訪必須客觀
　由于傳播通訊科技進步，平面媒體可以通過直播報導一些盛事或大型賽會，但對42年來都現場採訪湯姆斯杯羽球賽的符樹存來說，親身體驗和採訪才最珍貴！
　他指出，親身經歷的採訪，文字描繪起來較為不同，也因為親自體驗現場氣氛，才能寫得精彩生動，閉門造車就無法有這樣的結果。
　理所當然，任何採訪都需要對人坦誠和友善，才能事半功倍，對于擁有豐富採訪經驗的符樹存而言，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新聞採訪不能增加任何個人觀點。
　他表示，不同于評論、副刊或專題，新聞採訪就只是報導，加入個人觀點只會使新聞報導變得不夠客觀。
鄭潭運：熱忱投入必有所成
　75歲的報人鄭潭運，回憶起當年一名女記者的工作態度，他認為可當作現代媒體工作者的榜樣。
　1971年，吉隆坡發生大水災后，香港歌舞團來馬為吉隆坡賬災演出，報界有一位女記者成為有關活動的義工。
　當時，她在忙碌的義工工作之余，不忘身為記者的身分，有空就訪問在后台準備演出的明星，寫成一則則的幕后新聞，她所屬報章的銷量因為她的這些報導而節節上升。
　他指出，當時有同行不明白這位女記者的心態，還嘲諷她“不懂在搏什么”，意即有所企圖。
該名女記者因為對工作有著極大的興趣，即使多忙碌都願意繼續扮演新聞記者的角色，為報館報導新聞，這是她寓生活于工作的選擇。
　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有人選擇為所熱愛的工作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有人選擇做好本分，問心無愧，全看個人對工作和生活的取捨，無關對錯。

釣魚島爭奪戰

日國有化引強烈反彈(第1篇)

9 Oct 2012


報導：劉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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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前，即1978年，已故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日時，提出擱置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主權糾紛。 34年后，即2012年9月10日，隨著日本政府宣佈以20億5000萬日圓（約7900萬令吉），從私人島主手中，購買3個釣魚群島。
至此，釣魚島的5個群島中，除了黃尾嶼（日稱久場島），均被日本政府收歸“國有”。
日本單方面“國有化”釣魚群島，造成中日雙方擱置釣魚島主權糾紛一事，變得不可能。
中國多省先后爆發暴力反日示威，經已影響亞洲兩大經濟體的外交和經貿關係……

為什么台灣、日本、中國都宣稱擁有釣魚島主權？
日本宣稱：無論是依據歷史，還是根據國際法，釣魚島都是日本固有領土，日本決不與中國妥協。
臺灣強調，無論根據歷史、地理、地質、使用及國際法觀點，釣魚島一直是台灣宜蘭縣的交通要衝，也是百年來台灣漁民的重要漁場，臺灣擁有釣魚島的主權歸屬，是不會改變的事實。
中國堅稱，自古以來，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方對此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
兩岸與日本關係緊張
日本政府購買三個釣魚群島：最大的釣魚臺島，及其附屬的南小島和北小島，立即引發兩岸與日本的關係緊張。中國和臺灣政府先后表達不承認日本購島行為的聲明。
9月21日起，中國有100個城市、超過萬人參加反日示威；多名日方人員以防止台灣“保釣”人員登島為名，登上了釣魚島。
雖然，在台灣，反日示威很稀少，但在24日，宜蘭漁民發起“為生存、護漁權”活動 ，組織逾75艘漁船繞行釣魚島，抗議日本國有化釣魚島的行為。
不過，中國和臺灣從不聯手保釣，普遍公認原因有三：首先，中台都還沒搞清楚釣魚島主權誰屬，不會貿然出手支援；而且中國一向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認為外交事務應該是由主權國處理；加上美國和台灣關係密切，美國常借釣魚島的衝突事件，鼓勵台灣對抗，挑動中、台矛盾。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亦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國際上仍有許多有爭議的土地，日本高度期待透過國際法，和平解決釣魚島和獨島的領土和領海爭議。9月期間，在中國的日本僑民和日本財產，均遭到當地人攻擊。野田要求中方保護日僑和日本財產，但未說明是否會求償。
中日政府計劃將釣魚島領土問題，擺上國際臺面解決。較早時，野田為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辯護說，此舉是為了確保釣魚島的“穩定管理”--購島是阻止鷹派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購島的唯一手段，希望中國不要“誤解”。
或擺上國際臺面解決
不過，多名日本政府人員證實，“國有化”后，為加強對釣魚島的“實效控制”，日本政府將出台一系列“島嶼活用政策”，包括修建船隻避難港和燈塔，加強海洋資源開發等。
顯然，日方並未意料到：中國國民對其購島計劃，反應如此之激！現在，在日方實際管控下的釣魚島，反成其最沉重的國際包袱。中日要如何體面地平息這場紛爭，就看兩國領導人智慧有多高。
爆發戰爭可能性低
自從釣魚島附近海底發現蘊藏豐富石油后，中日于東海的主權爭議不斷升溫。如此勢態發展下，中日會不會結結實實打上一仗？
日本憲法規定，日本只能自衛不能宣戰；中國方面，鷹派人士敦促北京向日本開戰。然而，多數國際觀察家認為，這兩個亞洲強國演變成全面軍事對峙的幾率非常低。
雖然外交對峙與國家主義情緒高漲，而且在中國特別明顯，但專家一致認為，除非海上爆發預料之外的衝突，導致死傷，才可能提高“報復”壓力。
“海上事件中，如果日本人或中國人被殺，國家主義情緒將傾洩而出。但我認為理性會戰勝一切。”雪梨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東亞計劃主任雅可布森（Linda Jokobson）強調：“經濟報復可能性較高。”
此前，《人民日報》曾經傳遞不惜“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使日本倒退20年的訊息。這當然是恫嚇之詞，這也顯示出中國在經濟力量強大后的“自信”。
2010年，中日發生類似領土爭端后，中國就對日本出口稀土實施了限制。這次爭端后，進口中國的日本產品，便遭遇通關延誤問題。《全球事務中的俄羅 斯》雜志編輯盧科亞諾夫（Fedor Lukyanov）坦言，中國發動戰爭，美國最樂不可支：戰爭會阻礙中國強大，以及導致更多國家視中國為威脅。
“中國政府深明此點，所以絕不會走到這一步。”他說。
為大選籌政治資本
整個9月，只有幾十名日本右翼分子走到東京街頭，高喊口號，要求日本政府以更強硬手段處理與鄰國之間的島嶼爭端。
關于釣魚島爭端，日本民眾反應冷淡。相較釣魚島新聞，他們更樂于挑選不費腦子的漫畫和八卦雜誌。即便日本主流媒體的報導，都將重點都集中在日資企業的損失情況，以及在華日本人的安全狀況，並沒有強調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
一些日本商家擔心：中國旅行團的減少，對銷售額帶來的消極影響。他們坦言：中日關係惡化，並不會為人民帶來好處。
那么，日本政府何以會作出“釣魚島國有化”決定？原因就在于目前日本國內政局處于重大變化的前夕：即將于今年秋季提前舉行的眾議院選舉，從民意調查來看，最大的在野黨自民黨可能戰勝執政的民主黨。
雖然，野田加彥首相已在民主黨黨首的競選中勝出，但他不得不擔心在野黨自民黨的三大影響力人物：幹事長石原伸晃、前首相安倍晉三和前防衛大臣石破茂都。石原伸晃是東京都知事者石原慎太郎的長子，不僅多次參與其父收購釣魚島的商談進程，並將之作為競選的政治資本。
中國方面，對于中共領導人強硬表態，激發釣魚島爭議升級的表現，亦有網民譴責：我想對那些對自己國人下手的“愛國人士”說一句：人家只不過利用你們，將人民對于不合理制度、腐爛工程和貪污官員的不滿，進行轉移而已。
釣魚島大事記
1368年后───明朝文獻《順風相送》（1403年）、《使琉球錄》（1534年）和《籌海圖編》（1562年）均有記載，中國漁民發現釣魚島，並開發和利用其資源。
1885年───日本明治政府宣稱“古賀辰四郎1884年發現無主釣魚島”，並在內閣決議將其編入日本領土。此決議從未公開讓世界知道。
1895年───甲午戰爭末期，戰敗的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由于釣魚島最近台灣，日本就讓台灣總督來管，所以它又屬于台灣的行政轄區之一。
1896年───古賀辰四郎向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群島，開設海產以及信天翁羽毛加工工廠。
1932年───除了赤尾嶼，日本政府將其他四島（釣魚臺島、南小島、北小島和黃尾嶼）賣給最初的租島者古賀善次（古賀辰四郎之子），古賀又轉賣栗原家族。
1945年───二戰結束后，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剝奪日本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在太平洋上奪得或佔領的一切島嶼”。
1947年───聯合國《關于前日本委任統治島嶼的協定》，把琉球群島和釣魚島交給美國“托管”.
1969年───發現釣魚島周圍海底富含石油，日本石垣市才在島上建立標柱，沖繩政府于次年發佈對釣魚島的領有宣言。
1970年───美日簽訂《美日舊金山和約》，但中國拒絕承認。和約把琉球連同釣魚島的“托管權”轉交日本。
1972年和1978年 釣魚島諸島被分批轉賣給栗原家族。
2002年───日本政府以維護釣魚島安定為名，向栗原家族租賃釣魚群島的四個島礁：其三個租借給日本總務省，一個租借給防衛省。
2012年───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4月宣佈東京都將購買釣魚島；但在9月，卻是日本政府和栗原家族達成購島協定。
（綜合網絡資料）

商人賣島大有文章？(第2篇)

報導：劉拓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釣魚島領土和領海爭端中，誰是兩敗俱傷的鷸蚌？誰是得利的漁翁？ 近日，日本媒體揪出：打算賣出3個釣魚群島的島主家族發言人栗原弘行，並非真愛國，只是愛錢又愛色。
恐怕連栗原弘行都沒有料到，投機賣島行為，會讓建交40年的中日交惡……

自從釣魚島爭端爆發以來，理著平頭的日本商人栗原弘行，開始成為國內外媒體追訪對象，因為其家族已和日本政府達成買賣3個釣魚群島的協議。
　截至2012年9月，購島協議達成之前，釣魚島的五個群島中，除了赤尾嶼（日稱“大正島”），早為日本政府列入國有，其他四個小島皆為栗原家所 有，其中最大的釣魚臺台島（日稱“魚釣島”），以及南小島和北小島，為長兄栗原國起所有；黃尾嶼（日稱“久場島”）則為么妹和子所有。
　此前，栗原弘行以長兄栗原國起的發言人身分表示，“我的家族將堅持不把島嶼賣給個人的原則，以傳承保護島嶼歷史。”
曾承諾不賣給個人
　某一個記者會上，栗原弘行拿出漁民在石垣島捕獲的350公斤鮪魚相片為例，指出釣魚島海域有豐富的海洋漁業資源。“以日本經濟開發的立場來考量， （賣島）應是正面的，台灣的漁船也會來到該海域。對于大家能夠分享經濟活動，樂觀其成”。他強調，“若能共同開發海洋漁業資源，不單是日本人，台灣人或中 國人，都是很好的事”。
　他透露，過去40年來，曾有幾十家企業與栗原家接觸買島，但其家族從未接受。因為，栗原家于1970年于陸續由原地主古賀善次家族手中接手部分島 嶼后，即承諾將來不賣給個人。他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話，栗原家希望長久保有，然而，擁有釣魚島的長兄已屆70歲，亦無子嗣，因此，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解決該 問題。
　實際上，首先提出購島的，是鷹派的東京都石知事原慎太郎。
　今年4月，他突然在華盛頓宣佈：東京都將買下釣魚島部分島嶼，立即掀起海峽兩岸與日本的釣魚島爭議。
　日本政府迅即表明：希望由政府出面買下3個島嶼，以免反中立場明顯的石原，一旦獲得島嶼后，恐怕會再做出激怒鄰國的舉動。
玩弄了全日本
　然而，栗原弘行一度婉言表示，“栗原家族會謹守原則，繼續與石原談買賣。我的家人並不會因為政府突然介入，就把東京都一腳踢開。”他以商人口氣說明，“就像談生意時，我和Ａ的買賣還沒談完，就轉身賣給Ｂ，這是不正確的。”
　栗原弘行強調，政府購島反而可能增加風險。他表示，“若日本政府要出面買，中國就會又派船艦來，接著日本政府也必須出動巡邏艇回應，反而可能發展成國與國間的危機”。
　蕩氣回腸的“愛國論調”言猶在耳，9月就確定：日本政府以20億5000萬日元（約7900萬令吉），將栗原國起擁有的3個釣魚島群島，收歸國有。
　反對日本單方面國有化釣魚群島的人士，不約而同譴責：栗原家族賣島給日本政府，並非愛國，背后大有文章。
　日本的《文春周刊》曝光了栗原家族以愛國嘴臉玩弄了全日本。該週刊評論說，“政府花費老百姓用血汗掙下來二十多億日元稅金，從這樣一個投機家族手中買下完全不值這個價的島嶼，我們將被玩弄到什么時候呢?”
女兒揭父好色面孔
　日本媒體爆出：栗原家族“賣島”牟利后，就置身事外。栗原弘行的41歲女兒栗原青皇率先爆出：栗原家族欠下巨額負債，導致公司倒閉，才會把釣魚群島賣給政府。
　“我的家族。我父親以一副‘守衛領土衛士’面孔露面，但他其實是一個好色愛錢、不說實話、不認真工作；只為家人帶來痛苦的人！”她告訴《文春週刊》。
　提起父親，她說：“入讀幼稚園時，母親就被父親逼得自殺，幸好保住性命。之后，母親一直患病。父親不但不管母親病情，還把債務分給母親；最終還不付一分贍養費，和母親離婚。”
　在女兒眼中，“父親是一個為了錢什么都能幹得出來的人。這次，他把東京都政府和中央政府當做天平，一會兒私下和這個交涉，一會兒私下和那個交涉，其實就是想賣個高價……賣島，其實是害怕島主死后，被收歸國有。”
　栗原家族的發展史，65歲的母親圭子更知情：“栗原弘行的大哥栗原國起，給日本‘政界通’菅原通濟的秘書當司機，從他那裡得知釣魚島周圍有石油等資源。兩兄弟找到那時的島主古賀善次，仗著他沒有子女，強硬買了下來。”
經歷兩任私人島主
　古往今來，釣魚島總共經歷兩任的私人島主時代。
　1895年，日本福岡人古賀辰四郎率眾到釣魚島進行開墾。翌年8月，日本內務省以免使用費及期限30年為條件，將釣魚島租借給古賀，他便大事在島 上建造碼頭、海產加工廠、宿舍等，從事信天翁羽毛、貝類、珊瑚、玳瑁加工，並製造各種魚類罐頭，種植農作物。到了1909年，就有90戶共248人在島上 生活。
　1918年，古賀辰四郎的次子古賀善次，正式繼承父親在釣魚島的事業。釣魚島的無償租借期1926年屆滿。屆至1932年，古賀善次才成功向日本政府購買四個小島，成為首位“私人”土地擁有者。
　輾轉40年后，古賀善次在1972年，把南小島和北小島賣給琦玉縣的粟原國起；待至1978年，古賀善次去世，妻子花子便將最大的釣魚臺賣給粟原國起，黃尾嶼賣給栗原和子。購島后，栗原國起只登島一次。
　栗原家族買下小島后，又把小島租回給日本政府管理。據悉，2010年度，日本政府支付最大島嶼，釣魚臺2110萬日元（約83萬令吉）租金；北小 島和南小島則要150萬日元（約6萬令吉）和190萬日元（約7萬4000令吉）租金；黃尾嶼土地擁有者為栗原和子，租金不公開。
鷹派政客始作俑者
　逼迫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的始作俑者，便是最先提出購島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今年4月，石原在訪問華盛頓時，閃電宣佈：東京都計劃購買釣魚島。此舉不只讓中國政府震驚，亦讓日本政府措手不及。原來，極右派的最大在野黨政客石原，他的舉動意在牽制中國，同時給于執政的民主黨，一記強烈打擊。
　在華盛頓的一場演講中，石原強調：“按照現政府的態度，（釣魚島）危在旦夕”，“東京將捍衛（釣魚島）。”英國廣播公司隨后報導，石原希望利用政府資金購買三個爭議島嶼。
　據說，早在去年未，東京都就已與所有者就土地買賣問題基本達成協議，但當時並未立即公佈這一消息。之所以選擇在美國首都公佈購買計劃，目的是讓全世界都關注這個事項。
　國際時評人士認為，在領土爭端上大作文章，向來是石原撈取政治資本和名望的手段：早在1970年左右，石原就策劃購買釣魚群島；2000年，石原訪美時，本想宣布購島計劃，但因美方未表態，才作罷。
　受到石原“突襲”影響，野田政府似乎意識到必須採取行動。9月，野田政府宣佈完成購島協議。不管怎樣，石原突襲目的已達，現在，論到日本執政黨怎樣來收尾。

法律解決誰勝算大？（完結篇）

報導：劉拓

距離釣魚島410公里的日本理直氣壯說：我是釣魚島主權國。 距離釣魚島330公里的中國振振有詞說：我是釣魚島主權國。
距離釣魚島170公里的臺灣不卑不亢說：我才是釣魚島主權持有者。
對此，不管是政客、國際時評人士，抑或是被指投機的賣島家族，不約而同認為：解決釣魚島爭端的“一勞永逸”方法，就是擺上國際法庭臺面，讓法律定斷：誰是釣魚臺主權國。
目前階段，中國和日本先后表達：欲把釣魚島爭議搬上國際臺面，讓國際法理來定奪誰才是釣魚島“主人”。

釣魚島是中國在明朝或之前已發現的島嶼，明朝開始已對釣魚島有實質控制，並將其劃為台灣附屬島嶼。日本則以清廷沒有對釣魚島有主權宣示行為，故日方可以基于“無主地”先佔的法理，取得該島主權。
　日本政府不顧中方一再嚴正交涉，宣佈“購買”釣魚島以來，中國和臺灣政府均表明堅決反對態度，要求日方撤銷錯誤決定。
　雖然，栗原家族擁有釣魚島的土地所有權，然而，中國臺灣認為，這一所有權又只是得到日本政府的認可而已。這對于有爭議的領土，在法權上是很難成立的。
　日本政府認為，國際法理會宣判日本是釣魚島主權國。論據是：日本商人古賀辰四郎在1884年發現無主釣魚島時，清朝政府並沒有宣示對釣魚島有主權，，便將其編入日本領土。基于“無主地”先占的法理，日本擁有釣魚島主權。
日台中各有各說法
　中方指責日本的說法，“純屬歷史謊言”，並提出大量歷史文獻證據，論證“明朝或更早以前，中國漁民發現釣魚島，並對其資源進行開發利用。
　至于距離釣魚島最近的臺灣也強調，清朝開始，這百多年來，釣魚島是台灣漁民的重要漁場，臺灣擁有釣魚島的主權歸屬，是既定事實。
　向來，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中國在東海的大陸架自然延伸到沖繩海槽，從中國領海基線量起超過200海里（370.4公里）。
　大陸架是大陸向海洋的自然延伸，通常被認為是陸地的一部分。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屬于國家管轄範圍。目前，中國國家海洋局將根據上述規定，要求將釣魚島劃入中國專屬經濟區。
　同一個月份，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亦闡明立場：遵照“法的支配”原則，解決釣魚島爭端。
未帶上國際舞臺解決
　1970年，美日簽訂《美日舊金山和約》，把琉球連同釣魚島的“托管權”轉交日本，這時的中國和臺灣，亦正式提出對釣魚島的主權索要。雖然，中國不承認和約的合法性，但釣魚島自此就在日本實際管控下，已是不爭事實。
　顯然，中日雙方因為沒有達致共識，遲遲未將釣魚島爭端帶上國際舞臺解決。不過，日本經濟新聞社駐華記者森安健援引白礁主權判決，強調“國際法庭是依據‘實際有效控制’準則，來裁定領土領海的主權爭端”，並借此暗示：中國主張釣魚島主權的法理不足。
　除了“實際有效控制”，日本主張擁有釣魚島主權的另一個論調是：釣魚島在地理上是沖繩島的一部分。中國當然反對。專家認為，如果勘探海底結構特征，“真的會發現，釣魚島在地理上更靠近臺灣而不是沖繩島。”
國際法定審最和平
　全球有近60個國家，存在島嶼爭端，佔全世界沿海國的40%。這種情況無可厚非，畢竟各國都在謀求加強本國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力量，必不可免因為土地、能源、入海口、城市控制權益，引發爭端。
　將主權爭端訴諸國際法庭，或者通過司法或仲裁的方法，是最“和平”的解決方式。然而，目前，國際法定審決的案件相當少；其中具代表性的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白礁之爭。
　2008年，國際法庭將白礁主權判給新加坡，結束了馬新兩國長達30年的主權之爭。根據國際法庭裁決書，白礁島的主權歸屬判決主要依據“實際有效控制”和“禁止反言”兩條原則。
　法庭如是解釋“實際有效控制”：新加坡一直對白礁島進行有效控制，並且一直到1979年都未遭到馬來西亞反對。后來，新加坡在島上行使活動，包括插上軍旗、修建建築，以及在附近海域巡邏等，正式宣示對該島的主權。相反，馬來西亞在過去一百多年間都未在該島行使主權。
　“禁止反言”，是英美法系中的重要原則：不允許一方違背先前所做的允諾，損害另一方的利益。1953年，新加坡致函當時的柔佛政府，要求提供白礁島主權的資料；當時的柔佛政府官員卻回信表示，柔佛政府不擁有該島嶼所有權。
　國際法庭因而裁定：根據禁止反言原則，馬來西亞不能再主張對該島的主權。這是新加坡決勝的最大依據。
中日糾紛各有話說
　今年9月爆發的中日釣魚島爭端，日本經濟新聞社駐華記者森安健，正好返回日本一周。
　森安健接受《金融時報》專訪時披露，“我沒和中國抗議者談，但我和很多旁觀者交談。多數年輕人認為，雖然使用暴力不那么可取，但因為日本‘態度不 好’，所以中國需要採取更強硬的手段，讓日本人‘清醒’一些。更理性一些的人說，參加抗議的只是5%的人群，事態不像新聞中所展現的那樣激烈。”
　返日期間，森安健發現：日本人不明白，中國人為何會如此憤怒。不過，很多日本人希望中國人更暴力、更喪失理性，因為這樣，“全世界就能看到中國是個怎樣的國家”。抗議者砸碎越多的玻璃、放越多的火，只會在世界面前越多地傷害中國的形象。
　“對于究竟是誰導致了最新的事態，中日雙方有不同看法：日本人幾乎都認為，這一輪中日關係的緊張情緒，是因中國人而起，起因就是2010年中國漁船船長前往釣魚島事件。而在中國，所有人都認為事情的起因是日本對釣魚島的國有化。”他說。
　2010年時，中國漁船船長前往釣魚島，日本新任政府沒有按照傳統“先拘捕，后釋放”做法，反倒起訴並定罪船長，兩周后才釋放他。中方將這個事件視作日本改變“釣魚島”現狀。
　森安健坦言，釣魚島海域的資源並不豐富，但日本人擔心，如果中國人奪取釣魚島，那么下一步可能就是沖繩島，日本人對沖繩島要在意得多。日本人捍衛釣魚島主權，更多的是心理防禦價值。
日本隱藏部分證據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學者邵漢儀，近期向美國媒體發表多篇研究文章指出：日本政府迴避“難以示人的真相”，隱藏釣魚島主權屬于中國人的史料。
　《華爾街日報》指出，他從1885年到1895年的日本官方書面資料裡頭，找到40份和釣魚島相關的資料，整理一番后，發現：舊時日本政府都承認釣魚島屬于中國。他對這些文件進行了闡述，並誠請任何日本學者提出相反的法律論據。
　中國和日本就釣魚島主權爭端，向聯合國提出各項史料。當中，美國官方解密的多份文件多以1950年代，臺北和北京出版的地圖，將釣魚島列入日本領土，做為日方擁有釣魚台主權的證據。
　不過，邵漢儀指出，1958年的中文地圖，把釣魚島除在屬于中國人的領土之外；但是，日本政府只展示部分地圖，未提及版權頁的一項重要說明：部分國界線，根據抗日戰爭前申報地圖繪製。
　邵漢儀認為，“獲知真相的權利是民主國家的基石。日本民眾有權知道故事的另一面，畢竟導致今日最大危機的，是假借國家利益為名煽動公眾情緒的政客，而不是島嶼本身。”

