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貪透視錄

公私領域皆受賂 貪污無孔不入(第1篇)

報導：許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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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年尾，一年一度的國家總審計司報告一出爐，便會揭露各種層出不窮、匪夷所思的買賣交易。 　從2010年揭發海洋公園局以5萬6350令吉購買市價只有1940令吉的夜視海事雙筒望遠鏡，到2012年大馬廣播局以超過估價310.5%的標價購買器材，“買貴了”的弊端，從未消止。
　向部門主管問責無門，人民只好指望大馬反貪委員會“做點事”。結果，又是另一輪不滿：官員只是犯下未遵守財政指示，買了貴貨，並無涉及貪污。

2012年總審計司報告出爐后，清廉指數高的首相署部長拿督劉勝權便坦言，總審計司報告所揭露的事件，並非都存有犯罪，一些只是管理不當，要改善這些弱點，必須從行政和管理著手。
　部長說的，人民都懂，但是，什么時候，政府機構才能不必花貴好多倍的價錢來購買物品及服務？
　時評人陳亞才表示，“政府機構‘買貴了’的弊端，已是沉痼疾。不管是承包工程或供應物品服務，大家會習慣性地在盈利上加多一個10%，作為有需要時的彈性用途，大家已心照不宣。”
　時評人吳健南律師強調，“大馬人的心態奇怪，錢是阿公的，不賺白不賺。換成私人公司買東西，價錢是越便宜越好。雖然，買貴了並非貪污，但還是有抵觸法令的嫌疑。”
　政府頒布的2001年反暴力法令，便是用來禁止商家漫天起價。因此，就算官員買貴了，沒貪污，可是，商家5千賣5萬，是否可用反暴利法令來對付他們？一旦嚴格執行，還有商家斗膽賣貴嗎？
無法獲得很好管制
　每一年總審計司揭露的問題，只把問題矛頭指向反貪委會：“你還不做事！”這是不足的，因為買貴了，的確不是貪污。
　雖然如此，人民不必絕望：大馬反貪委員會主席丹斯里阿布卡欣指出，通過政府和反貪委會的政策和措施，公務員涉貪案件逐年下降。具體來說，2009年，反貪委會逮捕的500人中，涉案公務員僅194人。
　話說至此，吳健南補充，“私人界的貪污，已無孔不入，並且更難取締！從職場觀察，我發現，很多那種所謂投資產業，公司董事或高職者收受臺底錢，已 是不成文規矩。此外，你要跟銀行借錢，你一定要採用銀行指定的律師團隊，並且還要付錢來買約定書。這不親商，並想從客戶那裡得到額外利潤。”
　顯然，不管是公共機構或私人公司，貪污現象均無法獲得很好的管制。新近出爐的“2013亞太區舞弊調查”顯示，有39%大馬受訪者表示貪污常發生；15%受訪者則指出，為了取得合約，他們所涉及的領域存在貪污是普遍事件。
貪污制度化 防不勝防
　陳亞才坦言，政府機構小金額的貪污，單一金額雖少，但累積金額驚人，並且已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因為已經“制度化”。
　相信在大馬擁有駕駛執照的人士，大部分都有這種經驗：不花額外金錢“包及格”，便要準備考多幾次唄。
　“小金額的貪污問題，當然要處理。可是，這類型的貪污已經制度化，你要對付的並非只是考車中心的主考官，或者駕駛學院的人員，很可能是整個部門。這一串拉起，可能中途就不能拉，因為重要人物的臉孔就快出現，整個制度會被震動。”
　“確實，貪污已被制度化，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欠缺制度化的明文規定，貪污才會趁虛而入。”吳健南坦言，“以破產法令為例：一個人破產后不可以經商，除非得到報窮局的同意。”
　他繼說，破產者什么都不可以做，除非得到報窮局的同意──這不需要很具體、明文法令下的一個理由，以致造成：人治凌駕制度，貪污弊端便會出現。“一個民主清廉的制度，不能單憑法令，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社會的民主精神，以及集體監督和約束。”
行政弊端 反貪委會難對付
　大馬反貪委員會首席高級助理總監陳江使陳情：“請不要把總審計司報告裡的弊端，都當作是反貪委會的責任！”
　反貪委會只能取締貪污犯罪或文件造假等弊端，無法對付以最低標得標工程中的貴貨，也即是“買貴了”的行政弊端。目前，反貪委會針對2011年總審計司報告展開調查，並已提控3人，包括一名關稅局高級助理主任、一名市場銷售職員以及一名笨珍中學校長。
　今年10月27日，反貪委會宣佈成立“政府機構廉正管理組”，以處理和監督政府機構的清廉正直，讓人民重拾政府打擊貪污的信心。同時，反貪委會派出擁有逾20年反貪經驗的官員，駐守政府機構；同時，通過大馬反貪污學院，培訓政府機構的中級官員，以便提升部門的廉正度。
　對于沒有足夠法律證據來指控其貪污的公務員們，只要總檢察署同意，反貪委會亦給出紀律建議。

雷聲大雨點小 肅貪虎頭蛇尾（第2篇）

報導：許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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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馬檢調單位，到底要用什麼規格的漁網，才能捕獲貪腐大魚？ 　對此，時評人吳健南律師說，檢調單位不能用可笑的控狀來捕捉貪腐大魚。
　他強調，肅貪，理應是領導人帶領國家朝向先進國進程中，一定要杜絕的毒瘤。
　令人悲哀的是，每位領導人上台，便把貪污提控當作政治表演，最后草草了事。