百年尊孔看華教

無名英雄成就華教(第1篇)

15/8/2012
報導：涂素燕
攝影：覃福榮　檔案照片來源：尊孔獨立中學《百年尊孔》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吉隆坡尊孔，早年跟檳城鐘靈、麻坡中化、新加坡華僑中學並列為馬新四大華校，而四大華校中，又以尊孔歷史最為悠久。
這家走過百年的學校，對大馬華社的意義，不只是學術場所，同時是大馬華人百年歷史縮影。
走進尊孔校門，華社和華教的前身今世盡在這里。
當我們打開尊孔百年之門時，同時也打開華社和大馬華文教育歷史之門……
此時華教正值多事之秋，獨中課題、董總退出華小師資特委會圓桌會議；不只是此時，不久之前也有學校保留地紛爭，更早之前有董總新舊領導層之間紛爭……
　華教對內的紛爭和對外的斗爭，好像永遠沒有落幕的一天。
　有人感慨激昂；有人不厭其煩；有人不明所以；有人麻木不仁。
　誰是？誰非？永遠無法論定。千絲萬縷源頭可能要回到歷史的起點。
　早在19世紀初，華文教育就以私塾形式出現在馬六甲和檳榔嶼，迄今走過兩個世紀。
　台灣人、中國人把大馬華教喻為“海外文化堡壘”，不說中國、台灣和香港，我們庇護中華文化，我們也許不完美、也許不是做到最好，但是我們的華文教育擁有從小學到大專完整的體系，從這樣的結果來看，我們確實做得不錯。
經歷多少起落浮沉
　羅馬是一座從廢墟中建起來的城市，大馬的華教，也不是一朝一夕走到今天這步的。
　今天我們學華文、說華語、用華文思考書寫、看華文報章，一切看似順理成章。
　打開我國華教歷史，多少篇章是風雨飄搖的記載，這從來不是一條平坦順遂的路，經歷多少起落浮沉，華文教育才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
　為了華文教育，族魂林連玉被我國政府褫奪公民權、取消教師註冊。
　在林連玉老師的背后，許許多多無名英雄，因為華教的斗爭付出沉重代價。
　就算到了現在，每年學校開課，華小依然面對教室不足、師資短缺問題；獨中、雪隆國民型中學也一樣面對學生爆滿，學生遭拒門外，可能失去繼續念華文的機會。
　看回華教在這片土地求存生根的過程，大家也許就可以用同理的眼光，看待今天華社對華小和獨中那種近乎執拗的執著。
林連玉賣豬復尊孔
　尊孔百多年的故事很長很長。
　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醜陋的一面，有光輝照耀這個社會的一面，也有不足外道的陰暗面。
　它經歷過殖民時期、經歷過日治時代抗日、經歷獨立、經歷學潮、經歷改制，百年人與事，道盡華教在我國求活求存的奮鬥史。
　它代表華社華教一個重要面相，它關乎歷史它關乎現在。
　當年被寫下的歷史，依然影響今天我們這一代的人，比如1950年代、1960年代華校改制，刻劃出當今華教的面貌。
　比如華人先賢早年在這片土地跟其他民族一起參與反殖民主義、抗日、成為公民跟大家一起建國，奠下今天的馬來西亞。
　尊孔是組成這些歷史的一部分。
學生抗日衛馬
　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輝博士表示，尊孔師生早年積極反殖民主義，日治時代尊孔師生最初支持中國抗日，日軍入侵我國，尊孔學生又抗日衛馬。
　廖博士本身是尊孔校友，曾在尊孔執教，並且編過《百年尊孔文集三．大事紀年稿（1906-2006)》，他說：“其中最轟動的是尊孔校友陳大智、廖周行策劃和領導半山芭大牢獄的抗日志士越獄。”
　說到尊孔的故事，不可能不提到族魂林連玉。
　他曾經在尊孔服務，並且在戰后協助尊孔復校，他爭取華教在這片土地享有平等權益的斗爭，是華教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在尊孔校史中佔據重大篇幅。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林連玉當年賣豬為尊孔復校的故事。”
　1941年日寇侵略馬來亞時，林連玉曾經參加雪蘭莪醫藥輔助隊，到新加坡，在槍林彈雨中參與救傷扶危工作。
教師待遇不佳
　馬來亞淪陷后，他在適耕莊附近而覽隱居避難，開芭種菜養豬為生，戰爭結束，豬也正好養大，他把豬賣完作為尊孔復校經費。
　當時華校教師待遇很差，他騎著腳車，到吉隆坡每間學校，號召教師組織公會自救謀求福利，1949年，吉隆坡華校教師公會終于成立。
　后來，他領導教總，抵住英殖民政府對華教的壓迫，在國家獨立以后，《1961年教育法令》出台，他反對當時聯盟政府推行華文中學改制政策，結果被褫奪公民權和吊銷教師注冊。
　華文中學最終接受改制，繪下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國家教育藍圖。
　這樣的結果，在林連玉個人華教斗爭史上，寫下遺憾的最后一頁，而華社從此展開捍衛華教的漫長之路。
民辦華校傳承文化
　從華族經常掛在口中的一句話：“再窮不能窮教育”，就知道華族是非常重視教育的民族。
　放眼四海，華族所到之處，必有廟宇、祠堂和學校，讓同鄉之間聯繫感情、共謀福利和承傳文化。
　早年，東南亞一帶舉凡華族群集的地方，就有民辦華文學校。
　廖文輝博士表示：“我國華人族群多，所以華校發展相比緬甸、柬埔寨、泰國等更加蓬勃。”
　根據一份1818年至1820年出版的馬六甲教會季刊，1815年馬六甲就有9間華人私塾學堂，只是名稱和地址不詳。
　也有說1819年檳城創辦的五福書院，是我國華教的起源。
　他認為關于我國華教最早起源記載雖然有爭論，不過從中可以考究19世紀初，華教就已經在這片土地上播下種子。
　“早年的私塾是以鄉音教學，一直到新式學校誕生，才以普通話（指華語）教學。”
　1898年，中國清末維新運動，建立新式學堂取代教導傳統儒學的書塾、書院，並推廣到海外華校。
　1904年，我國歷史最悠久的華文學校檳城中華學校誕生，兩年后也就是1906年，著名實業家陸佑、陳秀連等人于吉隆坡創辦尊孔學校。　
早年只招男生入讀
　最早的華校，多由華族民間出地出錢出力辦起來，小學和中學一般是在同一校地，但是小學部和中學部行政獨立。
　尊孔老校友鄭譚運告訴記者，早年吉隆坡只有4間華校有辦中學，分別是尊孔、中華、坤成和循人。
　“那時這幾間學校只辦到初中，尊孔是吉隆坡第一所辦高中的華校。”他對自己的母校曾經是吉隆坡的最高學府，仍然感到光榮無比。
　其實很多人，就連年輕一代的尊孔校友都不知道，尊孔原來是一所男校。
　“所以以前吉隆坡華人，男孩大都念尊孔，女孩就念女校坤成，這兩間兄妹學校學生之間感情特別好，很多尊孔學生后來就跟坤成學生結婚。”
　他說，后來校方為了方便尊孔教職員，特準他們的女兒入讀這所男校就讀，逐漸地就開放招收女生。
改制導致各自為政
　在英殖民政府頒佈的連串教育政策和改制之下，1958年，全國大部分華校包括尊孔，決定讓小學接受政府津貼，尊孔小學和中學從此分家，而尊孔中學也面對沉重的改制壓力。
　1961年，教總領導人同時也是尊孔副校長的林連玉，反對華文中學改制，被吊銷教師准證及褫奪公民權。
　尊孔董事會經過多番激辯后，1962年接受改制成為國民型中學，下午則開辦獨立中學，收容無法進入國民型中學的超齡生和小學升中學考試落第生。
　到這里，尊孔甚至全國各地華校的故事，都來到一個分歧路口，而尊孔兩間辦學方針不一、性質不一的學校，本該各自寫下自己的篇章。
　不過源自同母體的兩間學校，依舊使用同一校地，仍然為了歷史糾葛糾纏不清。
　因為校地問題，學生之間雖有不便之處，但大致和睦共處，董事之間卻偶有嚴重分歧與摩擦。
　對尊孔許多老校友來說，手心手背都是肉，對于兩校紛爭左右為難。

黃兆壎：沒尊孔沒有我(第2篇)

 

報導：涂素燕
攝影：蔡复丞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中國報》前總編輯黃兆壎的故事中少不了尊孔，尊孔的故事中有他。
現年91歲的他是尊孔老校友，不只他跟尊孔的故事，他本身的故事也很精彩。
他在尊孔的經歷，代表了尊孔的一個世代，而尊孔給他的經歷，一直滋養著他后來的人生路……
黃兆壎是尊孔第一位從小一到高中順利完成12年教育的學生，是尊孔開辦高中后的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后在母校教過書，兒子也是在尊孔畢業。
　黃老先生是《中國報》第4任總編輯（1972年─1983年）。1947年進報館當體育記者，后來當編輯，一直升到總編輯，前后服務三十多年。
　他在報界創下許多佳話，是我國華文報界體育新聞鼻祖，開創了《中國報》賽馬版，老一代的賽馬迷對“老黃”這位“貼士王”必定印象深刻吧！
　他是羽球好手，熱愛體育，可是當時華文報章沒有本地體育新聞報導，所以他一直想當體育記者，投了一篇體育稿給《中國報》，立刻被錄取，他就毛遂自薦要當體育記者。
《中國報》金字招牌
　他進報館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尾的時候，第一屆湯杯在英國舉行，當時沒有幾個記者會報導羽球賽，本身打羽球，又跟多位羽球國手相熟的他，報導的球賽消息大受歡迎。
　他報導深入，球評寫得精彩，使《中國報》體育版一枝獨秀，導致日后《南洋商報》、《星洲日報》不得不跟著大篇幅報導體育新聞。
　他還擅長相馬、測馬、評馬，他自己不沉迷賭馬，但是提供的賽馬“貼士”命中率奇高，一直是《中國報》金字招牌。
　2011年，韓江學院金帆獎頒發中文媒體終身成就獎給他，肯定他在報界多年的奉獻。
男進尊孔女進坤成
　撥電給黃兆壎邀約他做訪問時，他剛病了一場，身體相當虛弱，但一聽到要談母校的故事，馬上雀躍熱情的邀請記者上他住家。
　現年91歲的他，雖病后初癒，但氣色還相當不錯，談起往事有條不紊，就算是八十多年前的陳年舊事，也仍印象深刻，對于一些老師同學的名字也還記得。
　黃家跟尊孔的淵源，從黃老先生父親那代開始，他的父親黃祖耀是尊孔董事。
　能夠當學校董事，想必是有聲望或家底豐厚的地方領袖吧？問黃老先生，他說也不是的，“有些人有錢出錢，有些人有力出力，我的父親就是那種有力出力的。”
重視母語傳承
　那是英殖民時期，英校生吃香出路廣，畢業后當公務員或在英資公司就業，薪資比華校生高，許多華族家庭會把孩子送到英校，只有重視母語傳承的家庭會堅持送孩子入華校。
　黃祖耀是后者，他始終認為孩子一定要懂得母語，所以家中6個兒子一個女兒，全都是念華校。
　“男的念尊孔，女的念坤成，到我自己那代，甚至我孩子那代也是這樣。”
　不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尊孔辦校初期是一間男校，和女校坤城是關系密切的“兄妹學校”。
　那個年代，一般華人家的孩子，都是像黃家那樣，男的進尊孔，女的進坤成。許多尊孔學生長成以后就討個坤成的女孩當媳婦兒。
英政府對華校敏感
　黃老先生入讀尊孔小學是85年前的事了，1927年那年，他6歲，進入尊孔念書。
　尊孔早期叫尊孔學堂，校舍在雪華堂附近的甘榜亞答（Kampung Attap），他入讀尊孔時，尊孔已經搬到現在的八達岭。
　當時尊孔是一所男校，小學跟中學在同一校址，編班跟現在不一樣，不叫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而叫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
　“以前沒有規定幾歲入學，我從念第一冊起到高中，都是班上年紀最小那個。”
　他記得那個年代，英國政府對華校很敏感，擔心老師灌輸學生反殖民政府意識，經常有政府官員到學校查看。
　“那時上課是全日制，早上8點到下午3點半，學校上課科目很多，華文、英文、數學、歷史、公民，珠算、音樂、美術、生物、化學等十多科目。”
　但是他說大家並不覺得功課繁重，而且那個年代沒有什么娛樂，每個人去到學校就是為了讀書，所以大家都把專注力放在課業上。
雙料冠軍破雪州紀錄
　尊孔學校沒有草場，無法搞課外活動或運動，所以學生有時想踢球或運動，會“偷用”比鄰的美以美英校操場（備注1）。
　黃兆壎笑說，看見該校老師來了就趕緊逃跑，想著這些往事時，往昔的青蔥歲月仿佛重現眼前。
　可是就算這樣，尊孔在運動方面的表現還是相當傑出的，其中他本身是羽球員，打得一手好球。
　戰前1937年，尊孔學校和北馬的鐘靈、新加坡華僑中學，舉辦三校聯合運動會。
　“我代表尊孔羽球隊到新加坡出賽，就住在華僑的宿舍。”對他來說是學生生涯中難得的體驗。
　1941年，他獲得雪蘭莪乙組的單雙打冠軍，破了雪蘭莪紀錄，是第一位雙料乙組冠軍。
　他還曾在一場羽球比賽決賽中跟羽球王黃秉璇過招，最后雖然敗了，可是卻讓他留下難忘的回憶。
　黃秉璇是第一位獲得全英公開賽冠軍的亞洲人，也是馬來亞1948年及1952年贏得湯杯冠軍的球員之一。
　他表示：“學校沒有練球的地方，以前都是只要有空地，就可以拿起球拍打球，也沒有教練，無師自通，只是憑著一股熱忱。”
隆首間華校辦高中部
　黃兆壎1932年讀完小學升上初中，念完初中三，1935年，尊孔剛好增辦高中部，他跟著念上去直到畢業，在尊孔完成12年教育。
　高中開始辦時有三十多位學生，多數是初中畢業多年后重返校園升學的，部分是吉隆坡人，也有一些從芙蓉、文冬、關丹等地來。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班上有一位同學，是結了婚有了孩子才來讀書的。
　尊孔當時是吉隆坡第一所開辦高中部的華文學校，但在第二年就改制成師範班，屬全馬首屆教師訓練班，課程除了高中科目，還包括心理學、教學法、學校行政、圖書館管理等。
　那個年代能夠念到高中，就算是很高學歷了，“當時受華文教育的人，最好的出路就是教書，或者到華資公司就業。”
　他高中畢業以后，也曾經回尊孔教書，為母校服務，日軍入侵，他才沒辦法教下去。
謹守勤朴勇毅校訓
　黃兆壎很會珍藏記憶，幾十年前的人事他都記得，他也很會珍藏物品，求學時的成績單、照片等都收藏完好，在尊孔百年校慶時，全部損贈給尊孔獨中文史館。
　他的女兒告訴記者，父親是做報館的，所以特別會收舊資料、舊東西。
　母校對很多人來說，也許不過是人生驛站，對黃老先生來說，是母校為他打下一輩子的奠基，他往后的人生就從這個奠基建立起來。
　他多次提到：“沒有尊孔就沒有今天的我，我今天所有的成就都是拜尊孔所賜”，說得那么重、那么認真，叫記者一定要把這句話寫下來。
　他進尊孔就讀時，禮堂就掛著“勤”、“朴”、“勇”、“毅”四個字，他一直緊記著這些校訓，“就算出來工作，從記者當到老總，在事業上、人生中我都遵循這些教誨，才有今天的成就。”
備注1：
　《百年尊孔口述歷史之二．峰與谷．尊孔校友訪談錄》主編萬家安在對尊孔校友作口述歷史時，發現現在的美以美英校操場，其實曾經是英殖民政府批準給尊孔學校和美以美英校兩校共用的。　只是不知道后來尊孔學校為何失去共用操場的權力。
　參考資料：《百年尊孔口述歷史之二．峰與谷．尊孔校友訪談錄》

戰火停積極復校(第3篇)

報導：涂素燕
攝影：連國強
檔案圖片來源：尊孔獨立中學《百年尊孔》、本報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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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期間，尊孔師生跟中國同調共舞，搞地下活動聲援中國抗日。
日據時代，尊孔校舍被日軍占用，校務停頓。
作為全馬最有名望的最高學府之一，尊孔師生更是走到前線抗日衛馬。
經歷殖民時代霸權主義和日軍暴行摧殘，尊孔戰后復校，很多學生向左翼思想靠攏。
國家獨立之前，當時是教總領導人，也是尊孔副校長的林連玉，主張華人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不遺余力號召華裔申請公民權，效忠這片土地……
日據時代，馬來亞經歷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這片土地的華文學校也陷入最黑暗的時期。
　許多學校校舍因為戰事摧毀，倖免的學校也受打壓改授日文或校舍被日軍占用被逼停學。
　尊孔是其中一間校舍被占用的學校，校務停頓，許多師生加入抗日軍。
　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輝博士表示，1927年，一批左翼運動的追隨者如梁靈光，為了躲避國民黨迫害登陸馬來亞，在尊孔任教。
　他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他們帶領學生搞地下活動，支援中國抗日。”
　馬來亞淪陷后，尊孔許多師生加入抗日軍，抗日保衛馬來亞國土，當時尊孔董事黃重吉更是秘密資助抗日軍、136部隊、聯軍降落傘隊、美國空軍等。
被逮捕壯烈犧牲
　“據說黃重吉開放他的牧場給聯軍空降，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如果被日軍知道了，全家都會被殺，日軍千方百計逮捕他，但一直捉不到他。”
　當時不少尊孔師生被逮捕甚至壯烈犧牲，其中21歲的尊孔學生鄭清涼在文冬被日本憲兵斬首。
　在抗日軍擔任重要職務的廖周行、陳大智則被關進半山芭監獄，后來帶領86位同志逃獄。
　這起越獄事件迅速傳遍全馬，甚至傳到泰國去，為其他抗日軍打了一劑強心針。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戰火甫結束，人民生活依然困頓，重視教育的華族已經積極復辦學校。
　林連玉聯同余思慶、饒小園、趙伯悅、梁成業4位教師，著手負責尊孔復校工作。
　為了讓尊孔早日復校復課，林連玉賣掉自己飼養的豬隻，悉數投入重建校舍。
為華教出力下場悲
　戰爭結束后，1948年，英國殖民政府宣佈馬來亞共產黨為非法組織，通過緊急法令鎮壓以華人為主的馬共。
　英殖民政府認為華校是馬共的溫床，不斷搜查各華校，許多華校校長、教師和學生被拘捕或遣送出境。
　廖文輝博士說，1949年國民黨從中國撒退到台灣，有一群尊孔學生，也趁這個時候回到中國協助重建祖國。
　“不過文革時期，他們的命運都很慘。”他感嘆。
　國家獨立五十年多，左傾也好、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好，一切已經是過去的事。
大家被逼‘左’
　有些尊孔老校友回顧往事，仍然覺得很敏感避而不談，有些則曖昧地說一點不說一點，尊孔校友會會長黎業波倒是大方承認那年代，尊孔的確有很多左翼分子。”
　“不是說他們都是共產黨，不過當時那種時勢，大家很自然就被逼‘左’了。”
　那個年代的人活在殖民主義霸權之下，好不容易活過戰爭，1948年英殖民政府又實施緊急法令對付馬共。
　他表示，在那極度混亂的大時代，大家都很抑鬱，對現狀很不滿。
　他來自雪邦附近的鄉區，緊急法令戒嚴期間他念小學，每天早上三點多就起床去割膠，下午才去上學。
　“那時每天要去割膠之前，都要先到一個地方被搜身，英殖民政府擔心我們接濟馬共，割膠完全不可以帶食物，連咖啡也不可以帶，只可以帶白開水。”
每天受不平對待
　他記得下午兩點過后就一定要離開膠園，否則就當你是共產黨，可以對你開槍。“我們每天早上割膠割到下午一點多，就這樣子一直餓著肚子割。”
　當時他年紀尚小，對很多事似懂非懂，每天等著搜身時，聽老人家說，有些地方甚至男女都要脫光衣物被搜身，有女人被英軍性侵了。
　“我們每天受到這種對待，又聽到這種傳聞，雖然那不是自己的姐妹，可是也如同自己的姐妹受侵犯一樣憤怒，所以有機會去到城市學校念書，接觸到左傾思想，很多人自然就變‘左’。”
左翼分子南來執教
　從1920年代起，中國局勢動蕩不安，許多國民黨及共產黨員南來馬來亞，進駐華校執教，延續他們在中國的黨爭。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共斗爭問題重新浮現，許多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為了躲避國民黨迫害，南來馬來亞教書。
　尊孔戰后復校，1948年1月到6月，中共黨員梁操政出任尊孔代理校長，安排一批擁有中共背景的文化界人士到尊孔及其他華校任教，左翼思想入侵尊孔校園。
　這些老師大部分擁有大學學歷，文化藝術根底深厚，大大提升尊孔師資素質，也讓尊孔校內外活動像作文比賽、美術比賽、歌唱比賽等蓬勃發展。
　廖文輝博士說：“那個年代尊孔中學左翼運動蓬勃。”
　1948年英方宣佈緊急法令，隔年余思慶被委任為尊孔中學校長，他主張學生安心念書，不鼓勵他們參與政治。
　在校策管制之下，尊孔校園內的左翼活動逐漸式微，不過學生當中仍有許多是血氣方剛青少年。
國家獨立落地生根
　早年南來馬來亞人，多數心繫中國，華文學校教學內容強烈宣揚中國意識、民族情懷及效忠中國的愛國精神。
　廖文輝博士說，那時除了土生華人或海峽華人，也就是峇峇娘惹，認同這片土地，華人剛從中國來，基本上還是認同中國。
　“不過，也有一些峇峇好像林文慶，政治上認同英殖民政府，文化上卻是認同中國。”他補充。
　林文慶是新加坡傑出知識分子，以推動新馬儒教運動聞名。
　海峽華人在英殖民時代本來就是英籍公民，儘管林文慶認同于自己海峽華人的身分，並效忠英殖民政府，但同時熱愛儒家思想和關注中國政治發展。
　日本侵占中國期間，身在馬來亞的華人因為對中國的情懷，積極聲援中國抗日。日本侵占馬來亞時，華人自然而然成為抗日先鋒保衛馬來亞國土。
　日本投降，馬來亞逐漸走向獨立，許多馬來亞華人，政治心態上已經從“落葉歸根”過渡到“落地生根”。
華教鬥士主張平等
　林連玉不只是“華教斗士”，他更是以熱愛馬來西亞（當時還是馬來亞聯合邦）這片土地聞名。
　那個時代還有許多華人情感上認同中國為祖國，林連玉早就把這片土地看成家國，馬來亞聯邦醞釀獨立時，他就公開表明衷誠支持，并重申：“為了國家獨立，準備忍辱負重。”
　他跟馬華公會創辦人陳禎祿一樣，強力主張華人擺脫僑居心態，效忠馬來亞，落地生根。
　黎業波當時是尊孔初中生，他記得很清楚，自己也跟著尊孔的同學，一起搭公車到臨近的鄉區，鼓勵這些地方的華人申請公民權。
　1956年，馬來亞未獨立之前，林連玉應爪夷文《馬來前鋒報》邀請，寫了一篇題為《心里的建設》開齋節獻詞時就提及：“我們必須把所有的民族當作一家人看待，權利和義務一律平等，使大家有福同享，然后，希望有難同當，把國家建設得完整而穩固。”
　由此可見，在那個年代，他已經倡議各族享有平等政治和公民權益，創建真正的“一個馬來亞”。
　他在《教總反對改方言學校為國民學校宣言》中，也提到“成為馬來亞國民，是以盡義務、效忠誠為條件，不是以棄母語、毀文化為條件。”
　林連玉很清楚愛國建國的本質是什么，這樣的他，最后以“故意歪曲教育政策，煽動各民族間惡感和仇視”的罪名，被褫奪公民權和取消教師注冊證。
　黎業波憤憤不平地說：“林連玉捍衛華教，但他絕不是種族主義者，他主張各民族平等，各族擁有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

林連玉：講規矩依法爭權益(第4篇)

報導：涂素燕
檔案圖片來源：尊孔獨立中學《百年尊孔》、本報資料中心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1950年代，英國殖民政府頒佈多項教育政策，試圖限制和消滅各源流學校，創辦以英文、馬來文為主要媒介語的國民學校，並驅逐學校超齡學生。
當時，教總、董總、馬華及華社極力反對這些不平等政策。
全國各地華校學生擔心這些政策影響他們的求學權益，發動大規模學生運動……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對我國多源流學校來說是個存亡關鍵期。
　國家獨立以前，英殖民政府先后出台《巴恩報告書》、《1952年教育法令》，要消滅各源流學校，建立以英文和馬來文為媒介語的國民學校。
　在這片土地已經存在良久的華文學校，面對艱巨考驗，處境岌岌可危。
　當時林連玉率領的教總、董總、馬華公會所設的“華教中央教育委員會”、各大華文媒體及全馬各地華文中學極力反對這種不平等的教育政策。
　其中又以林連玉是爭取保留華校的靈魂人物，他認為改制中學採用英文或馬來文作為媒介語，華文中學已經被取消。
關注林連玉的抗爭
　英殖民政府對林連玉的抗爭相當關注，1954年10月28日，英國殖民政府最后一位欽差大臣麥基里萊（Sir Donald Mac Gillary）親臨尊孔，目的就是想親眼看一看林連玉是何方神聖。
　但是跟高大、神態威嚴的欽差大臣相比起來，林連玉只是個相貌普通不過的人。
　他的一位學生，提到老師的儀表印象時，曾經這樣形容：“瘦骨嶙峋、衣著簡樸、腳踏平底膠鞋；頭髮不梳如毛草、一口煙屎牙，不知者，看起來會以為林先生是一位‘道友’。”
　欽差大臣離開之前，一手拿著《教育白皮書》，一手跟林連玉握手，這個場景被《南洋商報》記者拍下。林連玉事后自我調侃：“他高我矮，他左手又拿著一本《教育白皮書》，看起來就像拿著一隻短棍向我當頭打下，實在有趣。”（備注1）
　當時林連玉確實讓英殖民政府頭痛不已，麥基里萊曾經當著林連玉面前承認，政府教育政策行不通，是林連玉領導教總反對的結果。
反對改制驅超齡生
　在華社激烈反對之下，1956年發表的《拉隡報告書》調整部分改制條件，但是仍然鼓勵華文學校接受政府津貼，改制為以英文為媒介語的學校，並且要學校驅逐超齡生。
　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輝博士表示，當時檳城鍾靈中學、森州芙蓉振華中學及柔佛州昔加末華僑中學最早接受了改制。
　很多學生情緒高漲，改制給他們帶來切身之痛，不只是超齡生受教育的權利受到衝擊，中文學校也要用英文考試，因此反對改制及驅逐超齡生的學潮，從北馬華校一路延燒到南馬。
　其中檳城鍾靈中學舉行集會，英籍警官率領大批軍警入校，以催淚彈、藤鞭驅散學生。
　過后校方開除許多學生，引起學生更大不滿，掀起罷考，有學生破指寫下血書“愛吾鍾靈，愛吾華文”。
　相較于北馬，尊孔當時做為中馬著名高等學府，學生雖然發動罷課和集會，在林連玉和當時的校長余思慶規勸之下，並沒有以激烈方式表達不滿。
　在華社反彈之下，驅逐超齡生和要華校生以英文作為考試媒介語的政策暫時擱置下來。
　廖博士說：“當時也沒有完全驅逐超齡生。”
　尊孔校友會主席黎業波的印象中，當時帶領學潮的先鋒，許多都被審訊或扣留，最后被開除，至于其他超齡生，大部分並沒有被驅逐。
英政府阻礙升學路
　超齡入學在1940年代、1950年代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早年民辦華文學校新生入學年齡是7歲，尊孔校友，同時也是尊孔獨中退休老師江火興表示，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導致很多人延遲入學和停學。
　另一方面，當時是生活艱辛的農耕社會，上學需要繳付學費，不是所有家庭都有能力送孩子去學校。
　尊孔老校友李清文回想當年，許多家庭都需要孩子在家幫忙農耕事務，比如種菜種番薯、養豬之類，或出外打零工幫補家用，因而無法上學。
　然而，當時民辦華文學校奉行孔夫子的有教無類，超齡的孩子還是有機會上學。
　李清文本身就是超齡生，“我出生于1936年，本該在1943年也就是7歲那年入讀小學一年級，不過當時日本佔領馬來亞，我到了戰后1946年10歲才上學，遲了3年入學。”
　小學二年級念了半年，因為家境問題停學，小小年紀就得找生計幫補家用。
　1949年才復學重念二年級，當時已經13歲，比正常學齡入學的二年級學生超齡5歲。
　黎業波也是超齡生，15歲才進入尊孔念初中一，但是班上一些同學已經十八九歲。“有些人還是到了二十多歲才上小學。”
　不過，英殖民政府連串政策，威脅了他們升學的機會，很多超齡生因而很徬徨焦慮。
勸導學生回校上課
　李清文1957年入讀尊孔高中一，剛好碰上學潮的大時代。
　當時他從加影育華學校初中畢業，育華沒有辦高中，所以他選擇到尊孔繼續升學。
　回顧尊孔在這次學潮扮演的角色，他表示：“林連玉不贊成學生參與學潮，要學生專心念書。”
　一位曾經跟林連玉一起共事的尊孔老師如此評價林連玉：“林連玉是個講規矩講法紀的人，他不喜歡激烈的行動，希望依法爭取權益。”
　這也是為什么，他1961年被褫奪公民權及取消教師注冊資格，仍然選擇通過法律途徑，起訴政府爭取他基本的人權和民主權益。
　黎業波也是1957年入讀尊孔，那年他15歲，“那時年紀說小不小，可是說大，一個十多歲的人也不會真正很清楚自己的想法，所以學長說罷課就罷課，說大家回去上課，大伙兒就跟著回去上課。”
　他說，那時林連玉反對學生罷課，不斷勸導學生回去上課，現在回想起來，他覺得林連玉內心對于學潮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那時他沒對學生說出來，誰也不知道。
假借罷課搞垮教總？
　林連玉在1963年寫的回憶錄中，有篇文章《全國性學潮》，曾經提及他對1957年學潮的看法。
　根據官方說法，這次學潮是由馬共幕后主使，但是林連玉本身認為主使者絕然不是共產黨，也不是所謂顛覆分子。
　對于尊孔學生罷課，並且聲稱擁護教總爭取華文教育的權利，林連玉在文里提到學生擁護教總是“苦肉計”、“借刀殺人計”，“以擁護教總為名，做出一些大事給教總負責。把教總推進陷阱中去，遭受毀滅的命運”。（備注2）
　1957年11月14日，尊孔學生在籃球場上罷課時，他說服了學生解散回到教室照常上課。
　當尊孔三位學生到他家，向他表明真心擁護教總時，林連玉向他們表明既然他們公開表明擁護教總，就無法改口，以后的行動如有違背教總意見，他就公開聲明不接受擁護。
當年參與者出面澄清
　對于林連玉指學潮時學生要搞垮教總，當年尊孔學校學潮領導人陸明亮和龍錦平，在史料工作者萬家安主編的《百年尊孔口述歷史之二．峰與谷．尊孔校友訪談錄》接受訪談時，曾經對此作出回應。
　龍錦平澄清，當時尊孔學生罷課是在全國自然發展、自然產生的，絕非反教總。
　學生的斗爭是要求讀華文、公共考試用華文作媒介語、通融超齡生讓他們完成學業。
　他指當時尊孔學生對林連玉很尊敬，學生也是跟著教總跑的，怎么會奪權？
　但是林連玉本身喜歡用合法、合理的行動，不認同動員群眾力量解決問題。
　林連玉在《全國性學潮》指學潮背后有一套周密計劃，不然，尊孔、坤成、循人、中華各校絕不會時間一致、方式一致、態度一致罷課，連用具也一致。
　林連玉因為四校的擴音器都是用同一美國牌子，而認為這是互通、串謀的罷課。
　龍錦平表示，平時四校同學就有聯系，所以這並不奇怪，那時擴音器不難見到，價格如果合理就四校一起買。（備注3）
　
　備注1：詳見《百年尊孔文集三．大事紀年稿（1906-2006)》，112頁。
　備注2：句子引用林連玉《全國性學潮》。
　備注3：文中資料參考和摘自《百年尊孔口述歷史之二．峰與谷．尊孔校友訪談錄》、林連玉《全國性學潮》。

改制華校走到分水嶺…（第5篇）

報導：涂素燕
攝影：連國強
檔案照片來源：尊孔獨立中學《百年尊孔》、本報資料中心

國家獨立以后，《1961年教育法令》通過，華校走到一個分水嶺：接受改制成為國民型中學；或者拒絕改制，繼續辦獨立中學。 林連玉當時是尊孔副校長，為了爭取各族平等接受母語教育機會鞠躬盡瘁。
在他被褫奪公民權和取消教師注冊后，尊孔學校，這所他在戰后出錢出力協助復辦的學校，接受改制成為國民型中學。
另一方面，董事部繼續在下午班辦獨立中學，收容無法入讀國民型中學的超齡生和小學升中學會考的落第生……

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的歷史將近200年，遠比國家獨立還要久。
　尊孔校友李清文表示，如果算上新馬華人共同攜手創辦的南洋大學，在國家獨立以前，華文學校在這片土地就已經擁有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
　國家獨立那年，馬來亞聯合邦就有一千兩百多間華文小學，及69間華文中學，“早年只是在加影附近一帶，就有十多間民辦的華文學校。”
　所以1950年代，英殖民政府建議設立和優先發展以英文和馬來文為主要媒介語的國民學校，連串打擊多源流學校的政策一頒布，華社反彈非常大。
　在雙方拉鋸之下，英國殖民政府並沒有實際實施讓華校改制的政策。
津貼學校有條件
　國家獨立以后，1960年，《拉曼達立報告書》公佈，華文中學如果要接受政府津貼，就必須改制成為國民型中學，改制以后，除了語文科，所有科目以英文作為教學媒介語。
　不接受改制的學校，政府將取消原有的局部津貼資助，經費自主，成為獨立中學。
　英殖民政府從1920年代初期，開始津貼民辦華校，數目只佔所有源流學校教育開支的一小部分。
　早年華文學校多數有辦小學部和中學部，1958年，全國大部分華校的小學，包括尊孔小學，已經接受馬來亞聯邦政府津貼，小學和中學從此分家。
　當時，林連玉認為這些教育政策一旦實施，就沒有華文中學了，他大聲疾呼：“津貼金可以被剝奪，華文中學不能不辦。”
寧失津貼拒絕改制
　1961年8月，林連玉被政府以歪曲及顛倒政府教育政策為由，褫奪公民權及吊銷教師注冊，並被驅逐離開尊孔學校。
　尊孔校友會前任主席譚志江當年13歲，才剛進尊孔念初中一，他記得，林連玉當時透過學校廣播，要學生留在學校好好念書，不要走上街頭。
　“林連玉離開學校后，尊孔的學生分批到他在士拉央的家看他，我也是其中一分子，當時他仍然不斷鼓勵學生專心念好書。”
　同年10月，《1961年教育法令》在國會三讀通過。
　這時候，華文中學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申請成為改制學校，或者拒絕改制，失去原有的局部津貼資助。
　尊孔中學跟所有華校一樣，走到決定當下和未來尊孔學生命運的歷史性一刻。
尊孔改制衝擊華校
　1962年，尊孔在中華大會堂召開贊助人緊急大會，討論是否接受改制。
　會議開始前，數百位尊孔學生已經坐滿會場后座，譚志江也在中華大會堂現場。
　“我們那個年代的學生，十多歲已經很關心時事，對一些事雖然似懂非懂，但是都會看報紙了解事情的進展。”
　學校一旦接受改制，改變教學和考試媒介語，學生將直接受到影響。
　他表示那時許多學生都反對學校改制，成群結隊到大會堂，希望校方拒絕改制。
　結果主持會議的一方，擔心發生不愉快的事，請當時的校長余思慶到會場規勸同學離開。
　最后尊孔中學接受改制，學生情緒高漲，但是一切已經成為既定事實。
　編寫《百年尊孔文集三．大事紀年稿（1906-2006)》的歷史學者廖文輝博士認為，尊孔當時作為中馬具代表性的中學，接受了改制，對其他華校有很大衝擊。
　雖然當時全馬已經有55間學校接受改制，但是尊孔接受改制，對政府來說，還是非常關鍵，因為這對其他未接受改制的華校起著重大影響作用。
　當時的聯合邦新聞總監蘇比，就認為尊孔這間歷史悠久，在華文教育界居領導地位的華文學校接受改制，將給其他華文中學立下一個“好榜樣”。
　在尊孔接受改制以后，蘇比就這樣說道：“尊孔中學之終于接受改制，已顯示政府經成功向人民大眾揭示了本邦教育政策之真正精神。”（備注1）
贊成反對各有理由
　廖文輝博士表示，當年華文中學面臨改制與否的抉擇時，華社中有幾種不同觀點。“就尊孔學校而言，董事就分成兩派。”
　有人認為改制減少學費，減輕家長負擔，文憑受政府承認，而且有政府協助，學校才辦得完善。
　但是也有人擔心，尊孔一旦改制，華文學校名存實亡，違背憲法和各族母語教育平等原則。
　當然有人是為了公眾和華裔子弟利益，贊成或反對改制，但是也有人為了私人利益，投下決定是否改制的一票。
　“至于其他華校，有些不願意華校變質，就自己找經費繼續把學校辦下去。”其中新山寬柔是全馬第一間宣佈不改制的華文獨立中學。
　他指出，1950年代曾經聯合華社反對英殖民政府對華校實施不平等政策的馬華公會，這時大力支持改制，公開宣傳改制的好處，包括改制后仍然有三分之一時間上華文、董事部不必操心經費等。
　可是，今天除了檳城鐘靈和北海鐘靈每週有7節華文課，大部分國民型中學都是每週5節華文課。
　由于師資不足，以及課程編排問題，一些學校甚至把華文課縮減到3節至4節。
　2010年年初，州教育局把玻璃市中學原有的5節華文課縮減為三節，引起爭議，也讓華社再次關注國民型中學華文課的問題。
　至于學校經費方面，目前政府提供基本人力資源及行政費用，一些校舍的基本維修費、學校團體活動費用，必須由董事部自行籌措。
改制后英文為媒介語
　尊孔中學接受改制后，大部分適齡在校的學生，都成了尊孔國民型中學的學生，譚志江也是其中一員。
　不過，有兩類學生無法成為國民型中學學生，第一類是超齡生，那個年代因為日治時代，超齡生相當多；第二類是華小升中學考試落第生。
　董事部為了讓這兩種學生能夠繼續升學，在下午班開辦尊孔獨立中學，收容這些學生。
　學校改制后，尊孔國民型中學學生繼續使用主要樓層，也就是當時尊孔生口中的“大樓”，獨中生則在“小樓”上課。
尊孔中學接受改制之前是採用中國新制學校的6年學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從1963年開始，尊孔國民型中學採用政府新訂製的教育綱領，中學6年學制，第一年是預備班，初中三年，高中兩年。
　1963年，譚志江本來升上初中三，但是在政府新教育綱領之下，變成初中二。
　“從那一年起，除了馬來文和三本華文科的課本，即華文、應用文和中國文學史，其他科目的教學和考試媒介語全改為英文。”
英文教材無所適從
　那個年代，華校生雖然小學起就念英文，但只是很基本的英文，而且日常沒有使用英文的環境，英文程度一般不高，教材突然全部改成英文，很多學生都無法適應。
　譚志江印象最深刻的是，科學老師一進課室，用英文要同學們舉出幾個氣體的例子，但是沒有人聽懂什么是“gas”（氣體）。
　“還有就是英文老師出了一個題“我的學校”，兩節課的時間，沒有一位同學交得出來。”
　他自己靠惡補苦讀，在初中三的“初級教育文憑”（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簡稱LCE）考了個B回來，順利升上高中。“那時，我們初中三本來有五六班，最后考上高中的只剩兩班。”
　當時，他的目標是考進南洋大學，因為擔心改制國民型中學的文憑不受南大承認，所以高中就轉到循人獨中繼續學業。
　備注1：蘇比這段話抄錄自廖文輝《大事記年稿1906-2006》，129頁。