“司法上，政府做了很多虎頭蛇尾的案件，包括敦阿都拉時代的20條大魚提控事件，最后的結果是，沒有一條大魚被入罪。到了納吉時代，還發生惹人話柄的：林良實誘騙內閣檢控。”吳健南說。
　2010年7月29日，交通部前部長兼馬華前總會長敦林良實醫生，因為涉及巴生港口自由貿易區醜聞，被控誘騙內閣罪名。
　2013年10月25日，高庭承審法官拿督阿馬迪在長達42頁判詞中指出，辯方第4證人前首相敦馬哈迪供詞中，表明自己沒有受到林良實欺騙，他滿意證人這項供證，並接受林良實指沒有企圖欺騙時任首相的馬哈迪的解釋，因此宣判敦林誘騙內閣罪名不成立，當庭獲釋。
　吳健南說：“大家都不必去看高庭的判詞，從總檢察署擬出‘部長誘騙內閣’這樣不合常理的控狀，已是天下一大奇聞。畢竟，在內閣，首相是主導，一個交通部長誘騙首相和內閣，這不合邏輯。”
事件進展龜速
　反貪委會特別委員會委員陳勝堯坦言，貪污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可以招致個人身敗名裂，因此，必須有確鑿證據，才可指控誰貪污，“敦林被控一案，並非 由反貪委會進行提控，而是警方動用刑事法典來指控的，但大家都把責任指向反貪會。不管是由誰來提控，控狀都必須獲得總檢察長的簽批。”
　敦林無罪釋放，案件算是告一段落。但全國沸騰的國家養牛中心一案，還在進行中。
　其中，商人拿督三蘇巴林，被控2項欺詐國家養牛中心主席拿督莫哈末沙烈（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前部長拿督斯里莎麗扎的丈夫），表罪成立，需出庭自辯。案件定于明年2月20日起審訊3天。至于拿督莫哈末沙烈，他已向地庭申請撤銷其2項失信控罪。
　吳健南說：“國家養牛中心濫用2.5億令吉案件中，從事件爆發到提控上庭，進展龜速。起初，當局還不斷漂白，養牛中心沒有涉貪，敵不過輿論壓力，才有提控行動。”
禁止直屬親屬獲工程
　國家養牛中心一案，拿督斯里莎麗扎曾在庭上說明：只知孩子跟丈夫工作，但不知次子做哪行？
　而在起訴兩名公正黨領袖（拉菲茲和祖萊達）誹謗案中（註：兩造已互相撤銷誹謗訴訟），她則說明：和丈夫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互不干涉對方之事，因此，否認涉及丈夫獲得中央政府批准的國家養牛計劃。
　吳健南表示：“發生養牛案后，政府應該檢討明文禁止內閣成員或其直屬親屬，從政府工程直接受益或獲利。這樣，高官再無法理所當然說明：那是我家人有錢，和我沒關係。同時，政府機構應將行政程序透明化，並且做好公開招標工作，這樣便能減少貪污行賄機會。”
　目前，反貪委會準備修改2009年反貪污委員會法令第23條文，禁止內閣部長和州行政議員直屬家屬獲得工程或招標。
公佈財產 杜絕貪腐大魚
　杜絕政府機構的貪腐大魚，還是要先做好：公佈財產。
　時評人陳亞才透露，“亞洲國家中，韓國和台灣的財產申報機制，即陽光法案，堪稱典範。”
　韓國的財產申報制度，早于1981年出台，由全斗煥總統制定頒布。諷刺的是，全鬥煥和其后任盧泰愚，都栽在這部法上。今天，陽光法案在韓國公務員心目中，已成為自覺履行義務責任。
　“台韓的陽光法案，並不赦免貪官，反而對既往貪污再追查定罪。不過，這也有其困難面：惟有貪官下台后，不在主流權力中心，才會被對付。假如今天台灣是民進黨執政，可能陳水扁會安全過關。”他說。
證人翻供 貪污案敗訴主因
　大馬貪污案件敗訴主因，不外是證人不出庭，或者證人翻供。
　最令反貪委會念念不忘的證人翻供案件，當數巫統前最高理事拿督莫哈末諾占，被控通過代理哈立米，交給名叫卡利慕沙的男子1500令吉，以賄賂各代表，以期競選巫統最高理事職中選。
　最終，由于9名證人翻供，莫哈末諾占及其代理哈立米被判無罪獲釋。
　過后，9名翻供的證人，被控在巫統前最高理事拿督諾查賄選案中，向反貪委員會提供假口供，不過，9人均獲判罪名不成立。
　彭亨淡馬魯推事判詞指出，控方無法提出有力疑點，證明9名被告提供假證。9人的矛盾供證，使到控方無意再續審。
貪污案件難定罪
新聞標題：安邦市會前執法主任被控貪污，上訴庭判監6月罰9萬
下判日期：2013年9月12日
簡述：2003年，安邦再也市議會前執法主任阿都古都斯，被控向一餐廳僱主收取賄金，遭安邦地庭判入獄11年10個月和罰款37萬令吉；他上訴至高 庭后，獲判無罪。反貪會將此案上訴至上訴庭，上訴庭推翻高庭此前作出無罪釋放裁決，並宣判被告入獄6個月，以及罰款9萬令吉或者監禁56個月代替。
判決：上訴庭3司一致指出，考量辯護律師的論點后，裁決被告6項貪污控狀罪成。3司並指地庭處理該案方向正確也無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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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標題：收錢非自用不算貪污，官員上訴判無罪釋放
下判日期：2012年3月19日
簡述：柔佛州古來衛生局官員再那阿比丁，于2006年被控2項貪污罪名，被判坐牢4年5個月兼罰款8萬令吉。上訴至高庭，辯方在辯詞中聲明，因為被 告曾向2名承包商提及需為豐盛港縣衛生局俱樂部辦事處添購雨蓋，2名承包商便自願提供2筆總值3萬425令吉款項給被告，而相關物品確已送至醫療診所存儲 室。辯詞更提及，2名承包商本身就是幫兇，因為如果不給被告錢，貪污行為就不會發生。
判決：辯方以“收取款項非自用”為由辯白，在高庭上訴成功，獲判無罪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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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標題：控貪污證據不足，2交警無罪釋放
下判日期：2012年7月13日
簡述：森美蘭芙蓉2名巫裔交警，各自面對3項貪污指控，但在證據不足下，無罪釋放。
判決：芙蓉地庭法官拿汀諾絲娜指出，從主控官及證人供詞中得悉，仍有一名重要證人“阿輝”無法傳召出庭作供，因此缺乏有力證據，證明2名被告，已獲取賄賂金，或向對方（即阿茲尼）索賄，作為不取締阿茲尼走私爆竹、煙火及香煙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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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標題：貪污案上訴得直，前高官無罪釋放
下判日期：2012年2月29日
簡述：2010年，移民局前副總監（管制組）尤索夫被控貪污，被地庭判處罪名成立。他在高庭上訴得直，當場無罪釋放。
判決：高庭法官拿督嘉查裡宣判時指出，控方只根據尤索夫寫下“批准”的字跡，作為呈堂證物，並且，關鍵證人，即中間人“阿督”並沒出庭供證，因此推翻地庭法官判決。
關鍵詞語：重要證人沒有出庭作供