救亡運動復興獨中(第6篇)

報導：涂素燕
檔案照片來源：尊孔獨立中學《百年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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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期，吉隆坡尊孔中學經歷改制。
董事部為了照顧國民型中學拒收的超齡生和華小升中學考試不及格的學生，而開辦尊孔獨立中學。
兩校繼續共用同一校地，但從此“一園兩校”，“兩校兩制”，長久以來，共同面對校舍不足、校園空間不夠等問題。
尊孔獨中因為改制后的重重衝擊，初期時辦校非常艱苦，面對校地、經費、學生來源等問題，幾近關校……
1960年代初，政府的教育政策，讓尊孔中學走到改制十字路口。
　尊孔中學董事、校友、家長、學生等多方意見不同，但是董事部經過商談，尊孔中學改制成定局。
　1963年，尊孔中學成為尊孔國民型中學，同年開辦尊孔獨立中學。
　國民型中學使用校舍主要樓層“大樓”上課，獨中則使用尊孔校友稱為“小樓”的校舍，分上下午班上課，並借用華僑小學校舍上課（現已易名燕美律國民型華文小學）。
超齡生只能讀獨中
　在尊孔獨中服務過29年，見證過尊孔獨中起起落落的退休老師江火興，當時剛從國立台灣大學畢業回國。“一位老師病了，尊孔獨中邀我去當代課老師。1964年，正式聘我為學校老師。”
　那時候尊孔獨中學生人數約1100人，“抗日那段三年零八個月的時期，導致1950年代跟1960年代初期有很多超齡生，國中不收超齡生，所以超齡生只能讀獨中，因此開始時學生來源不成問題。”
　但是1965年，政府取消小學升中學的考試，換成自動升級。
　華小生畢業后自動被派到國中，很多家長考慮到家庭經濟（獨中需要繳付學費）、孩子升學和就業問題等（獨中文憑不受政府承認），都把孩子送到國中。
獨中一度幾近關校
　“那時超齡生逐漸畢業，新的學生多數進國中，獨中初中一學生人數很少。”
　尊孔獨中僅剩三四百學生，一度面對學生來源和經費問題，江老師說當時幾近關校。
　“當時余思慶出任校長，看到學校經營得這么慘，以開玩笑口吻說，不如把學校停辦。”
　這時，跟林連玉同一時期在尊孔執教的資深老師饒小園說道，學校是公眾的，不能隨便說停辦就停辦，一旦停辦，以后就無法重開了。
新人新作風見成績
　為了讓學校繼續辦下去，江火興老師、饒小園老師、黃仕芳老師和嚴崇仔老師四人，發動尊孔獨中的“救亡運動”。
　他們駕著一輛破舊的老車子，到吉隆坡各間華小拜訪校長，派招生簡章及表格。
　江火興老師說：“我們希望校長明白獨中辦校的宗旨是為了承傳中華文化，希望校長鼓勵學生小學畢業后選念尊孔獨中。”
　但是初期招生反應並不好，學生人數並沒有明顯的增加，學生素質也參差不齊，高中許多學生都是因為國中“初級教育文憑”（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簡稱LCE）落榜，無法升上國中高中，才轉校到獨中。
進行重大改革
　一直到1970年代，尊孔董事部推動建校，拆除小樓改建成獨中新校舍，改為上午上課。“學生才開始逐年增加，從五六百人，慢慢增加到近千人。”
　1970年代中期，華社發動的獨中復興運動，讓全國獨中得以柳暗花明，尊孔獨中也在那個時候重見曙光。
　1983年，尊孔董事長林晃昇高薪聘請在農業大學（現博特拉大學）當講師的數學博士莊迪君當校長。
　莊迪君掌校后，進行幾項重大改革，為校譽已經日落西山的尊孔注入新生氣。
　熟知華教歷史背景的人也許知道，后來他跟當時身兼董總主席及尊孔獨立中學董事長林晃昇理念不合，兩人交惡。
　當時也是教總副主席的他，公開指責林晃昇，結果導致董總和教總決裂，也讓尊孔陷入內斗紛爭。
設備日趨完善
　莊迪君校長離開尊孔獨中以后，尊孔獨中董事部依然暗潮洶湧，偶有擦槍走火的時候。
　2000年，吳建成受邀掌校，推行多項教育改革和調整教學策略。
　學校開辦特輔班、美術設計班和餐飲管理班，讓非學術取向的學生，也可以繼續升學，發揮自己所長。
　2004年，尊孔獨中15層樓新校舍正式啟用，從提出建校舍、發動籌款、動土到落成費時15年。
　走過多少風雨波折，今天尊孔獨中不管硬體設備還是教學體制，都日趨完善。
重振校風吸引新生
　尊孔學校改制后，尊孔獨中不管硬體設備還是校譽，都大不如往昔。
　1980年代初期，莊迪君出任尊孔校長，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對尊孔重振校風扮演關鍵性作用。
　說到莊迪君校長，江火興老師這樣形容他：“可能他的作風太激進，所以很具爭議性，也開罪許多人，但是他掌校期間，確實有許多建樹。”
　莊迪君校長是馬大畢業生，曾在澳州國立大學從事數學研究，后來獲得馬大數學博士學位。
　他在1980年代已經預見資訊時代將改寫世界，在尊孔興建電腦中心，引進電腦教學，尊孔獨中在國內中學中開創資訊教育先河。
　當年尊孔校園私會黨滲透，校風敗壞，他直搗黃龍跟私會黨談判，要他們勿干擾學生，此事至今仍為尊孔校友津津樂道，記者訪問多位他的學生，大家都不約而同提起這件事。
　當時一些家長，是因為他的名望、辦校的魄力和革新精神，才把孩子送進尊孔獨中。
　“他也為我們這些老師爭取福利，獨中老師的辦公室一直很簡陋，是他建議董事部在新校舍中挪出空間作為教師辦公室，他自願減薪為辦公室裝空調。”
苦盡甘來漸獲認同
　尊孔接受改制初期，大部分硬體設備都由國民型中學沿用，大部分資深教師也留在國中執教。
　獨中開始辦校時處境堪虞，有好幾年是董事部、愛校的老師們在苦苦支撐。
　對全國其他獨中來說，情況好不了多少，情況更壞最后被逼關校的更是不少。
　歷史學者廖文輝說，現在成功爭取到辦獨中的彭亨州，本來有8所民辦華文中學，1960年代全部接受改制為國民型中學。
　“有幾所學校在改制后，仍然保留辦獨中，后來因為經費問題陸續停辦。”
　他記得直涼中學應該是第一所繼辦獨中，也是最后一所關閉的獨中。
　他說，那時候，很多人不看好獨中辦得下去，根本沒有人想到獨中今天會有這樣的學術成就，受到世界上許多國家大學承認。
復興運動開一扇窗
　在霹靂州，改制幾年后，原有的14間獨中，就關閉了5間，剩下9間。
　1973年，當地華社為了保住獨中，發動獨中復興運動，籌募“獨中發展基金”，點燃第一把星火，延燒全國。
　同年董教總通過《獨中建議書》，成立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編寫全國獨中各學科統一課程。
　1975年，董教總舉辦了第一屆獨中總考，同時向國內外大專院校爭取承認獨中文憑。
　1960年代的教育改制政策，關起華教的一扇門，1970年代的獨中復興運動卻為華教開了一扇窗。

共用校地阻礙發展(完結篇)

報導：涂素燕
攝影：覃福榮
檔案照片來源：尊孔獨立中學《百年尊孔》、本報資料中心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吉隆坡尊孔學校1962年改制后，源自同一母體的獨中和國中（國民型中學）共校數十年，一直相安無事。
兩年前，國中要在獨中兩校建築之間搭建遮雨棚，引發校地主權糾紛。
其實，長久以來，國中和獨中兩校三千多位師生，共擠在一塊2.3英畝校地，諸多不便之處。
尊孔校地主權是歷史決定的，兩校共用同一校地，是歷史延續到今天的事，要如何圓滿解決這個歷史問題，深深考驗著尊孔后人智慧……
尊孔一個校園，兩間學校，命運絲縷相連，剪不斷理還亂。
　尊孔國中和獨中分家50年，本來兩間辦校方針不同的學校，應該有各自的發展。
　但是複雜的歷史背景，導致兩校在同一校地，看來是唇齒相依，卻也是彼此的束縛，讓兩校都沒有足夠的校園空間，兩校都無法更好發展及招收更多學生。
　兩校分校初期，國中使用主要樓層“大樓”上課，獨中使用“小樓”上課。但是當時兩校關系密切，所以，有一段時期兩校共用“大樓”。
“吃灰塵”是“集體回憶”
　黃金水1969年進入尊孔獨中念書，“那時候，我們是在‘大樓’上課，國中上午班，我們下午班。”
　國中也曾經使用“小樓”校舍上課，后來“小樓”拆除建新校舍，1972年，獨中搬遷到新校舍上課，就沒再用“大樓”。
　那段時期，國中初中班的學生爆滿，葉少華記得1974年入讀尊孔國中預備班時，總共有11個班級，“從A班一直開到K班，但是到了初中三考過LCE，就只剩下四班了。”
　他念尊孔國中時，“大樓”已經非常殘舊，他笑說：“樓上地板縫隙大，只要有人在樓上走動動作大一點，抬頭可以看到灰塵從樓上慢慢飄下。”
　1982年進入尊孔國中的校友張明珠也對此印象深刻，“吃灰塵”成了許多國中校友的“集體回憶”。
　近年，國中校舍雖然加蓋裝修，但是許多老校友重返校園，仍然覺得學校愈發老殘。本來通風明亮的四合院，加蓋后給人陰鬱感覺。
面對教室不足問題
　獨中在1970年代時，學生人數不多，所以，還沒有多大教室不足問題，但是1980年代學生人數漸增。梁永傑1980年代末期進入尊孔獨中，“那時有近1000位學生，斜坡上的食堂和教室被鑒定為危樓，教室不夠，禮堂隔出4間課室，連舞台都用來上課。”
　獨中靠華校和董事的力量，后來蓋起15層樓的校舍大樓，解決基本硬體設備問題。
　當時國中獨中兩校一家親，國中董事會也積極為獨中籌募建校基金。　
　但是，兩校同在2.3英畝的有限空間，都無法有更好發展，國中也面對教室不足問題，能夠招收的學生有限，許多想進國民型中學的學生因而被拒門外。
未獲同等地位資助
　在很多人看來，國民型學校是“政府學校”，學校的行政經費、硬體方面的建設和維修，理應由政府支付。
　其實，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已經沒有國民型中學字眼，只是華社依然稱華校改制學校為國民型中學。
　《1996年教育法令》要78所國民型中學易名為國民中學，但歸類為資助學校（Sekolah Bantuan Kerajaan)，無法跟國民學校（Sekolah Kebangsaan）享有同等地位，地位模糊尷尬。
　政府負責教師薪資、水電費、教學儀器等費用，但是，以尊孔國中的情況，學校課外活動經費、一些硬體設備的維修費，還是需要學校董事會、家教協會和校友聯誼會三造出錢。
申請經費手續冗長
　尊孔國中董事會執行秘書勞樹毓表示：“有時候屋頂漏水、廁所阻塞需要維修，經費雖然可以向政府申請，但是手續冗長，而且未必批準，所以需要三造先支付經費。”
　他說，國中2010年推行電腦教學，所需的軟硬體設備，也是由三造籌措。
　“學校一些課外活動需要聘請教練，像舞獅團體需要獅頭、服裝等，都是由三造付費。”
　在董事會、家教協會和校友聯誼會護航之下，尊孔國中辦校經費雖然沒有問題，但是一直面對校舍問題。
　雪隆區目前只有7間國民型中學，5所在雪州，僅有兩所在吉隆坡，就是尊孔國中和文良港中華國中。
　“如果搬校，除非是在吉隆坡市內，要是搬到雪州，吉隆坡就少一間國民型中學，很多家長因而不願意搬校。”
　他說，過去有發展商捐出一塊地給國中建校，但是因為校地太小、處在低洼地方，建築費用高，用來建校不理想。
空間太小招生有限
　尊孔國中作為隆市僅有的兩間國民型中學之一，一直很“吃香”，勞樹毓說：“每年都有來自附近如半山芭、蕉賴、舊巴生路等的華小畢業生，申請入讀。”
　還有許多尊孔國中校友，也會千方百計為孩子申請入讀，大老遠把孩子送到尊孔國中。
　“基于空間問題，我們無法錄取太多學生，一直以來，學生人數維持在1200位。”
　1990年、1991年、1993年，學生很多，差不多有1800位，需要在樓上禮堂隔出4間課室，樓下禮堂隔出兩間課室，讓學生上課。
　“但空間太小了，實在太吵太擁擠，不能有效教課，所以，后來就沒有招收這么多學生。”
　僧多粥少，每年都有許多雪隆的華小生進不了國民型中學，必須轉念國民中學，可能因而放棄念華文。
栽培華文師資搖籃
　勞樹毓表示，今天絕大部分華小、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的華文老師，是來自國民型中學。國民型中學是栽培華文師資的搖籃。
　另一方面，國民型中學提供免費教育，對家境不太寬裕、希望孩子繼續修讀華文的家庭來說，是孩子升學的重要選擇。
　國民中學開辦母語班的條件，是要超過15位學生報讀。一些國民學校因為課程擁擠，把母語班排在課外時間，影響一些學生選修華文意愿。
　一些國民學校也因為師資問題，沒有開辦母語班，早前也發生校方擔心學校成績排名受華文科影響，阻止華文成績不理想的學生報讀華文。
　“還有，國民型中學有各種文化活動，如華文學會、扯鈴、揮春、武術、舞獅等，但國民學校可能比較少這類活動。”
鮮少來往建無形牆
　許多尊孔校友就讀尊孔時，對國中和獨中兩校歷史淵源並不太清楚。
　黃金水念尊孔獨中的1970年代，學校已經改制多年，對他來說，在同一校園的尊孔國中，只是另一間學校。
　學校老師基本不談政治也不談學校校史。“那時很多課題很敏感，老師都不會去提。”
　另一邊廂，尊孔國中校友葉少華也一樣，他1974年入讀尊孔國中，對學校改制，林連玉的事蹟完全不知道。
　許多校友在校時，其實都不會去想，為何兩間學校會在同一校園，對學校的發展或學生學習有何影響。爭氣的學生，反而會利用有限的空間，發揮自己的長處。
　一位獨中校友盛盟強說：“因為國中只有排球場，所以，國中排球很強，而獨中只有籃球場，所以，獨中籃球強。”
　黃金水念尊孔國中時，兩校雖然共用食堂，但學生之間並沒有來往，現在說起來，他覺得兩校學生好像自然而然會在心中畫下一條無形的界線。
　葉少華也認同，兩校學生仿佛約定俗成互不往來。
　黃金水說：“那時候童軍團體是兩校合辦，所以，只有童軍團體的同學會跟國中生來往。”
　兩校會聯辦童軍團體，開始是因為國中生在政府初中考試LCE落榜，就會轉到獨中念書，來到獨中后，他們還是繼續參與國中童軍團體，所以兩校童軍團體便一家親。
期許兩校未來更好
　為了撰寫這個系列，訪問了“幾代”的尊孔校友。
　訪問后發現，每個人對尊孔的記憶，零零碎碎多少有點出入，改制時代就讀尊孔的校友，對尊孔情感基本不分國中和獨中，而1970年代過后入讀尊孔的校友，幾乎對尊孔校史一無所知，情感上只有自己念的學校。
　在尊孔校友會安排之下，幾位獨中生和國中生有機會一起坐下來，卻意外地發現，兩間學校距離那么近，可是彼此距離那么遠，對對方的學校一無所知。
　兩校學生各有各的學習生涯，甚少交流，各有屬于各自的尊孔故事。
　尊孔校友黃金水感慨說道：“我們六年的學生生涯，只不過是尊孔百多年歷史的小片段。”
　尊孔百多年的歷史，卻也是每位尊孔學生用他們數年校園生涯片段拼湊而成。
　同時，更是每位熱愛尊孔的華社人士、董事、投身服務尊孔的老師，用他們的心血拼湊而成的。
　許多尊孔校友，都希望兩校可以有更好發展，培育更多國家優秀人才。

戰地記者

 

堅持報導所見所聞(第1篇)

29/04/2012  

 

報導：潘有文
圖：潘嘉威、受訪者提供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我首先是個記者，然后才是美國人！” 這是著名前戰地記者彼得阿內特（Peter Arnett）的座右銘。
信手拈來阿內特的採訪“戰績”包括：首位訪問伊拉克前總統侯賽因，以及首位和唯一訪問過奧薩馬的西方記者。
雖已年屆78歲高齡，也不再是戰地記者，但從烽火中走來的他，像是一本活生生的戰地和衝突地區備忘錄，讓人不禁想重溫他的舊夢，以及聽聽他的心得和建議……

彼得阿內特小檔案
──1934年11月13日出生；
──原籍紐西蘭，后入籍美國，擁有雙重國籍；
──26歲時參與越戰報導，正式成為戰地記者；
──目前，每年有8個月在中國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客座教授。
彼得阿內特（下稱阿內特）過去40年，在許多戰地和衝突區採訪，如果以地區分類──越戰、阿富汗戰爭、波斯灣戰爭（Gulf War）和伊拉克戰爭（亦稱第二次波斯灣戰爭，Iraq War）是他生命中四次重要的戰地。
其中，他以專訪侯賽因和奧薩馬最廣為人知，這兩次採訪開啟了戰地記者工作模式新一頁。以往戰爭一開打，記者就撤離，阿內特是第一個采訪整個戰事的記者。
訪侯賽因而聲名大噪
1966年，他因參與越戰報導而獲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利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然而，令他知名度暴漲的關鍵報導，當屬1991年對伊拉克當任總統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專訪。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揮軍攻下科威特，以美國為首的各國聯軍發動“波斯灣戰爭”，多國部隊于1991年1月16日獲得聯合國正式授權攻打伊拉克。
多國部隊進攻伊拉克時，各國記者紛紛撤出，唯獨當時在CNN（有線電視新聞網國際新聞網絡，CNN International，下稱CNN）工作的阿內特、攝影師和制作人留了下來。
“我認為，應該留在巴格達（伊拉克首都），瞄準時機繼續報導！”對于美國的飛彈，阿內特根本沒有在意。
當時，新聞記者留在巴格達的決定非常瘋狂，CNN一名高層管理人力挺阿內特決定，使他和CNN在這場戰地報導中贏得彩頭。
在聯軍未發動正式進攻時，侯賽因向阿內特等人發出專訪邀請，阿內特沒有放過這個機會，經過伊拉克政府安排，在侯賽因隱秘落腳處採訪侯賽因。
阿內特表示，侯賽因認為當時的CNN擁有8架衛星，全球許多地方都能收看CNN頻道，因此，向他們發出採訪邀請，以表達伊拉克的立場。
1991年1月13日，他專訪侯賽因90分鐘，后者並沒有限制訪問問題內容，但有部分內容須經過伊拉克政府過濾，才能播放。
被媒體與人民稱作叛徒
同時，他還採訪了一間美國政府聲稱是制造武器的化學工廠，但據他現場觀察，那只不過是一個奶粉工廠。
此外，美國和聯軍發射的飛彈擊中某一個住宅區，飛彈留下大坑，並且造成四百多人死亡，阿內特毫不猶豫的把它報導出來。
這些報導使美國軍方和政府暴跳如雷，民間也不諒解阿內特的舉動；前兩者除了重申指伊拉克制造武器和美軍沒有攻擊平民，也質疑阿內特已遭到伊方利用，許多美國人民和當地媒體，則以叛徒來稱呼他。
在記者和美國人的身分之間，阿內特認定其首要角色是記者，真相以外的質疑並沒有使他沮喪，反而讓他更堅定扮演好戰地和衝突區記者角色！
記者要信仰言論自由
“你或許會問為何我要冒著生命危險和聲譽，直擊報導美國飛彈炸毀了當地建築物？”阿內特的答案是：他有自己堅持的理由！
首先，美國電子和平面媒體行業競爭激烈，必須想方設法脫穎而出，這是最簡單的理由。
其次，戰地報導帶來的商業利益難以想像；阿內特指出，波斯灣戰爭前，CNN負債8000萬美元，但5年后，創辦人泰德透納（Ted Turner），以70億美元脫售給時代華納公司，即是最好的證明。
最重要的是：阿內特信仰言論自由，身為一位記者的工作，就是當一個可靠的目擊者，“就如當初CNN成立時的使命──覆蓋世界公平與同情，成為人民的共鳴板（To be a sounding board for all peoples）。”
訪奧薩馬911后受重視
1997年，阿內特訪問奧薩馬后，並沒有在美國社會激起太大的漣漪；雖然，奧薩馬當年也是美國重點關注的恐怖分子，但未將他列為頭號大敵。
奧薩馬是沙地阿拉伯人，1989年創立基地組織抵抗入侵阿富汗的前蘇聯，前蘇聯退兵后，轉而以攻擊美國為目標。
“當時，常聽到奧薩馬公開的錄音帶，我就想：為何不親自訪問他？”當時在CNN的阿內特，決定透過特殊管道安排專訪奧薩馬。
于是，CNN的制作人找到奧薩馬在英國倫敦秘密聯絡站點，並且取得聯系，表達欲訪問奧薩馬的想法。
CNN獲獨家專訪
當時，其他國際媒體同時爭取訪問奧薩馬，經過約三個月的等待后，CNN成功獲得獨家專訪。
阿內特表示，奧薩馬認為CNN擁有數十億觀眾，同時可向全世界的年輕人表達看法，因此選擇了CNN。
1997年3月，阿內特和攝影師幾經輾轉，抵達巴基斯坦境內，但並沒能立刻採訪奧薩馬，而是待在當地5天，等待基地組織通知訪問時間。
獲準採訪當天，基地組織人員是臨時通知他們2個小時后可採訪奧薩馬，並且帶著他們進入山區，幾乎每20分鐘就有一個檢查站。
“塔利班（人員）非常仔細檢查我們的攝影器材，擔心器材上裝有細小追蹤器。”阿內特指出，如果奧薩馬發現任何可疑東西，隨時可以射殺他們。
最終，他和攝影師只可帶著攝影機架子見奧薩馬，基地組織提供他們攝影機和帶子。
“見到奧薩馬時，覺得他6呎身高更像是NBA（美國職業籃球賽）球員，而他隨身帶著AK47（步鎗）。”阿內特形容看見奧薩馬第一印象。
向美國發出警告
這個訪問共花了1時15分，奧薩馬只回答預先設定的問題，並且特別抨擊美國文化問題，同時向美國發出警告：“我將對美國宣戰！”
但是，訪問片段播出后，美國方面並沒重視奧薩馬的警告，一直到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才驚覺奧薩馬極度危險。
“911事件發生時，我也在紐約，從電視看到(飛機撞大樓)情況，我心裡就十分肯定那是奧薩馬幹的。”阿內特這么表示。
隨后，互聯網上就瘋狂流傳著阿內特當年訪問奧薩馬的片段，美國政府和社會才意識到忽視了奧薩馬當年的警告。
影響戰地記者工作心態
阿內特在波斯灣戰爭留守伊拉克，並且成功採訪侯賽因，影響之后的戰地採訪觀念，更多媒體和記者願意留在戰區追蹤戰事與新聞！
“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伊拉克戰爭，2003年）開始后，多達四十多家媒體留在當地。”這是阿內特引以為豪的影響力。
由于他在波斯灣戰爭獲得良佳採訪口碑，當伊拉克戰爭爆發，年屆69歲的他依然回到戰場採訪，全球各地媒體都爭相要求使用他的報導。
“NBC（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台灣、沙地阿拉伯等媒體，都有找我合作。”
而且，由于1991年他在巴格達的採訪已使他成為當地名人，伊拉克媒體也爭相邀訪，請他發表對該場戰爭的看法。
採訪生涯褒與貶
從26歲開始參與越戰採訪，至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阿內特參加不下20次戰地和衝突區採訪，四十多年的記者生涯，除了得到許多榮譽，也引起許多爭議。
以下列出部分榮譽與爭議：
榮譽
──1966年，因越戰報導獲得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普立茲新聞獎。
──1994年，由于波斯灣戰爭現場直播是人類電視新聞轉播史上首見，因此贏得美國電視最高榮譽──《艾美獎》。
──1994年，出版《從戰場上歸來》一書，獲《紐約時報》選為年度圖書。
──至今獲得大大小小57個新聞獎。
──在美國、巴西等國獲得榮譽學士學位。
爭議
──1962年，在印尼撰文分析印尼與荷蘭殖民政府衝突，遭趕出印尼。
──越戰期間，報導美軍訓練的弱點，激怒美國政府。
──波斯戰爭採訪侯賽因和報導美軍亂投飛彈，美國民間稱他為叛徒，政府認為他被伊拉克收買。
──伊拉克戰爭接受伊拉克媒體訪問，評論戰爭看法，遭NBC解僱。

 

 

 

面對槍彈更需銀彈(第2篇)

報導：潘有文　
圖：潘嘉威、受訪者提供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深入戰地和衝突區採訪，背著背包，拿著攝影機、筆或簿子，在烽火中來回穿梭，看起來很威風？ 別傻了，要面對的危險和要準備的事可多著呢！
彼得阿內特擁有超過40年的戰地與衝突地區採訪經驗，雖然無法巨細靡遺道出每項小細節，但他都不吝于分享需要注意的重要環節。
有意到戰地或衝突區採訪或工作者，彼得阿內特的經驗值得借鑑和參考，以此檢視自己的能力和條件，以及該有怎樣的準備。

在槍林彈雨中報導新聞，如果說不怕，恐怕不是真話。
彼得阿內特（下稱阿內特）過了四十多年戰地與衝突區記者生活，坦承內心確實擔心和害怕。
上天對他特別眷顧，這么多年來，竟然不曾嚴重受傷；這些年，他看過和聽過五六十名同行在戰場上殉職，而他四十多年的烽火採訪生涯中無恙，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害怕是能量
對阿內特來說，害怕，如果只是名詞掛在嘴邊，他早就不當戰地記者了；相對而言，害怕是能量（Fear is energy），他才能突破自己，報導更多戰地新聞。
“我相信自己所寫的東西會有價值！”這是他在害怕的“激勵”下，轉變而來的信念。
不管在戰地和衝突區上如何勇敢，在抵達戰區前，還是要為生活而準備，否則就會面對許多棘手問題。
人們常說，錢不是萬能的，在局勢動盪不安，炮聲、鎗聲交集的地方，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就真的什么都不能了。
“到衝突區（Conflict zone）首要條件就是錢！”在與大馬新聞從業員分享上戰場採訪的關鍵時，阿內特毫不猶豫指出這一點。
在局勢不佳的地方採訪，信用卡、支票、銀行卡都難以派上用場，紛亂的情況沒有現錢在身，簡直是寸步難移。
除了吃住需要用錢，想要聘請當地人當保鑣和翻譯也需花費，每樣東西價格高昂，少點錢都捱不下去。
阿內特踏足任何一個戰地採訪的第一筆錢，往往都不少于10萬美元（約30萬令吉），背包內除了採訪工具和衣物，最多的就是現鈔！
他會把錢放在不同的地方，東塞一些，西放一點，然后再帶一些錢出門。
“帶不夠錢你不能做事，錢可以協助一切開銷。”他語氣堅定地說。
例如，聘請當地保鑣以保障自己人身安全，以每日計算收費的方式，如果沒有多些錢在手，去哪裡採訪都成問題。
需金錢作助力
阿內特于2006年重回伊拉克時，就以日薪800美元（約2400令吉）聘請當地保鑣，以他在戰地經驗都不敢托大，做足準備帶夠現鈔，該花的錢都要花。
因此，戰地和衝突區報導的背后，需要獲得媒體集團或企業的支持，個人難以成事，“只有他們想要去，（記者）才能去。”
阿內特指出，這不只是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You know what you do for）！
在戰事中傳達第一手訊息，代價不菲；如何爭分奪秒送出新聞是重要關鍵，擁有大量金錢作為助力，以及懂得避開危險，皆是戰地採訪必備條件。
保險不保戰地記者
當你選擇到戰場或衝突區採訪，只有你的家人和愛你的人相信你會平安歸來！
出國可以買旅遊保險，到戰地採訪可就沒有這個服務，因為保險公司不認為你能安然無恙，受保等同做虧本生意。
阿內特直言：“保險公司當成你會死，不會Cover（受保）！”
但是，還是有極為少數的保險公司，收取高昂戰地保險費用，接受戰地記者的保險。
能夠像阿內特這樣長期在許多戰地採訪，卻毫髮無損的記者不多，而且無人可以預料戰地記者的命運，保險公司不受保也合乎情理。
阿內特坦言，以他在CNN工作時的情況來說，這間媒體公司需要為他這類戰地記者付出極高的保費，沒有1000萬美元（約3000萬令吉），還真的沒有保險公司肯冒險一試呢！
不能亂亮攝錄鏡頭
戰場上，步步為營，戰地採訪不能掉以輕心，尤其是持著錄影機和相機時，不能輕易暴露出鏡頭，以免遭來殺身之禍！
2003年伊拉克戰爭超過10天后，大馬《星報》助理編輯沙納絲（Shanaz）于4月1日成功入境伊拉克。
她在大馬新聞學院（Malaysian Press Institute，MPI）的“衝突區報導工作坊”，與一眾新聞從業員分享自己的經驗時指出，當時她的身邊就有其他國家攝影人員遭射擊。
2003年4月8日，她和一群記者聚集在某酒店大堂，屋外炮聲隆隆，美國的導彈攻擊未曾停止。
當時，他們不敢隨意外出，透過酒店的玻璃鏡子可看到一些軍人在附近嚴陣以待。
一位攝影師扛著錄影機，試圖透過玻璃鏡子攝錄酒店外的情況，突然一聲槍響，該名攝影師中彈倒地。
“原來，軍人以為那是RPG（Rocket-Propelled Grenade，火箭推進榴彈），因此立刻開槍。”沙納絲說。
RPG是前蘇聯研制的單兵肩托式反裝甲支援武器，是一次性發射的火箭助推反裝甲高爆彈，其槍口有些類似錄影機和相機的鏡頭。
戰地上，軍人神經緊繃，時刻防備敵人攻擊，因此一旦發現類似槍械的物件，即刻發動攻擊，因此記者不能隨意亮錄影機和相機。
冒生命危險換使命
在戰地和衝突區採訪，不是一件好玩的事，生命分分秒秒都掛在槍口上。
“不要單獨去衝突區！誰來負責保險和你的安全？”賽柏布特拉學院（Cyber Putra College）總執行長兼災難管理專員阿都阿里拉惹莫哈末醫生語重心長地說。
賽柏布特拉學院是一個提供緊急救援醫療服務（EMS，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人道主義、公共政策管理教育與技術的戰略聯盟單位。
“不是提了背包就去（戰地），那不是假期，而是使命（Mission）！”阿都阿里醫生在媒體“衝突區報導工作坊”上這么表示。
他強調，選擇到局勢風雨飄搖的衝突區採訪，取決于自己的價值觀，並不以能增加多少收入來衡量。
阿都阿里醫生指出，2002年至今，已有907名新聞從業員在戰地和衝突區殉職，其中92％是男性和8％女性。
也許，這些數據就在說話，顯示在戰地和衝突區採訪並不“好玩”。
衝突區需DRsABC法則
救傷人員篤信一條法則──“DRsABC”，D指危險（Danger）、R指反應（Respond）、s指發聲求助（Sound／Send for help）、A指氣道（Airway）、B指呼吸（Breathing）、C是重復（Circulation／Commence CPR）。
在“衝突區報導工作坊”上，馬來亞大學急救醫療主任M立沙醫生指出，雖然DRsABC法則普遍用在一般緊急救助，但同樣適合運用在衝突區。
“例如首要步驟D是指危險，運用在衝突區時就是先觀察四周是否隱藏危機，才現身救助傷者。”他表示，如果貿然衝前檢查傷者，萬一有人突然攻擊，只會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
至于R（反應）就是確認傷者的傷勢程度，自己是否有能力施救，否則就有進入S的程序，向他人求援或發聲求助。
A指的氣道，是先讓傷者氣道暢通，這樣才能能夠順暢呼吸（B），然后就是重複進行C動作，即向傷者施予心肺復蘇術（CPR，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心肺復蘇術要看人的體型大小而施，發出適當的力道，不然會造成傷害。”M立沙醫生這么表示。
在衝突區採訪，使用DRsABC法則，理智救助同行或傷者，也是一門重要功課，這樣才不會出現無謂的犧牲。

不管政治只揭真相(完結篇)

報導：潘有文　
圖：潘嘉威、受訪者提供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在戰地和衝突區採訪的新聞工作者，應該自我審核抑或報導真相？ 　彼得阿內特在衝突區四十多年的採訪經驗是：一切以報導真相為考量！
　即使因為正確報導某些事，使他成為眾矢之的，也在所不惜。

阿內特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採訪伊拉克總統侯賽因后，使他成為美國政府和人民的眼中釘，因為他給敵人發言的機會。
　但是，以“我先是記者，其次才是美國人”為原則的阿內特，選擇做自己該做的事，從不后悔。
　“即使美國前總統老布什（George H.Bush）不原諒我，我還是會這么做。”他堅定的說。
　凡事無絕對，自由報導依然有一個大前提，即不會報導（洩露）軍方安全情報！
　阿內特表示，在一戰和二戰后，許多區域衝突皆有爭議，並且是出自政治考量，而非軍事考量。
民眾有知的權力
　“一戰和二戰，美國為國家生存而戰，媒體樂意接受全面審查，甚至穿上三軍制服，有者還獲得軍官頭銜。”他指出，當時每一則新聞和影片都經過嚴格過濾才發佈。
　當時，媒體深知新聞需要全面審核，因為涉及國家安危；但是，在阿內特過去50年所見，現代的戰事頗有爭議，如南北韓、越戰、黎巴嫩、科威特、索馬里、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等，皆有政治因素在內。
　越戰期間，阿內特和其他美國媒體報導反（當地）政府的新聞，美國軍方反應強烈，強迫他們離開報導現場，並且不準發佈新聞。“但那些照片第二天還是報導出來了。”
　“許多人會說：沒有審核是對的！這個觀點正確！不幸的是，美國軍方就像美國一般政府機構（受制于政府）。”
　他坦言，當一個美國戰地記者，夾在人民和軍方之間，前者有權知道國家參與的戰事，后者則盡量控制戰地信息流量。“在我過去45年的戰地記者生涯，常需面對這類爭議。”
　他表示，民眾有知的權力，報導真相將使民眾看到更多事實，“只要不直接報導安全情報，避免傷害軍方運作，其他的真相都應該報導出來。”
　波斯灣戰爭期間，阿內特報導美國軍方飛彈傷及伊拉克平民，這真是美軍想要隱瞞美國人民的事實，踩到了美軍的痛腳。
　面對千夫所指，他義正嚴辭說：“指責我的報導的人，全是基于政治因素，而非軍事考量 ！”
面對千夫所指
　阿內特有關美軍飛彈誤傷平民的報導，在國際間形成一股壓力，使得美軍減少投彈，降低人命傷亡。
　讓阿內特覺得值得的是：時任俄羅斯外長因為他的報導到訪伊拉克，展開和平協調工作；當他看到阿內特出現，特地向他說：“阿內特，我因為你而來這裡。”
　從伊拉克的戰地採訪經歷，阿內特更加深信“新聞倫理不是寫在石頭上”（Journalism ethics are not written in stone）的道理，即不只是說說而已，而是必須實踐它。
　“尤其是在這個新媒體科技時代，新聞可在彈指間傳送給全世界數十億人。”他相信因此更加需要真相！
確保訊息正確免誤傳
　民眾想要盲目樂觀的訊息，還是能夠追究責任的真相報導？
　在阿內特參與的其中兩項戰地報導，即20世紀60年代越戰和2002年開始的伊拉克戰爭，媒體和民眾出現兩種極不同反應。
　他說：“越戰開打時，美國政府和軍方樂觀的預測這場戰事結果，當越戰成為美國的夢魘，媒體還是與時任總統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遜站在同一陣線。”
　然而，911事件后，美國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時，美國媒體已不與政治人物同聲同氣，反而是向政府問責。
　阿內特認為，如果人在戰地現場的記者不報導真相，美國和全世界的人民，都會都對在伊拉克發生的事存有錯覺，“我們身為記者，認定戰爭訊息必須符合真相，而不是誤傳！”
報導戰爭真相合法嗎？
　在戰地與衝突區報導上，美國政府、軍方和媒體不咬弦，最高法院也受促詮釋媒體的報導和問責制的底線。
　阿內特表示，多年前，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波特史提溫特（Potter Stewart）做出一項詮釋，成為往后新聞報導的重要準繩。
　史提溫特法官指出，美國憲法允許媒體自由報導政府在戰爭上的秘密和瞞騙；但是，媒體也不能期望從中獲得任何保證。
　他強調，美國憲法不是自由資訊法或官方機密法，它只是建立和銜接各法，並不是決斷。
　因此，他認為，新聞報導自由程度還需要依賴美國社會現有的機制來決定。
　換句話說，媒體和政府的角力，還要看各自如何運用已有法律和制度，憲法賦予的只是自由的權力。
退下火線授課出書
　現年78歲的阿內特已不是戰地記者，目前在中國廣州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新聞學教授。
　一些與阿內特同期的戰地記者或同行，早已在汕頭大學任教，在他們的牽線下，退下“火線”的阿內特，2007年開始在該大學當起3個月的客座教授，續任至今。
　“我在汕頭大學分享自己的經驗，也偶爾會到台灣、香港、日本演講。”
　阿內特超過40年的戰地採訪經驗，有著取之不盡的新聞寶藏，汕頭大學學生非常喜愛這位聞名已久的前輩，阿內特也超愛中國，于是就任教到現在。
　他到汕頭大學任教第二年，該院和學生就為他出版了一本華文撰學的書籍──“我怎樣采訪本拉登（奧薩馬）”，寫出他從越戰到伊拉克戰爭四十多年的採訪心得和感想。
大馬人大馬角度報導
　戰事發生時，大馬新聞媒體不太可能派員長駐報導，通常是轉載各大國際新聞社的新聞，或是之后才與國際救援或公益組織隨團報導。
　對阿內特來說，不管大馬新聞媒體用什么方式參與戰地與衝突區報導，最重要的是從大馬角度出發，呈現戰地或衝突區的不同面貌。
　“不需要跟誰比較，如果已有10個人Cover（報導）同一件事，你就從你的角度去報導。”他說。
　他指出，從已有的新聞資訊去尋找材料，然后以另一個觀點切入採訪，這才是大馬的角度。
　對他而言，即使只是撥一通電話到美國訪問某些方面的專家，針對戰地或衝突區事件發表專業意見，也是一個戰地新聞。
　“而且，我相信這些專家會有興趣和樂意發表意見，提供他們能力範圍內的幫助。

打撈沉船記憶

 

 

鐵達尼號沉沒 強化統一海事求救訊號（上篇）

08/04/2012

報導：程為
圖：互聯網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百年來，眾多船難中，號稱“永不會沉沒的客輪”鐵達尼號，首航時就撞上冰山，令人難忘。 　它的影響延續至今，從船身引發的技術和安全問題、故事拍成電影、各種傳說等，皆使鐵達尼號意外事件，至今依然讓人津津樂道。
每宗船難都有一個故事，以及留下許多歷史古物，讓我們一起來探索包括鐵達尼在內的各個船難的不同影響……