只要人民全力支持 肅貪事半功倍（第3篇）

報導：許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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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種情況下，大馬反貪委員會（MACC，簡稱反貪會）會展開調查行動：有報案者，有證據，以及反貪會認為需要調查的課題。 　大馬反貪污委員會首席高級助理總監陳江使表示，反貪會打擊貪污，第一個一定要得到人民支持。
　有了人民的支持，再配合政治領導人的肅貪決心，反貪會便能展開有力的肅貪行動。

2009年，在大馬肅貪進程，是一個重要的歷程年：反貪會展開大刀闊斧的轉型計劃。
　2009年，174起投報案件中，有54%定罪下判。
　短短3年，反貪會轉型有成：2012年的5496項罪案中，有75%已解決，共逮捕701名罪犯和起訴313名嫌犯，包括倍受矚目的莎阿南國會議 員和瑪拉工藝大學院長。總結來說，反貪會的個案定罪率，從2009年的45%，躍升至2012年的85%。這個躍升，甚至超越國際標準的80%。
　陳江使指出，反貪會的個案率和定罪率提升，主要歸功于轉型后成立的貪污特別法庭。
審訊時間冗長有弊端
　“我在彭亨勞勿服務時，1996年調查的貪污案，到了2007年才定罪。期間，案子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延期，10年后才真正完結。很多貪污案子，因為審訊時間冗長，后來發生證人不見，證人不記得詳情等事件，造成定罪率低落。”
　2011年2月16日，反貪會在全國設立14個貪污特別法庭，集中處理貪污訴訟，大多數案子，便可在三天至一周的審訊天數，就定罪下判。
　同時，因為法官只專注審訊貪污案件，很快變成“專家”，這又大幅提高法庭效率。僅在一年半時間，貪污特別法庭便完成審理累積七八年之久的案件。
　“過去的反貪局，都是由一名反貪官員調查一宗案件。轉型后，反貪會設立特別行動室，採用團隊專案調查方式，配合科技儀器，快而準地收集證據，大大縮短調查時間。”同時，反貪會亦積極招覽更多專才，比如聘請科技人才進行高科技追蹤，讓會計人才進行專業的反貪鑑證調查。
提供情報緝拿歸案
　不過，陳江使坦言，“貪污案子很奇怪：行賄和收賄的兩方均拿到利益，但虧損的政府機構或私人公司，卻無法出聲抗議；所以，反貪會需要人民支持和合作，提供情報來緝拿違法人士。”
　去年，反貪會接獲人民情報“官員收受賄賂，漁民進行非法捕魚”，便對投訴展開調查行動。今年9月，成功將涉案官員及漁民緝拿歸案。
　假如沒有人民的支持和合作，全國大約2000名的反貪人員，絕對無法在2800多萬的茫茫人海中，揪出貪污的害群之馬。
　如果80%的人民都反貪，貪污將不再是腐蝕國家的問題──這是陳江使的看法。
反貪法令充足 關鍵是否善用
　吳健南律師坦言，當人民對國家肅貪成效感到失望，便開始有非分之想：反貪會是否不夠獨立？反貪會是否缺乏自主提控權？反貪法令是否不足？
　他坦言，我國的反貪法令很充足。2009反貪委員會法案第7條文闡釋：反貪會有責任檢驗政府機構的傳遞系統，以揭發貪污罪行，或者可以引導或導致貪污罪行；或者建議行政機構領導如何改善傳遞系統，以減少貪污誘惑或傾向。
　“反貪會沒有提控權，這很合理，符合三權（司法、執法、立法）分立原則。公共刑事案件，由同一機構，即總檢察署來提控，這也合法。”吳健南說： “反貪會成員，由最高元首在首相的勸告下被委任。這有人講：不夠獨立。那麼，反貪會由誰來委任，才算獨立？反陣領袖，還是國會議員一起委任？”
　“還有，法令有被善用或濫用？這是法令控制不到的範圍。”他說。
實施嚴謹法令 加強肅貪力度
　目前為止，反貪會擁有足夠的權限和足夠法令來取締貪污涉案者。不過，包括反貪會主席丹斯里阿布卡欣在內的人士均認同：大馬需要實施更嚴謹的條規和法令，來加強國家的肅貪力度。
　以搜查令為例：1997年之前，反貪官員要去掃蕩涉貪公司時，必須前往法庭申請搜查令。《1997年反貪污法令》頒布后，反貪官員只需向檢察司申 請搜查令。《2009年反貪污委員會法令》出台后，反貪官員只需向54級（首席高級助理總監）及以上的反貪官員，或者向檢察司申請搜查令。法令的修正，大 幅提升反貪會調查效率。
　目前，最值得關注的是：反貪會準備修改《2009年反貪污委員會法令》第23條文，禁止內閣部長和州行政議員直屬家屬獲得工程或招標。
　接著，請國會全力支持明年3月提呈的兩項建議：（一）讓反貪會成為有招聘、委任、提升和開除官員的獨立權限的機構；以及，（二）提升反貪會主席地位至和總審計司及總檢察長同等級。
監督反貪會 提高肅貪效率
　反貪會監督全民，誰監督反貪會？
　陳江使笑著指出，在大馬，沒有一個政府機構，給這么多“外人”監督。
　現在，反貪會設有5套獨立的“檢查和平衡”系統，包括：由執政黨和反對黨國會議員組成的肅貪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Corruption, SCC）、防範貪污咨詢顧問團（Anti-Corruption Advisory Board, ACAB）、投訴委員會（Complaints Committee, CC）、行動審查委員會（Operations Review Panel, ORP），及咨詢和貪污預防委員會（Consultation And Corruption Prevention Panel, CCPP），對反貪會進行全面監督，提醒和保證。
　“反貪會將從社會大眾裡，以個人誠信、卓越的成就和專業水準來挑選各委員會的成員，而這些委員一定能夠做到獨立及公正不亞。”他說。
　顯然，轉型后，人民對反貪會的投訴逐年下降，甚至，在今年，迄今為止，投訴率為“零”。
報案 有別于提供
　“關于提供情報，我想告訴大家：提供情報跟報案是兩回事。”陳江使說：“提供情報的話，可以匿名，並且不用上庭。但是，報案的話，你涉及其中，反貪會需要錄取你的口供。所以，你不能只想報案，但不想上庭供證。”
　過去，在冗長的審訊中，不斷有貪污案證人，在出庭前失蹤，或者翻供，甚至出現“遺忘症”。其實，這些證人之中，很多都曾遭受恐嚇。
　“我還想告訴大家，反貪會已加強執行保護證人法令和保護提供情報法令，以保護證人的安危。如有必要，反貪會亦會24小時保護證人。”他說。
　近年來猖狂的非法偷沙案，反貪會亦是只是“聽聞”這樣、那樣的消息，但沒人來報案。然而，反貪會仍派出臥底深入調查，並成功將涉案者提控上庭。
大馬反貪會
　願景：與大馬社會一起創建世界級的反貪及防貪機構。
　目標：成為專業反貪腐機構，在自由，透明和專業的原則下，進行執法和教育公眾。
　重大轉型：1997年的防止腐敗法令，修改成為更加有效的2009年反貪法令，以應付目前的巨大挑戰。
　1957年8月31日獨立后，首相署成立反貪小組開始，主要由總檢察署、大馬皇家警察和刑事調查局，負責反腐敗活動。
　1967年10月1日，政府為了加強反腐敗的力度，正式成立反貪局。
　1973年8月29日，反貪組（BPR）再度轉變為國家調查局（NBI），主要針對大型腐敗案件進行調查。
　1982年5月13日，國會通過防止腐敗法令，並將國家調查局提升為反貪局（ACA），專門負責防止貪污腐敗。
　2008年，為了符合社會對反貪的需求，國會同意成立更具獨立、透明、專業的反貪會（MACC）來取代反貪局，以提高國家在反貪行動的效率、獨立和透明，從而減低大眾之前認為反貪機構不獨立和不透明的負面看法。