1912年4月15日凌晨2時20分，鐵達尼號船身撞及冰山而沉沒，同時埋葬了“永不沉沒客輪”的稱號。
今年是鐵達尼號沉沒100周年，許多有關鐵達尼的故事、傳說、小說、電影、電視劇和歌曲，早已留在至少兩代人的記憶中。
過去一個世紀的船難依舊不斷，同樣也震驚世界。但，沒有一宗船難可以像鐵達尼號，至今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鐵達尼號不止是一個經典船難，也對后世帶來許多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以海事影響最為重要。
求救訊號混淆
鐵達尼號事故，讓海事領域徹底相信，統一發送求救訊號S.O.S的重要。
當年，鐵達尼發生意外后，船上的無線電首席官員約翰喬治菲利普，向外發送名為CQD的遇難和求救訊號，並未第一時間發送SOS訊號。
CQD于1904年由一家名為“Circular 57”的國際海上通訊公司制定，但並非國際標準，因它與另一種電報代碼“CQ”容易混淆。
1906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二次國際廣播電報公約時，德國人諾哲成（Notzeichen）提出的S.O.S.求救訊號，即三點（短音）、三橫杠（長音）、三點（短音）（發聲為“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獲認可為國際標準。
但是，許多英國船只喜歡使用CQD，包括從英國出發的鐵達尼號，這可能是造成鐵達尼號發生意外時，生還者數量未及一半的原因之一。
當時，鐵達尼號船上共有2208人，其中乘客1316人，船員892人，僅有710人生還。
各國下決心統一
鐵達尼出事后，船上的無線電首席官菲利普不斷發送CQD信號，直到其下屬哈羅德布萊德建議發送SOS，才在CQD中夾雜SOS信號，以至最靠近鐵達尼號的加利福尼亞號無法第一時間收到求救信息，錯失救出更多人的機會。
針對這個事件，英國倫敦特別于1913年召開首屆海上生命安全國際大會，制定條約規定船只，尤其是郵輪需使用國際標準的SOS求救訊號，同時要求海上船只的無線電通訊設備，需24小時操作。
並且，船上需備有二級備用電源，確保不會錯過其他船只的呼救訊號；同時規定從船上發射火箭時，其它客輪對它的唯一解讀就是：求救！
鐵達尼號意外影響各國下決心統一海事求救訊號，對海事領域起著指標性作用。
救生艇載客量須多過船上人數
該大會也發現鐵達尼意外發生后，生還人數不多的其它原因包括救生艇不足，因此規定所有船只必須裝備能搭載所有人員的救生艇！
當時，英國法律和國際通用的海事安全條例規定：船上需裝備共有三分之一乘客量的救生艇。但是，許多船只的救生艇數量都不達標。
而且，救生艇的目的不是救人，而是把遇難的船上人員轉載至前來救援的另一艘船上！
鐵達尼號造好后，由于船上的救生艇可搭載船上一半人數，遠遠超越國際海事安全規定，該客輪還以此作為吸引旅客上船的重點之一。未料，這些救生艇在發生船難時，所救的旅客竟未達到半數。
因此，首屆海上生命安全國際大會決定下重藥，強行規定所有船只的救生艇數量，必需達到容納所有船上人員的指標，甚至超越標準數量更佳。
鐵達尼號意外導致千余人同時遇難，這場悲劇令人痛心，但它使到國際海事標準更加完善和人性化，也算是在不幸中帶出正面意義。
組冰山巡邏隊免悲劇重演
任你如何誇大是不會沉沒的大船，一座冰山就足以擊垮這個虛名！
鐵達尼號撞冰山后，敲響海域警鐘，尤其是歐洲與北美之間的北大西洋，冰山“神出鬼沒”，若不長期鑑察，或有更多船撞及冰山，后果不堪設想。
1913年，英國首屆海上生命安全國際大會之后，間接促成1914年美國海岸警衛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成立北大西洋國際冰上檢測組織（International North Atlantic Iceberg Patrol），定時定候巡邏北西洋，將可能威脅航船的訊息，匯報給在該海域航行的船只。
這個巡邏單位目前向17個來自歐洲（13個）、亞洲（1個，日本）國家和美洲（3個）的船只，提供北大西洋的冰山消息，至今已協助許多船只避開冰山撞擊的危險。
撞上冰山引起科學家爭議
到底是冰山的錯，還是月亮惹的禍？
100年前，鐵達尼撞冰山沉沒，100年后，科學家研究鐵達尼意外的原因，也“撞擊”得火花四射！
首先，需要先提一提月亮。比利時天文學家簡米尤斯計算后發現，歷史上，地球、太陽和月亮形成一條直線的時間，分別是公元796年、1912年和未來的2257年。
1912年1月4日月亮最接近地球的時間，約35.6375公里，2257年將會更加靠近。
月亮太靠近地球，巨大的月球引力引發大海潮，造成冰川裂開墜海，成為移動冰山。
相信月亮惹禍的科學家指出，鐵達尼號就成了受害者，成為移動冰山的“亡魂”。
但是，另一群科學家表示，如果撞擊鐵達尼號的冰山是脫落自西格陵蘭島，根據冰山漂流速度，1200到1500海里需花四至五個月的時間，從1月份到與鐵達尼號碰上的4月份，其“旅行速度”未免太快了。
換句話說，即是冰山是“赶著”來撞擊鐵達尼號的！
美國科學家提出另一個可能性：冰山可能是在加拿大北部“度假”一年后，才來與鐵達尼號“會合”。
他們指出，撞及鐵達尼的冰山可能是1911年從冰川脫落，在漂向大西洋途中，擱淺在加拿大北部海岸；1912年1月4日，罕見的天文現象和異常潮汐，使它再度浮了起來，向著鐵達尼號航行的方向前進。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科學家因鐵達尼號而掀起了爭議，也算是鐵達尼號的魅力吧！
乘客穿越時空聳人聽聞！
只要有關鐵達尼號，就會受矚目，因此許多傳說也紛紛出爐，其中以鐵達尼號船長和乘客穿越時空，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最為“真實”！
英國《太陽報》于1992年一項報導，指1990年和1991年，有人發現從鐵達尼號跨時代而來的人，引起一片嘩然。因為若一切屬實，就說明時光隧道的存在，有助科學研究。
該報導指出，1990年9月24日，一艘北大西洋拖網船，在離冰島360公里的地方，發現一座冰山上有一位穿著過時和等待救援的婦女。
婦女自稱是鐵達尼號乘客，名字是文妮考特，船沉沒時被巨浪沖到冰山。
拖網船上的船長和船員聽她這么一說，個個以為她精神失常，遂把她送到醫院檢查。
結果，醫院檢查其精神狀況后，認為她除了受到少許驚嚇，其他一切正常。
《太陽報》又稱，1991年8月9日，歐洲一個海洋科學小組在冰島西南387公里處考察，發現一名年約六十多歲，穿著白星條紋制服的男子，坐在冰山邊緣，嘴裡還叼著煙斗。
該男子自稱是鐵達尼號船長史密斯（Edward John Smith），一口咬定當時是1912年4月15日，堅持不接受救助。
這群研究人員自然不會相信他的“鬼話”，強行把他帶走和送入精神病醫院檢查。
院方“證實”這位“鐵達尼號船長”一切正常，而且《太陽報》稱經航海紀錄的指紋認證，確實是鐵達尼號船長史密斯。
以上兩個個案，成為許多相信時光隧道者的例證，但也有許多爭議，因為英國這家報章雖然銷量不俗，但新聞品質公認不佳，而且也有造假嫌疑。
以上兩則穿越時空個案，只能列為鐵達尼號的傳言，顯示許多人都愛追蹤鐵達尼號的故事，任何可能性都會引起討論，這是鐵達尼號歷久不衰的魅力！

 

 

船難面面觀 展現歷史與人性

09/04/2012

 

報導：程為　
圖：互聯網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每宗船難背后都有一個故事，有的關乎戰爭，記錄了歷史一部分；有些則因為載有寶物或珠寶，成為后人探險挖掘寶藏的目標。 　船難發生除了因為天氣和環境所致，戰爭中遭到攻擊也是原因之一。
從這些船難中，讓人瞭解歷史，也看見了人性……

“讓我們一起尋找阿托卡！”在美國，“尋找阿托卡”是堅持夢想，必會成功的意思，它與一個終生尋找沉船寶藏的尋寶人有關。
阿托卡是指一艘于1622年8月遭颶風襲擊而沉沒的西班牙船隊護衛船，載有極多財寶和寶石。
美國人梅爾費雪（Mel Fisher，21/8/1922～19/12/1998）是尋寶者，在20年打撈沉船寶藏生涯裡，賺得不少錢，但他最大的願望是找到沉船兩百多年的阿托卡夫人號（Nuestra Senora de Atocha）。
水手跳下水搶救珍寶
17世紀，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有許多金銀礦和其他資源，西班牙強行把開採后的礦產，全都運回本國。
在海上航行最擔心的就是海盜和颶風，為了防止海盜搶奪，西班牙船隊中備有大炮外，還建造了船身堅固的“護衛船”，使海盜如老鼠拉龜，無從找到船隊弱點下手。
但，對于颶風，西班牙人就沒有穩當的應對方法，唯有聽天由命；1622年8月，颶風向巧取豪奪的西班牙人展現大自然的力量。
由29艘船組成的西班牙船隊，載著滿滿的金銀財寶回國，為了穩妥起見，他們把大部分財寶放在阿托卡夫人號，即使其它船只遇上海盜或颶風沉沒，相信阿托卡夫人號能安然無恙。
在這艘船上共有40噸財寶，包括近8噸黃金和500公斤寶石，約值4億美元（約12億令吉）。
也許，上天也看不過眼西班牙人的行徑，刮起了強大颶風，把包括阿托卡夫人號在內的5艘船，一起卷入海底。
當阿托卡夫人號開始下沉時，其他船上水手紛紛跳下水，試圖從中搶救一些珍寶，但最終還是未能成功，船和水手悉數沉入海中。
詮釋人類堅持信念
費雪從尋寶行業退休后，依然不捨得放棄搜尋阿托卡夫人號的信念，他的堅持于1985年7月20日獲得回報，成功找到阿托卡夫人號殘骸。
從一開始，他就堅信能夠找到阿托卡夫人號，只是時機未到。這種信念獲得不少美國人欣賞，才會以“尋找阿托卡”來表示堅持夢想必會成功的道理。
阿托卡夫人號沉沒前，運載著人類的貪婪；沉沒后其寶藏再被撈起來，乃詮釋人類堅持信念。
海難發生時，一艘沉船代表一個故事的結束，但也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從中可以學習觀察和瞭解人性各種面貌。
黃金沉海美經濟蕭條
一宗沉船事件，竟然使美國出現金融大恐慌！
這是發生在1857年的美國，一艘名為“中美洲”（SS Central America）的輪船，已出航13次，載著許多黃金，最后卻在颶風中沉沒，船上有423人喪生，倖存者有153人。
更令人驚訝的是：黃金隨著船只沉海后，美國竟然因為失去這些黃金而出現經濟蕭條現象！
當時，美國加里福尼亞州找到許多黃金，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由中美洲號運走，結果這些黃金也都隨著沉到海中。
百多年來，許多尋寶人想到中美洲號沉船地點淘金，但礙于探測技術不及和器材成本過高，不敢貿然尋寶。
1986年，許多尋寶人一起成立“哥倫布探寶隊”，向各方籌借資金購買器材，其中一個稱為“尼莫”的海底打撈器材，使他們成功找到不少沉船上的黃金。
尋寶人籌錢買器材找黃金，而這些黃金回報價值遠遠高于成本，尋寶人不禁大呼值得。
打撈上來的黃金和金幣價值連城，難怪當年失去這批財寶的美國金融市場，也因為失去黃金而萎靡。
沉船位置寶藏歸誰？
如果某個人帶著黃金到你家遣失了，黃金是誰的？
按照哥倫比亞的說法，不管原本是誰，東西掉在我家就是我的！
1708年6月8日，一艘載滿金條、銀條、金幣、金鑄燈台、祭壇用品珠寶的西班牙大帆船，從巴拿馬往西班牙駛去，途經哥倫比亞海域時，遭當時的英國艦隊擊沉。
當時的西班牙、英國與荷蘭在海上勢力各有所長，處于敵對狀態；但，這艘船的船長費德茲卻天真的以為海域很大，不會遇上敵船。
結果，當他發現英國軍艦在前方等著他的大船，並“賞”他和600名船員許多炮彈，為時已晚。這艘船上的人和財寶，全數沉入加勒比海740英尺深溝中。
事隔兩百七十多年后，經過探險家和尋寶者多方確定，聖荷西號沉船地點距離哥倫比亞16海哩，哥倫比亞政府即刻義正嚴辭宣佈：“沉船寶藏是國家財產，不屬貪得無厭的尋寶者所有！”
這讓尋寶者們傻眼了，但沉船財寶在對方地界內，再說什么皆徒然。
據估計，聖荷西號上的珍寶高達10億美元（約30億令吉），打撈費用約需3000萬美元（約9000萬令吉），這筆賬怎么算都非常值得，哥倫比亞不把沉船佔為己有才是怪事。
600年前沉船防腐有一套
瑪麗羅斯號（Marry Rose）戰船于1511年建成時，獲得當時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偏愛，形容它是“海洋上一朵最美的花”。
這艘戰船是當時英國海軍的榮耀，號稱“漂浮的城堡”，打起海戰頗有一手，亨利八世一直以它為榮。
歷經“沙場”的瑪麗羅斯號，不是倒在敵人面前，而被一個超級大浪打得天旋地轉，帶著約六百多名船員沉入海中。
1545年，該戰船沉沒后，許多人開始打撈它，撈到一些槍炮和帆桁等物；1550年，船身陷入海底淤泥，已不能再打撈。
這一等就過了四百多年，20世紀60年代中期，探險家亞歷山大麥祺（Alexander McKee）率領一支團隊開始調查和打撈工作，終于在1982年，在6000萬電視觀眾的見證下，直播打撈船骨的畫面。
由于瑪麗羅斯號船骨受到天然淤泥的保護，船骨未見損壞，打撈上來后，科學家隨即向船骨噴射聚乙二醇防腐劑防止腐爛，然后把它放在英國朴次茅斯歷史造船廠展出，讓參觀者感受它六百多年前的英姿。
二戰沉艦具歷史價值
亮相兩周的戰艦，卻極具歷史價值！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建造的俾斯麥號（Bismarck）戰艦，為當時最大的的戰列艦（艦隊中的主力戰艦），從成名到遭擊沉，只有兩周時間。
1941年5月，德國為了突破英國海軍海上封鎖，俾斯麥號奉命進入大西洋攔截來往英國和北美洲的運輸船隊，試圖切斷英國海上補給線。
火力十足的英軍在海戰中圍剿德軍，俾斯麥竟一舉擊沉英國引以為豪的胡德號戰列巡洋艦（HMS Hood），一舉成名。
但是，在這場戰役中，俾斯麥號也受到損傷，在回返基地途中遭到英國艦隊跟蹤，隨后而來的猛列攻擊使它沉沒在大西洋內，戰艦上的2200人中，僅有115人倖存。
1989年，考古隊在愛爾蘭的科克（Cork）以南約380英里每域，深及1萬5000英尺左右找到俾斯麥號列骸，船體已有極大的損壞。
 

 

歷史可以很生活化

李錦添：歷史可以很生活化歷史可以很生活化

30/09/2011

報導：楊潔思
圖：張文輝／受訪者提供

談到歷史，你的感覺是什麼？

沉悶？死人東西？

知道它重要，但就是無法吸取消化？

資深導游李錦添，卻有本事讓看似死氣沉沉的歷史活了起來，他把歷史講得活靈活現，讓旅客聽出耳油。

這名歷史愛好者強調，要讓人們喜歡歷史，不但要讓歷史生活化，還要讓它普遍化及戲劇化！

身為導遊，具備歷史知識是極其重要的，唯有做到這一點，才能給予旅客更有深度的解說。

　但是好些導遊帶人吃喝玩樂很在行，卻是對歷史束手無策，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歷史近乎冷感。

　李錦添說：“要讓學生乃至一般人對歷史有興趣、有感覺，讓‘歷史生活化’是必要的。”

　“除了要讓歷史生活化，還要普遍化，而且，年輕人喜愛刺激，因此還要進一步讓歷史戲劇化，才能引發年輕一輩對歷史的興趣，進而對歷史有初步的概念。”

　他坦承，歷史這門科目“害”了很多人，“好些學生聽到歷史，眼淚都流”，他本身也不例外。

老師提點，歷史當作小說看

　自小學到中四為止，他都對歷史沒有好感。

　中四某天，他在學校與一位沒有教他的印裔老師有個短暫的交流，這位老師憑感覺認為他在研讀歷史方面有天賦。

　李錦添根本不相信，過去，他的歷史科目成績並不標青。然而這位老師點醒他，他之前可能是用錯方法。

　“他教我，看歷史，可從人物傳記著手，當作小說看，很隨緣、隨意地看，看了覺得有趣的部分，再看第二遍。”

　在名師指點下，李錦添果然一改對歷史的態度，培養起日愈濃厚的興趣。“以看小說的方式，可以記得書中內容，甚至可以看武俠小說的方式看，效果也很好。”

　看過一輪，再看時，就可以把重要的部分列出，再去找其他資料，例如官方收藏的資料。這么一來，原本枯燥的資料，就不會顯得枯燥了。

　學歷史，記憶力要好，記憶力也是許多學生的死穴。許多人都是用死背的方法，把歷史事件背起來。

資料加幻想，形成電影畫面

　他分享，要培養記憶力，最管用的方式是將資料以“DVD數碼資料格式”輸入腦裡。

　資料經吸收消化后，加入幻想，在腦海中形成電影畫面，以后要記取時就在腦中搜索，他將這種如DVD數碼光碟影片的記憶方式，稱為DVD格式。

　“我在少年時代看過的電影，《星球大戰第一集》（Star Wars 1），即使事隔這么多年，迄今我還記得，這證明它有效，既然如此，為什么我們看歷史、讀歷史，不用這個格式呢？”

　“我愛看P.Ramlee（黑白電影時期，本地著名的馬來藝人）的電影，在讀馬六甲王朝歷史時，我就用黑白電影的方式，聯想當時的情況。”

　舉例，讀到鄭和來到馬六甲的歷史，他就幻想當時盛況：鄭和的船艦多達280艘，這么多船，肯定無法逐一靠岸，因此都泊在外圍海上，聲勢浩大壯觀，而岸邊則擠滿看熱鬧的群眾，他們從來未曾見過這樣的場面，因此心情很興奮，議論紛紛……

用DVD格式學歷史

　李錦添指出，DVD格式還有個好處，就是它們都是片段式的，任何一段都可以抽出來獨立自成一章，未必要從頭看到尾。“背書的話，是從A背到Z（從頭背到尾），但如果用DVD格式來記，無論抽到哪一段，都沒問題。”

　他說，作為一位導遊，必須具備有問必答的能耐，以應付客人的各種提問。一旦客人提問，導遊必須馬上回答，沒有時間慢慢去找資料，也因此，導遊必須有在腦袋記憶庫中搜索資料的本領，而以DVD格式儲存資料，方便導遊回憶與搜索這些存在腦中的資料。

　他認為，目前教育體系中的歷史教學可以更活一點。

　“老師可以用輕松的心態去教書，用比較隨意的方式，就像跟家人聊天的方式去教，不但他們的壓力沒有那么大，孩子也喜歡聽課，因為有故事可聽，很精彩。”他說。

　可惜過去數十年來，歷史教學大多數傳統而保守，冷感與冷漠的學習方式與環境，造成學生對歷史失去興趣。

　研究歷史，要有想像力，照章唸書，怎樣消化資料？在教授時又怎樣把想像力傳遞出去呢？

　舉例，研究二戰時，他就想像當時的人很窮，衣不蔽體、人們穿著橡膠鞋。就像是描繪四五十年代的電視或電影上看到的那種環境情景，他藉此為基礎發揮其想像力。

“我的孩子也對歷史很冷漠，這是大環境造成，也不能怪他們，不過，我會鼓勵孩子玩歷史相關的電腦遊戲，玩的同時也在訓練他們的腦。”

　他的兒子就迷上三國誌遊戲，但不了解歷史要怎樣玩呢？結果小瓜主動去買《三國誌》回家研究，電腦遊戲竟然也對了解歷史有莫大幫助。

　為了彌補孩子在歷史方面的空白，他本身也不時跟孩子談歷史故事。

從軟體下手引發興趣

　華團領袖陳凱希曾指建議設華人歷史研究館。李錦添則建議從軟體下手，即從學生或青少年開始，引發他們對歷史的興趣，更可藉此培養未來的歷史學家。

　他以設于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華研圖書館為例，這個圖書館很不錯，可是，使用者大多數都是為了學業而來或是職業所需（如記者）而來，一般人極少會上門。

　因此，若是設立了華人歷史研究館，但是使用者稀少，未免可惜，倒不如把金錢投資在培養青少年對歷史的興趣上，增加需求，以后一旦需求大了就可提供供應。

　他的心愿是能拋開生活中的開門七件事，全心全力進行歷史研究，特別是華族歷史。

　他指出，大馬20至50年代的歷史一片空白，8字輩的，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在此干了什么，都顯得無知，“這是很悲哀的事。不重視歷史， 是個人的失敗。”他說，歷史其實是一面鏡子，也是警鈴（Alarm），可以在關鍵時刻提醒我們，如：“嘿，別再往前衝，別像父輩一樣！”

　身為華族一分子，也是沈慕羽老先生的學生，他希望能為華族或華校盡一分力，可以到學校與老師及學生交流，講解學習歷史比較具體的細節，這些活動將以義務方式進行，不計酬勞。

＊李錦添電郵郵址：jimleegiintian@gmail.com

＊中國報專題組專線：03-22896157

勿盡信書要會思考

　在選擇歷史書籍前，李錦添建議可事先了解作者背景、其觀念、思想，這有助于了解其是否太過主觀、一面倒傾向某一方。若有這種情況，則這本書大可不必看，因為其內容肯定不中立。

　盡信書不如無書，李錦添在閱讀資料之后，會不斷運用腦袋思考、推敲。

　他信手拈來一個例子：馬六甲的三寶山並非馬六甲蘇丹安置漢麗寶公主的地點。

　很多人都認為，漢麗寶一行人從中國遠嫁馬六甲時，馬六甲蘇丹將他們安置在三寶山。

　他指出，三寶山在1442年已有墓地，而漢麗寶1452年才嫁過來，蘇丹不可能把已有墓地的地方充作妃子的行宮。

　“要成為相當水平的導遊，需大量進修，這樣跟客人交流時會很自然把所知相告，客人對導遊印象好，間接也會對當地事物留下好印象。”