口號響公信力跌 領導人決心最重要(完結篇)

報導：許雅玲　
圖：練國偉、本報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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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貪污最壞的年代嗎？ 　一秒之內，隆雪華堂執行長陳亞才、吳健南律師、行動黨甲洞區國會議員陳勝堯，均無法響亮答說“是”。
　五秒之后，“不是”兩字，還是很難說出口。
　他們坦承，反貪口號喊得很響，反貪文案也做得很好，但國家反貪公信力下跌，歸根究底，仍是因為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無法展示從上而下的肅貪決心。

大馬肅貪越反越貪──這究竟是印象還是實相？
　大馬反貪污委員會首席高級助理總監陳江使表示，“越反越貪？沒有這回事。印象只是預測，並非實相。”
　無可否認，大馬反貪情況，雖然落后香港新加坡幾十年，但是，隨著2009年展開的轉型計劃，加上資訊提升和人民配合，反貪委會的個案起訴和定罪率，有顯著躍升。
　隆雪華堂執行長陳亞才坦言，大馬在國際廉潔排名上雖還不算最壞，但是，政府的肅貪誠信必然倒退，因為普羅大眾的印象是：我對政府沒信心。
意願很高成果平平
　“普羅大眾的印象，雖然不是很科學的數據，但是，卻是接近客觀狀況的一個指標。”他說：“歷任首相之中，Pak Lah，敦阿都拉，是第一位慎重把肅貪當作重點政治目標的國家領袖。”
　Pak Lah把肅貪作為政治綱領提出來，得到人民激賞，他領導的國陣以狂風掃落葉姿態狂勝，就連強人首相敦馬也沒這個選舉佳績。
　“以當時來說：Pak Lah表達了肅貪意願，民眾對他的評價和支持都很高，這本來是肅貪大好形勢，可惜，黨內黨外配合度不夠，結果是眼高手低──意願很高，成果平平。”他說。
　到了納吉時代，肅貪狀況雖沒走下坡，但也沒振奮人心。甚至，趙明福案件釀成的人命悲劇，讓人民痛心疾首。當時，正巧爆發前雪州大臣基爾案件。
　兩個案件對比之下，大家的印象：政府對付涉嫌3000令吉貪污，就好比對付千萬令吉貪污；對付千萬令吉貪污，好像是用比較輕描淡寫方式處理。
政治領袖要以身作則
　“全球反貪成效，看大不看小，即是不看那種在路邊賄賂警察50令吉那種，而是要看政府對付貪污大魚的決心。畢竟，貪污數額高的，往往都是職權大的，他們對國家的腐蝕更大。”
　陳亞才繼續說，“首相要確保反貪委會的獨立運作，杜絕一切政治干預；並且，在日常人事委任上，任命廉潔記錄良好的人士，還有，釋放對媒體的善意，讓媒體有更大自由度和政府一起肅貪。”
　陳勝堯斬釘截鐵指出：“總之，有職位者一定要公佈財產，行為不檢的官員，一定要辭退，有貪污罪證者，一定要提控。”
　吳健南強調，“想靠年輕有志的大好青年投身執法單位來打貪，他們真的沒有能力，政治領袖一定要從上而下，以身作則，剷除貪腐毒瘤。”
面對兩大難題 連根拔起不易
　反貪委會特別委員會委員陳勝堯、還有時評人吳健南和陳亞才均認同，反貪委會打貪有其效率，可是，一旦碰到大人物，打貪就有阻滯。
　“職高權大者，不易對付；你對付不了他，他反過來對付你。假如政府肅貪決心不大，便易形成官官相護，案件追查到最后，不了了之。”陳亞才說。
　一個大人物沒事，兩個大人物也有驚無險，打貪半途而廢的次數太多，最后有事的便是政府：反貪公信力下跌！
　回到大馬肅貪能不能做的現實面，陳亞才坦言；“大馬肅貪有兩個層面：首先，位高權大的巨額貪污很難對付，以及，單一金額不大，但累積金額驚人的貪污，已形成制度化，連根拔起不易。”
　打貪，面對各種牽制，並非反貪委會單方面便可完成的任務，國家領導人必須展示從上而下的肅貪決心。
人民作后盾 貪污警察定罪
　過去，大馬商人對印尼嗤之以鼻：貪腐大國!
　今天，吳健南說：“我們不能再自我感覺良好了，尤其是，近年來，大馬一直佔據國際黑金外流排行榜上，這個警鐘太丟人了。”
　很多大馬商人心寒感慨：其他國家，不管怎么貪污，只要擺平階層領導，便能解決問題。大馬是個無底洞，擺平了一個領導，到了另一個階層，還是有沒完沒了的要求。這是外資無法對大馬產生信心的主因。
　相形之下，貪污造成民不聊生的印尼，2002年痛定思痛成立肅貪委兩年后，以肅貪為競選口號的尤多約諾，當選總統后，加強打貪力度，將目標轉向政治人物，甚至警察高官。
　自此，國家警隊與肅貪委勢不兩立（像香港當年的情況）。不久前，在一名警察高官被定罪后，警方逮捕肅貪委兩名成員，指責他們勒索和受賄。印尼因此 爆發人民大示威，100萬人的民調支持，加上肅貪委有證據指向警方串謀削弱肅貪會權力，兩名肅貪委成員最終獲釋，結果激勵人心。
善用科技力量 提升反貪效率
　民眾對肅貪印象是：越反越貪，這跟網絡資訊發達有關。
　吳健南說：“敦馬時代，可能有一些新聞，政府不想人民知道，人民就無法知道。這套在現在可行不通，每個人打開手機，便可掌握四通八達的資訊，誰有把柄、漏洞弊端，都很容易攤在陽光白日下。”
　他認為，“我們的反貪法令很足夠，反貪委會也有足夠的調查權，只要我們加強運用科技資訊工藝，建立透明開放的民主程序機制，便能杜絕沒有明文記錄的灰色地帶，提高政府效率。況且，在證物法令下，電郵是受到承認的證據。”
　陳亞才強調，“資訊傳遞很重要。森美蘭州務大臣拿督斯里莫哈末哈山，通過錢幣兌換商匯出1000萬令吉到英國倫敦，他才做兩屆，就算不吃不喝不用他的俸祿，一年也只有三十多萬，那1000萬令吉到底怎么存？”
　后來，總檢察署證實1000萬令吉匯款並非貪污所得，錢幣兌換商卻因違反法令，已遭當局撤銷商業執照。資訊到此為止。