　“導遊這行是活到老學到老，不能偷雞，要時刻裝備自己、提升自己，讓自己有問必答，接待頂級客人，更是要事先做大量功課，準備功夫做足。”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來馬，李錦添經面試，有幸脫穎而出，獲選帶胡錦濤一行人，從吉隆坡到馬六甲一遊，這個與胡錦濤零距離的經驗，令他的導遊生涯生色不少。

從了解家族歷史開始

若我們不了解歷史，就容易重犯祖輩們所犯過的錯，若對歷史有記憶，就可避免這類事件一再發生。歷史是往看后的舉動，要從過去汲取經驗，許多名言或成語都給予類似的提示。

　如果沒有歷史作為借鑑，那么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從零做起。

　要鼓勵普羅大眾提高對歷史的認識，李錦添的想法很實際，做起來難度也不會太高，那就是建議人們從了解本身的歷史、家庭的歷史開始。

他會建議年輕人“多跟自己的爺爺奶奶聊天，了解他們當年怎樣談戀愛、生活等。將來有一天若失去他們，我們仍可把他們的歷史傳承給下一代。”

他說，單從這方面看，就可算是盡了忠與孝。“如果你不了解父母、爺爺奶奶的事蹟、童年與成長的歷史，那就別說你多愛他們了。”

　他分享，小學時期他最喜歡停電，一停電就不用做功課，一家人坐在外頭，點蜡燭油燈，父親就會開始講家族的故事。

　“我們從小就應該多跟長輩談天，這樣可說是一石二鳥，老人家開心，而自己也可從中了解他們的過去，也意味著了解家族的過去。

建議以多媒體作平台

　李錦添自青少年期，就對新聞報導、電影演員的表現很有興趣，日后當起導遊，要講許多話，也要將歷史戲劇化，過往的這些功課就幫上很大忙。

　早年，私營電台麗的呼聲有個家喻戶曉的節目：《李大傻講古》，李錦添希望出現現代李大傻，好好地講華族歷史。

　他說，中國有很多電視台有歷史講座，可惜，在本地，無論是電台或電視台，這類節目從缺。

　他建議，電視台可每周撥出半小時，每次邀請有分量的海內外歷史學者分享心得，以活潑的環境與氣氛呈現某一個歷史課題，“可以請不同觀點的人來談，再穿插紀錄片與圖片。”

　他相信這個節目會受到中老年群眾喜愛，也可吸引青年參與。

　可做的主題包括新村、二戰時新加坡的大肅清以及馬來亞的大檢政等，可邀請曾經歷那一段歷史的人與史家談當時的情況。

家國情懷系列

部落客家國情懷… 凌國文家國相通期待更好(第1篇)

12/09/2011
報導：潘有文
圖：連利元、本報資料中心、受訪者提供、互聯網

家與國之間，有一條相通的臍道，即因在乎而期待，並且希望帶來更好的改變！

　對本地著名時事部落客凌國文來說，家是國的縮影，共同點是因在乎而有所期待，從過去、現在到未來，只有盡力發揮自己，才能改變自己和改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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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凌國文的家庭拼圖少了父親這一塊，母親帶著四個兒子過著清苦的生活，但心靈卻富足。

　“父親在我3歲時去世，當時大哥才13歲，一頭家只能靠母親撐起來。她母兼父職，努力工作，並且讓我們四兄弟有一個圓滿的家庭。”

　一家五口在彭亨勞勿生活，母親割膠養家，當時膠價與現在相差極大，價格偏低，因此家庭收入不多。

　在外人的眼中，一個少了父親和收入不多的家庭，也許充滿著沮喪和悲傷，但凌國文表示他們沒有這些問題，反而是一家人因此更珍惜彼此。

　“身在其中別有一番滋味，這也使得我們對出人頭地的想法較他人堅定，同時強烈渴望未來各個兄弟都有完整的家庭。”

　因為失去，所以才更懂得珍惜擁有的事物，父親沒法參與凌國文的成長過程，但他希望未來能組織一個完整的家，讓自己與另一半沒有缺憾。

做得好有回報

　在他心中，母親的地位最為重要，他說：“母親是我最重視和最重要的人，自小希望母親過舒適的生活。因為我心中在乎，因此讀書和工作都要再做好一點，得到好的回報，母親才可以有好生活。”

　換句話說，母親也是他不斷向前的動力，也是朝某個方向勇敢奔馳的指南針，使他立下目標，給最重要的人最好的生活。

　因為在乎才會去追求，並且學著去改變自己，這種來自家庭的信念，除了成為生活上的座右銘，也令他把這情感投射到對國家的關注。

　我國獨立初期，物質上都有所欠缺，但是人民想法比較積極，一起打拼向上，渴望過好日子。

　凌國文的成長過程，從清貧過活到現在四兄弟在社會工作各有所成，已有能力給母親過一個舒適的生活。

　這種從缺乏到豐富的過程，仿佛也是國家發展的縮影。

　他表示，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我國算是較有成績的，雖然經濟不是最佳，但人民的生活還算舒適。

　“人不會滿足，在現有的基礎上會要求更多。家庭經濟好一些，就會追求不同的價值，例如成家立業，或為母親增加什么東西等。”

　將這種情感投射到國家，即使國家的經濟發展不俗，但是人民不僅僅是要求有一份工作、有一口飯吃或有錢賺而已，還希望國家能創造更多不同價值，人民才會一起成長與進步。

抱持正面態度

　“如果把對家庭的情感移植到國家上，我希望它變得更好，同時也反思自己能否為它做多一點東西？我能否再多影響一兩個人？能否再為國家多做一點貢獻？我能否把自己想法傳播給更多人知道？能否讓對事不明白的人瞭解多一點呢？”

　他坦言，因為他在乎這個國家，像在乎自己的家園一樣，因此期待能為國家做更多事，也希望國家能變得更好。

　一個人對國家沒有期待即是放棄希望，這無利于國家前進。以為國家就只能這樣了，等同失去繼續努力的動力，這是何等悲哀。

　“當越來越多人認為：就是這樣了，要不然還能怎樣？這個國家就真的只能如這些人所想：還可以怎樣了（意即不能做什么）？”

　他堅定認為，對于未來抱著期待和正面態度，尤其是對國家抱有希望，才能投身參與，國家像物件一樣：有問題了就要修理，壞了就要替代！

　家庭給了凌國文期待，他把這種力量注入生活中，同時也移植在在對國家的情感上，這正是家國之間相通和互相支援的重要方式。

嚴母督導苦盡甘來

　“沒有母親就沒有我！”凌國文的生命中，母親的地位至高無上。

　雖然是單親家庭，但家中兄弟都循規蹈距，沒有人誤入歧途，凌國文母親嚴格的教育方式最為關鍵。

　小時候，凌文不明白為何母親嚴格督導他們，從生活細節至教育環節，一絲不苟。

　當他小時候被逼不斷重複背誦乘法表，心裡不禁嘀咕：為何別家的孩子可以這么輕鬆，我們卻要這么辛苦？

　隨著年齡漸長，才明白母親的苦心孤詣，這使他深深感激和更加尊敬母親。

　對他來說，母愛和想像中的父愛是最為珍貴的東西，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眼看現代年輕人以為父母對孩子呵護備至是理所當然，並不珍惜父母的愛，他不禁搖頭嘆息。

政見異不損母子情

　在家庭中，凌國文尊敬母親，在國家的政治選擇上，隨著他進入大學，懂得從更廣大的視角關注政治，與母親在政治選擇上出現了分歧。

　他的母親一直以來熱心政黨工作，每逢大選就會參與拉票工作，家中也滿是某政黨的宣傳單張和旗幟。

　從小學至中學，時任首相馬哈迪是他的偶像。1998年后發生多宗政治事件后，以及他在2000年進入大學，從生活和互聯網接觸許多資訊，大大衝擊他的思想和擴大視野。

　他與母親在政治的角度不再相同，偶爾會和母親分享看法。最初，母親依然抱著堅定的“政治信仰”，但日換星移，近年國家政治發展改變了她許多想法，兩人之間也有更多共同話題。

以文論事不平則鳴

　凌國文是本地著名時事部落客，寫下許多針貶時弊的文章，擁有大量讀者。

　他成為部落客屬無心插柳，2005年Friendster社群網站暴紅，他也趕潮流註冊了一個戶口與朋友交流，以及寫一些散文小品文章。

　部落格崛起后，他看到友人開部落格才加入成為部落客，但只是寫一些生活文章。

　其實，早在大學時期，參與辯論隊已對他的思想帶來衝擊。由于辯論賽需要探討正反兩方角度，接觸不少社會課題，因此埋下他寫時事文章的種子。

　“2004年左右，我開始在報章上投稿，當時未想過在網上寫文章，因為投稿有錢拿，呵呵。部落格流行后，就把它當成是渲洩對社會亂象不滿的管道之一。”

最初，他的部落格只是轉載自己在報上的文章，以及一些無法以原文格式出現在報章的作品，隨著他與越來越多人在部落格上交流，部落格瀏覽量每日平均數百至一兩千人次，激使他更用心經營部落格。

　真正促使他撰寫時事課題的原因，則是來自308大選后，政客不斷強調網絡戰的重要，使他決定寫出對時事的想法，同時以此影響更多人。

　時事文章偶會引起筆戰或罵戰，甚至有人到部落留言責難，這對凌國文都不是問題。

　“我只把想法寫出來，不會有壓力，因為我不是政客。我相信寫的東西不對，人家罵我是我活該，糾正我的人反而要感謝他，讀者會判斷誰是無理取鬧者。”

政治需要有所選擇

　部落格使凌國文以理性和不同角度看待事情，以及豐富視野，他期待國家和政治人物也能擁有部落格的共融態度和視角。

　“但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實現與否關鍵在于政治人物內心坦然程度，現在的政治領袖無法理智討論問題，不能對事不對人，因為內心不夠坦然。”

　他指出，現今談論的政治兩線制只是雛型，還未經中央政權輪替考驗，只有實現兩線制后，政治人物和政黨才能坦然面對得失。

　“政治上沒有天使，人性不可靠，因此需要兩個選擇，讓從政者知道他們隨時可以被替代，才可以壓制他們自己內心的惡魔。”

運動員 家國情懷… 謝玉超為國爭光選手典範(第2篇)

3/09/2011

報導：潘有文　
圖：岑家豪、受訪者提供、互聯網

人生都在錯誤和失敗中學習，挑戰和打擊是一種過程，積極的心態才是笑看人生的開門匙！

　謝玉超是協助大馬穫得首面東運會體操金牌，也是史無前例贏過國內外9面體操金牌的運動員，現年44歲的他，從只懂得體操到成為一位成功商人，他學會把挑戰和打擊當成動力，並且感謝這樣的機會讓他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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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謝玉超在大馬教育文憑（SPM）考試后，全情投入體操運動，直至1991年拿下東運會體操金牌，也常挨父母責罵不工作，而他的生活開銷費用，皆是向家裡4個姐姐和3個哥哥賒借，承諾找到工作后還清。

　他非常享受體操運動，樂意為它付出人生的黃金時光，“站上獎台感覺自己是英雄，地球皆為我而轉，沒有我就不能轉動。”

　也許每個運動員都會在取得勝利時擁有這種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光榮感，但踏下領獎台，一切又打回原形，需要為開門七件事和未來前路憂慮。

　“拿下東運會體操金牌后，我覺得夠了。”當時，他決定退役，24歲已是體操運動員的臨界點，想要再上層樓並非易事。

　回想當時對于體操的狂熱程度，謝玉超形容自己有熱情，但也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單純。

難以抗拒體操

　當時，大馬體操未有國家隊，大馬體操協會負責安排體操運動員參加賽事，而且由于經濟狀況不允許，往往需要運動員自費，即使是練體操單槓用的護掌套，也要自己想辦法籌錢購買。

　“沒有錢就想盡辦法，我在老家雪蘭莪適耕莊打工，剝蝦殼取蝦仁，每公斤可得50仙，一個護掌需要30美金（當時相等于75令吉），必須花300個小時剝150斤的蝦殼，才能找到買護掌的錢。”

　這一切都不是問題，對體操滿是熱誠的謝玉超，在退役前一兩年，還一直以為安排體操運動員比賽的大馬體操協會就是大馬政府，在運動員退役后會安排教練工作。

　他知道一名體操運動員的體育壽命不長，但體操的魔力難以抗拒，也沒有考慮前途這回事，只想好好享受運動。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6年間為他在國內贏得9面金牌，包括6個體操單項、全能賽、團體賽和常年杯，但他從沒獲得任何一分錢的獎金。

　“退役后，才知練了這么多年體操，什么都不是。24歲退役，只讀到中五，沒有文憑和專業沒有人會請，真是要知識沒知識，要文化沒文化。”他自我調侃當時的窘局。

改變自己命運

　從體育場上退下來后，他沒有資金、知識、資源和人際關係，憑著不斷摸索，從經營首飾生意、當體操教練、出入口貿易，到成為中國體育總局人力資源中心在大馬唯一授權的中國體育教練代理，以及創建體育用品公司和幼兒體操中心，20年間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他在體育領域為國家爭光時，未能獲得國家的協助和獎勵，但他並沒有怨言，“我已經成功，因為國家讓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就需要感謝，我比很多人開心，因為做到很多想做的事情，也有好的家庭。”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國家的不足不應成為個人停止奮鬥和向前的理由，成功與否不止與客觀環境有關，抱持何種心態面對未知和挑戰，才是贏得成就與掌聲的關鍵！

創傷打擊無阻佳績

　熱誠力量大！只要能夠為自己和國家帶來榮耀，受傷之后依然能迅速站起來迎接挑戰。

　謝玉超的體育生涯經歷一次“劇痛”，在體操比賽手腕骨頭折斷，卻能以極短的時間重新站起來，並且摘下獎牌。

　體操單槓比賽使用的護掌，重複使用磨損后，其表皮會越磨越薄，最后會斷裂。一般體操運動員會丟棄快要破裂的護掌，但對當年的謝玉超等體操運動員來說，護掌不磨斷代表還可以使用！

　1989年東運會之前5個月，謝玉超的護掌在一個比賽前一天斷裂，他唯有在比賽當天向友人借護掌使用。

　比賽時，由于護掌不合穿，他在做一個單槓由下而上的動作時，因護掌轉動不靈而手腕折斷，當時他的手腕在下人已轉上，結果手腕兩根骨頭就像筷子般斷成兩截。

　僅是聽他描述就能想像嚴重程度，但這個打擊並沒有擊倒謝玉超，經醫生進行手術置入鋼片駁接，第三天他就迫不及待的出院到體操房內看室友練習。

　三個月后，他就參加國內比賽，五個月后在東運會上摘下體操跳馬銅牌，兩年后創下我國體操歷史，奪下我國首面東運會體操金牌。

　勇敢的面對創傷和打擊，並且為自己創造更輝煌的成績，謝玉超的體育精神，可作為我國運動員的典範。

無理抨擊開拓商機

1994年，國家體育理事會決定引進中國體育教練，通過雙邊政府同意引進的教練，一半收入需付還中國政府。

　例如，若是中國教練來馬每月可獲1000美金，中國政府即可抽取500美金。相比中國教練在當地每月僅有六七十美金的薪資，來馬當教練的收入屬于高薪，而且他們一樣可領在自己國內的薪金。

　謝玉超退役后接觸不少當地教練，認為中國政府收取一半的佣金值得商榷，而且對他來說或是一個商機。

　當時歐美各地體壇已有經理人方式，即中間人成為運動員和其他方面溝通或商業交易的橋梁，因此謝玉超相信可以將之運用在馬中兩地。

　于是，他開始通過人脈關係接觸中國各省的教練，將他們引荐到本地，從中抽取15％的佣金，而且大多是等待來馬中國教練領取薪資后才付收費。

　然而，這種方法卻引起本地奧運理事會和一些體總抗議，同時指收到體育教練投訴他收取佣金。

　“做為教練人員，通過中國政府只獲得50％薪水，通過他只需給15％，這是因為之前沒有這樣規矩，有人去做了就錯了嗎？”

　為了使這種中介方式“合法”，他與中國體育總局洽談，協助引進教練和解決在地問題。

　他可說是因禍得福，十多年來只要是大馬政府欲引進中國教練，就需通過他這個管道，至于私人引進體育教練則由須引進單位自己處理。

　雖然他一度對在這事件上攻擊他的人感到不解和忿怒，但他還是學會感激，“沒有人攻擊我引進中國教練，就無法推動我去和中國體育總局談合作。”

　謝玉超的妻子李慧紅給他的評價是“以積極態度來看待不平衡”，這或是謝玉超能夠在體育產業取得成功的原因。

跌撞摸索找新出路

有些道路未曾走過，你不會知它會通向哪裡，只要不是走向泥沼的路，反而能增加見識。

　從體操場上退下，謝玉超感到茫然，但天無絕人之路，他透過在中國雲南的朋友找到首飾貨源，把首飾裝在公事包帶回國內售賣。

那是他第一次經商，他努力走遍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首飾店，推銷首飾產品。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從中獲得一些盈利，但卻發現原來這種做法並不妥當。

　“當時沒知識，不知做生意要註冊，做了一年多，也長了知識，才知道這種做法是走私，不能夠做。我不是特意走私，並不知有報關和上稅，沒有人跟我說，學校也沒有教。”

　于是，他在1993年決定當個體操教練，領著每月兩三百令吉的補貼，培養體操運動員，直至1998年為止。

　在這段期間，他結識了中國籍妻子李慧紅，婚后兩人攜手合作，經營產品貿易，也代理李寧運動品牌，以及廣州順德的電器產品。

　累積下來的營商經驗，為他創造有利條件，並把它融入體育產業，找到新的出路，創建了體育用品企業和幼兒體操學校。

自編教材培育幼苗

　謝玉超是體操運動員，深知體操有利運動員打好基礎，如果從小開始學習體操，能增加運動員的優勢。

　“幼兒體操對國家有很大的幫助，體操被稱為運動之母（Mother of The Sport），因為所有運動項目必須具備體操基本功。”

　他表示，以我國羽壇一哥李宗偉為例，他參加比賽需要訓練的不止是羽球技術，還需要練習彈跳、體力氣魄、柔軟度、判斷力、耐力等，通過練習體操皆可達到這些效果。

沒有根基，任何事物都難以長久立足，強行訓練也只是拔苗助長。因此他特別編制一套幼兒體操教材，希望從國內的幼兒園開始，讓孩童先掌握正規和正確體操，為國家體育奠基。

　“如果你問幼兒院院長：幼兒的體育重要嗎？他會回答：重要，但沒有時間練習。為何上英文或其他課有時間，卻忽略體育課？這是因為沒有幼兒體育教材。”

　在現階段，謝玉超先編制3至6歲幼兒的體操教材，然后才會再針對小學生擬定另一套教材。

　找到對的管道和做法，凡事才能事半功倍，體育運動也是如此。謝玉超希望教育界可以重視這個方向，用正規方法教體操。

　體育項目各有自己的技術重點，但只要掌握體操得法，就像是打通體育運動任督二脈，學起其他體育項目更能得心應手。

前馬共 家國情懷… 梁廣河不分種族建國考驗(第三篇)

14/09/2011
報導：楊潔思　
圖：李志強、受訪者提供

整20年，思念著家鄉、牽掛著親娘，卻無法捎去片言隻語；在同一片藍天下、同一塊土地上，家鄉，這么近那么遠；家人，縱使夢中相見千百回，在現實中，卻不得見。　

　當初上山，雖說是被逼上梁山，但也是為了一個理想，想創建理想的國度。20年后下山，物是人非，一切從頭。　

　歲月悠悠，一轉眼，回鄉又近20年，當年的理想加上現實考量，再經發酵轉化，成為“要求一個公平、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

前馬共梁廣河的家國情懷，或許比許多人還要迂迴曲折一些，卻也更激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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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青春不再，雖然頭上早已長出華髮，梁廣河感性地說，與昔日戰友過去多年的情誼與理想，未曾放棄。　

　當然，現今理想並不是建一個共產主義國度，而是要求一個公平、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

　“馬來西亞是個很好的地方，沒有天災人禍，位于東南亞交通扼口，是個文明匯集的地方，擁有多元種族，物產豐富、風調雨順。”他說，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馬來西亞應發揚多元文化，而非單元主義。

“吸取各文明精華，發揮各族多元特長，才能走上正道。不要把民族問題歸納進來，那是個人歸宿感的問題。”

　他認為，一個馬來西亞的概念不錯，但副揆將它發展成：“一個馬來西亞，馬來人優先”，難免在其他民族心中留下疑惑。

大馬有優勢

　旅遊部打出“馬來西亞──亞洲魅力所在”（Malaysia Truly Asia）口號，他說，馬來西亞的確有這個優勢，若是我國不要搞內部糾紛，能對外開放、採取開明與包容的態度，將可突出優點。

　“馬來西亞不要搞內部糾紛，現在全世界經濟已朝向全球化發展，本區域也朝向發展成一個區域的共同體，搞內部糾紛並不合時宜。”他遺憾，由于一些政客不負責任的舉動與言談舉止，情況沒有朝向應該的方向發展，反而加劇了各民族間的分歧。

　沙砂兩州曾不止一次反映，國家成立，它們好像沒分，直至上一屆大選后，國家終于定下916為馬來西亞日，納為公假。

　“過去我們擺脫不了英國人的影子，現在英國人走了，馬來民族也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控制了國營企業，如果能發展各民族的優點，結果將會更好。”　

　如何拼棄種族觀念，不分彼此地共同建設國家，是考驗我國人民智慧與包容心的一大課題。

姐弟相見恍如隔世

五十年代，梁家在麻坡可是非常特出，他們一家有8個兄弟姐妹，就有四個在內安法令下被捉，再加上堂哥堂姐2人，合共6人。

　“麻坡有15個人被捉，我們家族就占了六個。”他搖頭笑說，家中剩下的是年齡尚小的弟妹，因為年紀小還不懂事，而沒涉及。

　而他那當學運領袖的哥哥，則相當倒霉，在每次逮捕行動中都被捕。　

　梁廣河上山，是在我國獨立多年之后，那是1970年，當時，前馬共與政府軍的戰鬥已轉向政治戰，直接對壘的情況已減少。

　談起那段歷史，常帶笑容的臉上有一絲陰霾，原來，他是被迫上梁山的。

　1960年至1967年，他都在經營家族的玻璃業生意，生意做得還不錯。

　眼看事業有起色之際，1967年，其姐夫派發勞工黨的傳單，號召人們反對美國副總統來訪，而被警察捉。

　他聞訊前往事發地點，不料姐夫的同伴襲警要救人，失敗轉身而逃，與他擦身而過，警方認錯人，要捕捉他，他當時雖成功逃脫，但從此過著逃亡生涯。

過后3年，他輾轉逃到新山與檳城，最終在1969年513事件后，成為該事件后首批上山的人。

他想上山的念頭，只有哥哥知道，上山的事，母親是一直都被蒙在鼓裡。

20年沒寫家書

　由于要避開當局耳目，他的行程無法及早安排，全靠被稱為“交通”的中間人聯繫，幾時方便就幾時走，通常都走得很匆忙。

　幾年后，在中間人的接應下，一位弟弟也跟隨他的腳步上山，唯后來卻不幸犧牲。

　在山上整整20年的歲月，他都沒給家人寫過一封家書，以免牽連家人。1989年簽署和解條約后，他通過公開信聯繫家人，用暗示的方法，報自己平安，現在在哪裡，並提及弟弟如何犧牲。

　早年也是熱血青年的大姐，見到信，馬上隻身北上泰國勿洞，通過聯絡所找他。

　兩人見面，恍如隔世，但彼此卻是一眼即認出對方，激動、喜悅、興奮，五味雜陳的感覺，盡在不言中。

回歸老家物是人非

　一個人离家在外，雖是為了崇高的理想，但住在荒山野嶺多年，想家難免吧？

　“想，怎會不想？不能忘的是媽媽。”梁廣河幾乎脫口而出。

　思鄉情濃的時候，可會不自覺流下眼淚？

　“我沒有哭，想家、戰友死亡，我都沒有流眼淚。”男子漢，流血不流淚。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

　梁廣河上山19年，下山后在泰國居住，等申請到批準回馬來西亞又是三年后的事。

　哥哥在他回家前的一個月離世，母親則在更早一個月撒手人寰，哥哥還曾上泰國數次與他見面，母親因年紀大，家人不讓她舟車勞頓，沒有安排她隨行，而錯過了相見機會。

這個國家還有希望

　前馬共回國后，組織21世紀聯誼會。“我們回到來時都是老人，但我們強調大家一定要學電腦，以后通訊都通過互聯網。某個家人車禍或經濟有困難，大家很快就知道。”　　　

　21世紀聯誼會出了多本書。他說，歷史是延續的，不可切斷。“這段過去的經歷與故事，我們盡量設法保存，將過去這段歷史，留給后代評說。”

　他坦承，當時上山，有過去的背景因素，可說是在走投無路下才斷然上山，換作現在他不會主張上山，現代社會可以通過其他管道爭取，已不需要上山。

　“現代人的意識比較不同，年輕人會通過互聯網查詢事實，許多事件已難掩蓋。現在有很多有利條件，可通過各種方法來解決問題，是不用上山的。”隨著通訊工具的發達，他認為這個國家還有希望。

與他人有天淵之別的過去，對梁廣河的人生有怎樣的影響？

　“經過這段歷史，很多事情來龍去脈都會很清楚，有心人扭曲某事件，也能很快就覺察到。”換言之，是眼更明、心更精、頭腦更清晰了。

開放包容才能發展

梁廣河指出，未來亞洲會形成一個區域發展，就像歐洲的歐盟一樣。其中，中國將能提供更大的機會，隱憂是中國會膨脹起來，希望這樣的情況不會發生，大家能共同發展。　

“唯目前應做的是把大馬向前推進一步，少一點貪污濫權，多一點包容。”

　“開放和包容很重要。”他建議年輕一輩，致力讓國家達致多元種族團結，大家異中求同，互相包容以發揮各自的優點。

　梁廣河說，膚色問題在前馬共中並不存在。華族、巫族、原住民等，大家都親如兄弟姐妹，彼此間互相尊重，大家地位平等。

　即使到了今天，每年一度在勿洞的農曆新年大集會，各族同胞也一樣不分彼此，大家開心地齊聚一堂。

　“要堅持多元，多元多彩，世界才漂亮”，若整世界都是單一種族單一語言單一文化，這世界也未免太單調了。

　他勸勉年輕人要傳承整個歷史，理解前人怎樣走，我們不一定要跟著前人的腳步，但要知道歷史，進而朝向正義、公平及進步的方向邁進。

山林生涯艱苦日子

　上山打遊擊，日子相當辛苦，山上生存條件艱難，梁廣河回憶說，有時糧食供應不上，就要餓肚子。“在山上，我們從大象到老鼠，什么都吃。”　

　他扳著手指數：大象、老虎、水牛、鹿、犀牛、野狗……　　

　部隊裡有深諳山林野外求存手法的原住民，抓野獸還頗有心得。例如設陷阱捉老鼠，一次可逮到百多兩百隻老鼠，老鼠捉完了，下次就去捉田雞。　

　森林裡的老鼠其實不，它們主要吃水果。然而，老鼠畢竟是老鼠，森林裡的老鼠也難免有老鼠味。就像野狗依然有狗味一樣。

　他說，最沒有腥羶味的肉是大象肉，由于其體積龐大，肉量極多，需要七八個人專司割肉，另有一組人專司磨刀，專人起火燒煮象肉，雖然陣仗很大，但往往需要費時超過一天的時間才能把一頭大象清理干淨。　

　他進山已屬于后期，早期進山的前輩已屆四五十歲了，這些前輩雖然體力與健康不如前，但勝在經驗豐富。

　多年的山林戰鬥生涯，前馬共發展出成熟的戰策方案、儲糧、毀滅痕跡的方法等。

　舉例，通過樹脂、塑布貼著包裹，白鐵內的白米可放上十多二十年，不被蛀蟲破壞。

　而住過的營房及走過的路，則以“打掃”與“掃路”，將用過走過的痕跡去掉。

馬金泉我用才華來愛國！（第 4 篇）

5/09/2011

報導：許雅玲　
圖：劉金富、受訪者提供　

　每個人愛國，都有自己的方式。海歸專業舞者馬金泉，就用才華來表達愛國心意。

　馬金泉為國奉獻的努力，讓他罕有地成為國家演出核心的華人藝術工作者。

　這位國外名聲比國內大的編舞專家，即便離開國家演出核心，但他還是希望，將個人辛勞而得的國際榮耀，全部歸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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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當馬金泉決定放棄紐約的工作機會，返馬開展專業舞蹈事業后，他和朋友就預見：前路辛苦。畢竟大馬多元文化榮景背后，華人藝文工作者很難獲得政府資助，只能100%靠自己！

　“雖然，預見了未來事業的死穴，但是，既然決定返馬開始新的人生階段，就只能向前看，全心思考如何去設立專業舞團。”他笑著說：“當時，家裡一窮二白。不過，我想，大馬華人先輩，哪一個不是白手興家？從零開始，我也沒有輸蝕，只要不怕辛苦，勇往直前去做就行了。”

　由于大馬華人沒有專業舞者的概念。舞者不曉得怎樣上課、跳舞，甚至作息。他用5年時間閉門造車，訓練舞者，同時開發市場。由于訓練多過演出，舞團的財務狀況未能達致理想。

　“2003年，我和伙伴葉忠文總算成立了大馬第一個專業華人舞團--共享空間（從下簡稱共享）。之前，舞團好比慘淡的黑白照片，后來才慢慢上色，開出多多鮮花。”

不斷求新求變

　2005年左右，文化與藝術部門的負責人，看到共享的表現，邀請共享演出。甚至，當時的最高負責人，對于千篇一律以馬來舞、華族舞、印度舞輪流出場，最后來個民族大總匯的編舞方式，大發雷霆。決心變革的負責人，開始把編舞重任交給海歸的馬金泉。

　7年在國際舞團的訓練，讓馬金泉不斷求新求變。創新的編舞方式，頻頻獲得部長和總監的嘉許。也因此，他和共享在國家級別演出，角色越來越吃重。

　“2008年，我很榮幸被納入國家演出核心：先后擔任吉隆坡藝術節、世界寰宇和平演出、國家國慶日的總編舞，還擔任以國父為主題的大型歌舞劇總編舞。”

　回流大馬后，不斷有人對馬金泉說：你有才華要奉獻給國家，會有很多阻擾。最初，他樂觀認為，人民為國家出力，這應該不難啊。為了避免樹大招風，他低調把總編舞工作做好。

　他為國家出力的好景，只從2008年持續到2009年前半年。雖然，上有變革的政策，不過，下有不變的對策。馬金泉的創新概念，儘管受到部長們嘉許，但來到下層就受製肘：“沒有舞者提供給你”，“沒有空檔讓你排練”……

　甚至，總監撥電問他：你為什么多次不出席會議？馬金泉才驚訝回答：沒人通知我啊！最令他洩氣的是，遇到自我保護主義強烈的編舞者……

將榮譽歸國家

　2009年下半年，他開始淡化和國家的合作，因為不願意讓不好的感覺消磨他的幹勁。雖然離開核心，但他還是忍不住關心：部長不是不要重複大總匯的表演模式嗎？當然，他的關切換來沒好氣的回答：需要變化嗎？部長說過的話，他馬上就忘記，不必麻煩。

　今天，即使到過21國家演出和交流，他還是覺得，“大馬很好！大馬華人專業舞團和歐美不是一個等級，也沒有雲門舞集的37年歷史。甚至，我敢說，華人舞者在大馬的奮鬥最辛苦！但我們有一樣東西最好，就是辛勞汗水讓內心更踏實。”

　“今天，即使有好機會，我也不會走出大馬，我和舞團所做的一切，只是想讓大馬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雖然政府沒有大力擁抱我們，但我們衷心希望大馬更好，並且很高興可以將辛勞而得的國際榮譽歸于國家。”

因為母親回流大馬

　馬金泉經常被問：外國發展機會這么好，為什么還要回流大馬，從零開始？

　通常，他會笑著回答：“我來自單親家庭，媽媽含辛茹苦帶大我們5兄弟姐妹。現在，她老了，我應該回國盡孝。我不想發生子欲養而親不在的遺憾。”

　寬柔獨中畢業后，馬金泉離開居住了十多年的家園，北上吉隆坡追求舞蹈的夢想。本身的天賦加上努力，讓他優越地考取芭蕾舞高級文憑。期間，一次舞蹈演出中，讓香港院長主動提供他海外獎學金前往香港演藝學院深造。

　1992年至1994年，他第一次離開大馬，到香港學習舞蹈專科。4年的課程，因為他符合跳級的評鑑水平，得以在3年內修完學分。1993年，在 一場舞蹈比賽，擔任評審的台灣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特地邀請他到雲門擔當舞者。但他還有一年學分要修，林懷民就先給他合約，等他一年后加入雲門工作。

　3年在雲門，馬金泉的心態很簡單：努力學習當個專業舞者。隨后，他獲得到美國擔任舞者的兩年合約。“在紐約，我有好機會留在全球人才薈萃的藝術殿堂工作，但我還是選擇回流大馬，因為媽媽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根繩子，把我和家園和祖國拴在一起。”

　當然，他知道，沒有國家的資助，華人舞者要100%靠專業力量來突圍，前景會走得很辛苦。

外國禮遇本地輕忽

　受邀參與國際大會，馬金泉經常被問：你在國家有被重視嗎？他只好老實地苦笑回答：你們重視我，多過國家重視我。最令他覺得好笑的是：新加坡教育局邀請出任評審，獲得上賓的對待，但為國家擔任評審，連車馬費也沒有。

　說起來，馬金泉得到的重要獎項，多數來自外國，至于本國政府頒發的獎項，一個都沒有。最近，他接獲通知獲選“世界華人創業楷模”，10月在北京舉行頒獎儀式。

　“我問主辦單位，為什么提名我為世界華人楷模？對方回答，因為海外多個國家，都知道你的表現。呵呵，我在外國的知名度，確實比在國內高。”外國的重視，難免讓他產生感慨：已故歌唱家陳容，可是得了國際7個大獎。但在本國，有多少人知道他？

　今年4月，在菲律賓舉行的國際藝術節上，馬金泉以大馬舞蹈老師身分，為600名海內外人士講課，獲得巨大迴響。菲國文化部長因此高興表示：希望明年可以邀請你再來藝術節。

　對照他在國際間和國家間的待遇，可以理解他滿腔為國出力的熱情，是如何被一句“不滿意，回去中國”所刺痛。“這句話讓我有‘無根’的痛：我們不是國家的一分子嗎？”

　最近，政府大力呼籲人才回流，讓馬金泉不禁要問：早期回流的人才，不是已在國內嗎？為什么政府不加以重視？

希望為林連玉平反

　回流大馬13年，馬金泉領略到：一個藝術工作者不應該局限在舞台燈光下，他有應盡的社會責任。

　“今年，我剛完成9場《春雷動地》演出。這是一部敘述大馬歷史的史詩歌舞劇，得到華社巨大迴響。接下來，我將參與12月17日公映的《林連玉傳》，擔任總編舞。目前，劇本出來了，音樂正在完成，也開始面試演員，準備開排。”

　“大馬這個國家太複雜，複雜到要犧牲幾代人。我希望已故林連玉的奮鬥和貢獻獲得認可，名節得到平反。那么，先生背后的一切，包括母語文化教育地位的問題，也一併獲得解決。”

　與此同時，因為想盡社會責任，他因而有機會結合藝文界各種源流和領域專才，共同打造具有專業藝術水平的大型作品。同時，從對方身上學習，加強自己的能力。

916以藝術表現愛國

　“東馬朋友告訴我，西馬慶祝831國慶日時，東馬人會難過，因為他們沒有參與感。”

　即便沒有親歷獨立日現場，513事件中，也只是被媽媽抱著躲進森林的初生嬰兒；不過，他對831國慶日和916馬來西亞日，還是有這番強調：“應該把916跟831做好區分。916是大馬成立的日子，東馬和西馬人民都會有萬眾一心的參與感。”

　即便如此，他強調，“831也不用被放到次要位置，因為這是半島脫離英殖民的重要日子。兩個國家節日，只要做好區分即可：831是紀念日，916是慶祝日。”

　他繼續說：“雖然國家沒有熱烈擁抱華人舞者，但我對國家的情分不會淡化。不過，今年的國慶月，就連國慶日正日那天，感覺比往年寂靜，倒數慶祝的人，明顯減少。”

　今年的916馬來西亞日，全國文藝界精英，包括共享，將在茨廠街參與“保衛茨廠街”演出。“上午9點，共享會在關帝廟，演出一場結合了“大馬薪傳”及“問纖”章節精華的舞蹈。

周國全：家搬了，心要住哪？（完結篇）

16/09/2011

報道：許雅玲
圖：本報資料中心

30年前，草根工頭周國全的父親，為了孩子的幸福生活，忍心讓5兄弟搬離家園，各散東西。30年后，他遭遇和父親同樣的難題：是否該為了孩子的幸福生活，勸請他們搬離安居樂業30年的關丹？

　對于家和國，周國全的感慨是：有國才有家，有家才有國。“家”是物質東西，要搬很容易。可是，家搬了，心要住哪？30年對家園的記憶和感情，可不是說放下就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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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全述說：“父親是來自中國廣州的移民。抵步霹靂州后，先從事採礦工作，后來轉為泥水工匠。一家人胼手胝足存夠錢，就在萬里望安置家園。”

　豈料，日本公司就在距離周家不到一公里處的紅坭山，建立亞洲稀土廠。稀土廠的到來，粉碎了周氏一家十口（周國全和父母、四名兄弟，還有妻子和兩名兒子）的幸福家園夢想。

　“1970年代尾，雖然遭遇村民激烈反對，政府還是批准稀土廠運行。為了一家十口的健康著想，父親無奈地告訴我們五個兄弟：我老了，不想離開家園，你們離開家鄉，搬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生活。”

不想再搬家

　父母被逼和孩子分離，大兒子留在怡保，二兒子和小兒子跑去吉隆坡生活；三兒子離開最遠，在新加坡當工程師。至于周國全，因為曾經到關丹工作，喜歡當地安居樂業的生活，于是就帶著妻子和兒子定居關丹。

　周國全和妻子沒有想到，30年后，他們還是擺脫不了稀土廠的夢魘──關丹格賓面積相等于140個足球場的稀土提煉廠LYNAS，最早將于今年10月或明年1月投入運作。

　“怎么辦？我應該像父親那樣，要求孩子離開家園，搬到更安全的地方生活嗎？可是，兩個兒子也各自擁有自己的家庭，何況，倉促結束生意，肯定血本無歸。我老了，不想搬第二次家，也沒有另一個30年去重建家園。 ”

　搬離萬里望后，周國全還是有回去老家探望父親，親眼目睹稀土廠對居民的毒害。他還記得，老家有人牧牛，牛只吃了稀土廠附近的草，結果都死了。

　“如果我們還住在那邊，我不敢想像情況會有多糟糕。我真的不明白，政府為何不顧民意，執意引進澳洲稀土廠？難道要改朝換代，才能阻止對人民健康的威脅嗎？”

為健康逃離家園

　“紅坭山居民抗爭逾10年，亞洲稀土廠終于在1994年關閉。實際上，人民要求關閉稀土廠的官司已輸了，只不過，日本公司良心過意不去，才主動關閉稀土廠。今天，我們反對LYNAS稀土廠，不是想要獲得政府的賠償，而是希望政府考量人民健康，收回讓稀土廠運作的成命。”

　周國全明白，有國才有家，可是，政府是否明白：有家才有國。人民為了健康逃離關丹，關丹將變成死城，稀土廠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再也沒有意義。

　“你問我，對國慶月的家國感受？坦白說，一想到政府莫名其妙引進稀土廠這顆炸彈，人民未來可能面對輻射和環境毒害，不只我，就連商家都沒有心情挂上國旗慶祝。”

勿讓關丹變死城

　5個月前，周國全聲淚俱下呼籲：請收回讓LYNAS稀土廠運作的成命，不要讓關丹變成死城！

　“現在，我和妻子居住在亞也布爹花園（Taman Air Putih），這裡距離LYNAS稀土廠有20公里距離，屬于安全範疇。LYNAS稀土廠投入運作，提煉稀土和埋藏輻射性廢料過程中，假如引發輻射外泄和 生態環境危機，首先衝擊的應是2公里半範圍內的2萬名馬來同胞。”

　當年，稀土廠進駐紅坭山后，周國全目睹當地不斷出現孕婦誕下畸形孩子、小孩罹患心臟有孔症、村民罹患癌症或白血病，以及老人血管阻塞的案例。稀土廠輻射對村民造成的健康傷害，讓他懼怕難過。

　也因此，今天，對于LYNAS稀土廠可能招致的健康傷害，周國全無法置身度外，不去理會LYNAS稀土廠臨近村民的健康和安全。

　“官員們口口聲聲說稀土廠安全，可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發生輻射外泄。稀土提煉后的輻射廢料釷（thorium），100萬年都不會消失。100萬年，多少代人要承受？政府值得為了眼前利益，犧牲后代人的健康幸福嗎？”

搬不搬兒女自主

　“不久前，我和孩子們進行了一場家庭會議，我們達致一個共識：假如5年內，LYNAS稀土廠問題惡化，我們將毫不猶疑搬遷到檳城。選擇檳城是因為女兒在當地念博士，可能會留在檳城發展。”周國全透露。

　今年年初，LYNAS稀土廠問題揚開后，他就跟兩位兒子說：“你們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假如你們覺得稀土廠沒有影響你們的生活，那么，你們可以選擇留下。假如你們想要搬離關丹，那就搬離吧。”

　“30年前，兩位兒子還小，女兒也未出生。兩位兒子只能跟隨我搬遷到關丹。現在，他們長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就變成三個家庭要不要搬遷的問題了。加上，他們在這裡的發展不錯，我不希望他們搬到他處后，因為生活不如意而心生埋怨。”

　並非所有關丹居民都像周國全一樣，有個5年計劃。一些居住在高危範圍的老居民，在官員派送“糖果”后，就會覺得：華人真怕死，意外沒有發生，何必杞人憂天？

　“華人不是貪生怕死。畢竟，《紐約時報》曾報導，Lynas稀土廠面對儲存槽、運送鋼管和地基等等工程紕漏。其中的工程技術問題有：70個巨型儲 存槽的外壁潮濕、出現裂縫和氣泡洞、鋼管不符合標準、地基未有防水層等。揭露這些內容的，皆來自Lynas內部檔案和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