化障為能

不嬌寵不放棄 愛心成就痙攣兒（第1篇）

24 Nov 2013

報導：楊潔思　
攝影：楊智聰

特殊小朋友也有生存的權利，也有獲得公平對待的權益。　
他們需要家長更多的愛心與耐心、關注與訓練。
這些付出，短期內或許看不到效果，一點一滴累積下去，才有可能聚沙成塔。
Andrea雖是痙攣兒，手腳無力，在媽媽的鼓勵下，依然參與騎馬、作畫、彈琴等活動，
更棒的是，她獨立自主、笑臉盈盈，以積極正面態度面對人生……
溫雪萍，35歲，當年結婚早，現在女兒Andrea已有13歲。　　
　Andrea是特殊小天使，由于痙攣，需要靠輪椅行動。　
　雪萍早期做義工時，已接觸過特殊小孩。“那時我的協助只在表面，不知那些家長是怎樣過的。”　
　當女兒證實是痙攣兒時，她第一個反應是驚嚇，一個念頭從心中升起：“哎呀！怎么會自己中？”
　但是，由于之前有做義工的底，所以，她很快定下來積極尋找各種可協助女兒的資源與資料。　
　當她拿著各種資料跟當時的枕邊人討論時，對方總愛說：再看下怎樣吧！　
舖排女兒前路
　這應該是很多人的正常反應，心中沒譜，不知如何做決定，且拖延著，邊走邊瞧，最好是船到橋頭自然直。
　但雪萍的看法不同：“孩子在一天天成長著，怎么能夠等？我們至少得提前5年為她做規劃。”
　女兒才踏入青春期，她已為女兒的前路舖排，打算讓女兒學習電腦技術，以便日后有一技之長。　　
　她是位鋼琴老師，工作時間相對自由，因此，她有很大的自由與伸縮性，能在生活上做出調整。
　女兒在痙攣特殊班上課，她便確保自己在早上沒有教課，每天早上送了女兒上學后，她就去當義工，待女兒放學載回父母家后，她才出外教琴。
　“我覺得這些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不把時間花在孩子身上，最終孩子什么都不會。”她由衷地說。
　特殊小朋友的情況各有差異，她針對女兒的情況，做出多種安排與整調。例如教女兒繪畫，女兒的手無力，無法很好地掌握畫筆。
　她就轉換方式，最近嘗試讓女兒使用壓克力，用濃烈的色彩在畫布上作畫。
　這種方式對Andrea來說相對簡單，第一幅作品紫羅蘭，便已有一定水準。她只需塗上底色，畫幾筆花莖，再以點壓方式畫上花朵，一幅畫便大告功成，小小人兒自信心又增添了幾分。
　就這樣，雪萍花費心思，積極尋找各種可幫助女兒，以及最適合女兒的學習方法。
幽默方式化解誤解
　小時候，Andrea不能接受他人的批評，一旦老師要她針對某個詞多唸一次，她就認定老師嫌她發音不準而不開心。
　雪萍再施展其積極正面教育：“別人若是批評或笑你，你就把它當成一個玩開好了，說一聲：‘Oops……對不起！’就好，別人笑就由他笑，這樣別人開心，你也開心。”
　久而久之，孩子也就學會了這些幽默化解尷尬的方法。　
　如今，我們眼前的Andrea，總是笑眯眯的，惹人好感，疼愛她的長輩也特別多。
　她成熟懂事、友善、善解人意、獨立、細心、對學習充滿熱忱，有時還會反過來提醒媽媽別忘了某件事，甚至給媽媽加油打氣：“媽咪，太棒了，做得好！”
　雪萍笑言，這個女兒更像是她的朋友。
　Andrea的表現，讓人倍感欣慰，這可是她那偉大媽媽多年付出的成果。
主動溝通坦然面對缺憾
　這個社會對殘友並不十分友善，殘友要融入社會並不容易，由于身體的缺憾而自卑不敢融入社會的殘友比比皆是。
　雪萍深明這情況，因此，很早就教導女兒，主動與人溝通及向人求助之道：“當人家看著你時，你就主動跟對方講：‘哈囉！’當他們覺得比較舒服，他們會進一步跟你溝通。”
　她經常帶孩子外出多參與人群，並沒有把她藏起來，並鼓勵孩子以成熟的方式表達，並非以鬧情緒來渲洩內心感受。
　于她，這個世界上，固然有不好的人，但是，也有許多熱心人，只是，有些熱心人不曉得如何對待殘友，他們對殘友行注目禮，並不代表他們心存批判。
　要孩子心態正面光明面對自身的缺憾，父母本身就要以身作則，若是父母對孩子的缺憾很敏感，對別人投射而來的目光充滿警戒、無法坦然面對，那，他們要如何鼓勵孩子融入社會呢？
借各種媒體長知識
　Andrea自小便很早熟，不像一般女孩愛玩洋娃娃，反而愛玩媽媽手機的短訊功能。
　“既然女兒愛讀短訊，我打了短訊便讓女兒看，所以她看到整個句子，而非單字。我教她是整句教的，我要她重復唸出句子，她便可以從短訊中學習。”雪萍說。
　她知道先進的手機可以幫助女兒更好地學習，在這類手機還未傳入大馬之前，便請在新加坡的朋友協助購買手機。
　結果，那位朋友不但送個智能手機給Andrea，還親自驅車前來她家教導使用方式。
　手機以外，她也讓女兒自小接觸書本、文具、繪畫、電腦及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y）電視頻道等不同媒體，好增長知識。　　
尊重孩子賦選擇權
　面對特殊小孩，家長容易陷入“過與不及”境地，要嘛過度保護，養成小孩過度依賴，要嘛就不太理會，甚至讓孩子自生自滅。
　溫雪萍有西方人率直的個性，她給孩子許多自由，從不過度干涉與過于保護。　
　“殘障小孩在身體上已有許多限制，我們不應把更多限制加在他們身上。”她說。　
　傳統東方父母，在限制孩子的時候，大多數沒有給孩子很好的理由，只是說：這樣那樣不可以，或是不應該這樣那樣，讓孩子產生許多疑竇。　
　雪萍不想孩子帶有太多疑問，她選擇解釋，讓孩子明白，面對某件事，她可以有不同的選擇，而每個選擇會有什么結果，再讓孩子自行抉擇，並且讓他對自己的抉擇負責任。　
　她把孩子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看待，尊重孩子：“我跟她的老師談話，從不會不讓孩子聽。”
注重孩子心智成長
　學習固然重要，雪萍也從不忽略女兒的心智成長。
　她的心機沒有白費，在她悉心的調教下，Andrea的情況日愈進步。
　“從一開始我就教女兒，不要把自己當成殘障人士：‘你可以做許多東西。’”她幫助孩子做好心態上的調整，讓小人兒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自己肢體上的不方便。　
　許多時候，她都讓女兒獨立完成要做的事，養成Andrea獨立自主的性格。去到學校，她可以獨立進去課室，無需媽媽協助。
　看似嚴格的訓練背后，是充滿苦心的愛，父母要忍心放手，孩子才能學會獨立。　
　既然把孩子當一般孩子看待，雪萍也就沒有太牽就孩子。家人吃什么，孩子就吃什么，沒有特別優待或特權。
　所以，許多孩子拒吃的青菜，Andrea照吃不誤。“這是家中規則，不能浪費東西。她愛看紀錄片，看過索馬里難民情況，深知不能浪費食物。”雪萍說。

脊椎側彎磨難 壓不斷盆栽創作路（第2篇）

報導：潘有文　
圖：劉潔雲、受訪者提供

從美的角度，看待不完美，把自己的快樂權益爭取回來！
鄧寶月31歲時，因脊椎側彎動了手術，體內多了一支鐵支；42歲時，這個手術后遺症爆發，大小不一的全身痛楚，改變了她的生活。
她不想創造自己的悲情世界，即使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失敗和痛苦，她藉著種子盆栽創作，找回心靈的快樂，也把這份快樂分享給其他人……
那是一個悶熱的下午，天上飄著一些烏雲，我站在邱勇順和鄧寶月夫婦的家門外，等著邱先生來開門。
　邱勇順友善的笑容，把我迎進了屋內；屋內與屋外，可說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客廳的兩面牆，以及另一面牆的牆角，都有鄧寶月的種子盆栽。
　鄧寶月走了出來，看來與常人無異，我們的話題先圍繞在種子盆栽，談談她的盆栽創作。
　終于，在談話告一段落時，我忍不住繞到特殊人士這個話題上。
　她看了丈夫一眼，說：“讓我來說吧！”。
　然后，她拿著一張脊椎側彎的Ｘ光圖，展示了她“特殊”的原因。
全身無時無刻在痛
　13歲時，她的脊椎側彎情況非常嚴重，如果不動手術，可能就會壓迫五臟六腑；于是，醫生在她脊椎上下部位，加入一支約30公分長的鐵柱子，把它鎖定在呈倒C字形的椎骨上下兩端，看來像是一個Ｄ字。
　手術后，她休息了好一段時候，錯過了一段在學校上課的時間，但至少在她康復后，能夠做一些簡單的慢跑運動。
　但是，這樣的時光只維持了10年左右，在她24歲時，全身開始疼痛，痛得不能走路，甚至需要坐輪椅。
　我問：“現在也是嗎？”她說，無時無刻在痛，只是程度大小不一。
　這個回答讓我有點慌了，立刻詢問她是否需要先休息一下，她笑著表示不用了。
　疼痛，已是她的生活中的一種習慣，不得佩服她的耐力和堅持。
　15年前，全身疼痛來得毫無預警，影響了她的生活和工作，她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一個正在為生命和理想奮鬥的青年，處在生命的黃金時間，卻因為這樣，生活步伐停頓了下來，長時間與病痛抗戰。
　當時，她從事廣告設計工作，頭腦有著許多創意，以及對工作的熱忱；無奈工作性質緊張，工時長，她因為身上的疼痛，不得已選擇辭職。
13歲那年手術有誤
　遍尋醫生后，她得到的答案不外是脊椎發炎，吃一些止痛藥物即可。
　在本地，沒有醫藥人員認為她的脊椎手術有問題，即使她痛到不能行走，最后都只能服藥止痛，直至她遇上一位醫生，指出她13歲那年手術有誤。
　過后，當她決定再找這位醫生診治，卻發現醫生已經離世，這是上天在開她玩笑嗎？
　她不死心，把Ｘ光圖交給一位台灣醫生檢視，對方不解為何這種手術的鐵枝，只鎖定上下兩個部位，而非側彎的脊椎。
　即是說，當年醫生的手術手法可能失當，才造成她現在的情況，這使她失去了病人應有的權益，嚴重影響她的生活。
　“也許，當時的技術還未發達吧。”她幽幽地說。
她的經歷像麥飯石…
　這些年，鄧寶月把焦點放在種子盆栽種植上，從中找到生命意義。
　鄧寶月種植的室內種子盆栽，全部使用麥飯石栽種；青澀少年的經歷，成年的遭遇，鄧寶月的生命像她在種子盆栽中使用的麥飯石，歷盡磨練。
　這種石頭源自火山岩，經過風化變質，在它的分子結構中有不少小孔，可作為過濾材料，不少濾水器都會使用這類石頭。
　由于它擁有植物所需較多的常量元素（Macroelement），盆栽只需定時加水即可，不必加入刺激植物成長的藥水，植物也能逐漸成長。　　
　今年年中，她突然呼吸困難，最初以為是煙霾所致，經醫生檢查后，證實與煙霧無關，反而是與脊椎手術有關，因為身體機能退化，才會引發呼吸困難，必須更多休息。
　這次事件使她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通過創作與生命連結，利用種子盆栽的創作，記錄對于生命的領悟，並且把它分享在面子書上。
　她對生命的熱情，以及擁有的創意，除了讓自己積極活著，她的快樂也改變別人對生活的想法。
　★鄧寶月的面子書：
　https://www.facebook.com/ahboa.seedbonsai　
花器斷了再賦予生命
　身體疼痛和體力不支，鄧寶月不能再長時間工作，讓她一度失去信心，不斷地問自己還能做什么？
　經過一段時間沉澱，她找到一條路；她喜歡美學和美麗的東西，又喜歡創作，也愛植物和盆栽，便將這些東西結合起來，讓自己走出生命幽谷。
　堅毅的思想，豐富了她的盆栽創作，例如她從台灣訂購的長形花器，運輸過程中斷成兩截，一般人可能把它丟掉。
　她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個破東西，分別在兩個斷了的花器中，放入植物種子和麥飯石，植物一樣生長起來。
　這個作品未有標題，但呈現的意境是：生命中的不完美，可能也是一種完美！
　斷了的花器，鄧寶月不是看到它的缺陷，而是認為它“破得很漂亮”，她不想創造一個悲情的世界，訴說自己境況如何糟糕，因為她要告訴別人的是：從美的角度看不美的東西，一樣可以在不完美當中，為自己和別人帶來快樂。
盆栽創作富生命寓意
　生命無常，經一事，長一智，何況15年來不停疼痛的人！
　鄧寶月堅韌的生命力，透過種子盆栽表達出來，無非就是要鼓勵自己和其他人，也許你能從她的盆栽創作中，找到生命另一扇窗。
　鄧寶月的作品：
★《開始或結束》
寓意：種子種植才有生命，如果收藏起來就成死物。
　相思豆爆開后，種子就跌了滿地，像人的生命過程，不知何時開始，不知何時結束。　
★《堅持》
寓意：在她身體痛到幾近極限，不知如何是好時，腦海中想到的就是堅持。
　于是，她用冰塊狀花器，讓植物和種子同時出現，配以較以冰冷的背景，表達堅持的想法。
★《Light and Shadow》（光和影）　
寓意：有光就有影，無光也無影，無生也無死。
★《孤獨》
寓意：這是她遍尋醫生后，有感而發創作的種子盆栽，
　“人只有在孤獨內，才能與孤獨溝通，看到你自己。”
　她覺得人群中，太多人的聲音，會讓你困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緊抓痛不放會更痛
　冰敷、按摩、物理治療、止痛藥，這些都是鄧寶月治療疼痛的方式，但費用高、效果不明顯。
　而且，大量服食藥物造成胃部無法負荷，止痛藥也對她無效，讓她決定憑著意志力，對抗已和她相處15年的痛。
　她說：“就像我的痛，緊抓痛不放，本已存在，還一直想著痛，痛會好嗎？”
　她相信痛覺與腦有關，可以間隔開來；雖然身體在痛，但因為沒有其他干擾，反而可以好好休息；如果能夠行動，她就進行盆栽創作，讓一切順其自然。
　“人一定會遇上挫折、絕望或負面情緒，不要放棄。”她堅定地說。

當潑媽媽狠爸爸 為殘障孩子爭權益（第3篇）

報導：楊潔思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一名孩子殘障，不是因為他不能走、不能看或不能聽，將他排除在外的社會才真正導致他殘障。」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殊孩子要在社會行走，真是障礙重重。 怪不得擁有痙攣女兒的溫雪萍說：「我要成為潑婦，才能爭取到女兒的權益。」
潑媽媽狠爸爸，都是被逼出來的……

友善開朗的溫雪萍，為了女兒，不惜兇起來，這跟馬術治療（通過騎馬達到治療目的）有關。
　這種治療對特殊孩童有很大幫助，可增強殘障小孩體力、耐力，及培養堅強意志和集中力。
　溫雪萍為孩子註冊申請馬術治療，一年仍無下聞，向負責人詢問，對方卻推說擔心她的孩子對馬毛過敏，而沒安排。
　雪萍一聽，知道對方分明就在找藉口，回應：“我才是孩子的媽，我對孩子的情況最清楚，孩子有沒有對馬毛過敏，應該問我才對。你怎么就猜測我孩子對馬毛過敏？”
當潑婦因形勢所逼
　對方向來以潑辣聞名，哪曾有家長敢如此回應？這等同令她沒面子，于是干脆破口大罵。
　許多特殊孩童的家長碰到這種情況，都會低聲下氣，忍氣吞聲，雪萍不是省油的燈，她冷靜而堅決地說：“不管你要演什么戲，請你回家演，但是我現在要一枝筆和申請表格。”
　對方氣得臉都青，卻不得不滿足她的要求，只有氣憤地把筆和紙丟給她。
　她可不管對方情緒如何，把表格填好交上去，最終申請獲批。
　其他特殊孩童的家長知道了，都對她的勇氣，欽佩不已。
　“其實，我嘗試要和藹，我可以是一個和藹的人，但是，當時情況逼得我要成為潑婦，才能爭取到女兒的權益。”她無奈地說。
　敢怒敢言的性格，讓她在女兒面對不對公平對待時，挺身而出，爭取應享權益。
在孩子面前展現勇氣
　許多時候，特殊孩子面對不公平對待，家長都不敢吭聲，只敢在背后議論感嘆。對此，溫雪萍深感無奈。
　殘障者，作為社會弱式團體，經常成為被邊緣化、被忽略，乃至被欺壓的群體，不勇敢爭取，只會更被人看輕。
　“你們為什么不做點實際的東西，你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那你為什么不教孩子保護自己？家長，是孩子學習的榜樣，要扮演好自己的部分。”她希望家長在孩子面前，展現勇氣，據理力爭，若是家長膽怯與害怕權威，孩子將學不會為自己站出來，爭取自身權益。
勿以身體缺陷作定論
　“如果馬來西亞的殘障孩子有明天，會更好！”雪萍這位堅強偉大的媽媽，如是期許。
　在大馬，社會對殘障人士的接納仍極為有限，各種協助殘障人士的無障礙設備也還不到位、政府或相關單位也沒有擬出一套更為全面的方案來安置殘友，令這位樂觀的女性，對殘障孩子的前途，樂觀不起來。
　她看到身邊的殘障朋友，即使貴為國手頻為國家出賽爭取榮譽，但在退役后，都沒有獲得國家或相關協會安頓，只能自生自滅。
　“從他們身上，我看不到殘障孩子的未來。至少，當局也得為他們找份工作吧？”而非要籌款時就找他們，過后就忘了他們，呼之即來，揮之則去。
　還有，社會人士的歧視與偏見，令殘友自立更生之路，荊棘重重。
　“先看到小孩本人，而非先看到他的殘疾”，她吁請人們不要以身體的缺陷來記住一個人，例如：“那個沒有腳的那個”。　
態度堅決才獲尊重
　溫雪萍認為，固執，以及敢于有激進的行動，支撐著她，“軟綿綿是幫不到一個人的。”
　這一點，一位“狠爸爸”張先生是非常認同的。
　數年前，他為孩子申請入讀某小學的特殊班，校長已批，去到教育局那兒，官員以該校特殊班名額已滿為由，拒絕他的申請。
　這位爸爸知道官員有心為難，語氣不慍不火，但態度堅決地說：“奇怪，校長明明說有位，怎么你會說名額已滿？你叫什么名字？我要回去學校，把你的話轉述給校長聽。”
　那位官員一聽，語氣頓時放軟，雖心不甘情不愿，但依然把張先生孩子的申請辦妥。
　“據我過往經驗，態度軟弱反而易被他們欺，有必要時，真的要強硬一些，對方才會妥協。”他無奈地說。
需要鼓勵而非憐憫
　不錯，社會上的確有許多人辦為殘障人士籌款的慈善活動，但雪萍希望他們以一顆真誠的心來做這件事，而非只是為在媒體曝光。
　她親眼看到，有位參與慈善活動的嘉賓，在與特殊孩童握手后，馬上去洗手。
　也有電台節目主持人，在錄制特殊小孩的公益宣傳片時，對說話較遲緩的孩童不耐煩，不客氣地對工作人員說：“拜托，去找一個會講話的來。”
　更有團體把殘障孩童推上舞台，以贏取人們的同情，但是，殘障孩童真正要的，不是人們的憐憫，而且大家一起同心協力，讓他們也能獨立起來。
　公眾捐出來的錢，要去到對的地方，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捐款后，還得跟進自己的錢財去向，而非只為慈善而慈善。
　她說，做慈善，並非只有捐錢一途，如果一個人能將他的專業技術傳授給孩子，或提供服務，反而能直接讓孩子受惠。
本地人漠視殘友權益
　購物廣場人潮多，一班坐輪椅的殘友在吃飯后，一起等電梯。他們好不容易等到電梯開門，原本站在他們身后的人，一窩湧進去，殘友們只好眼巴巴的看著眼前景像。
　這是溫雪萍的親身經歷，而且同樣的經歷，已發生了多次，購物廣場沒有輪椅專用電梯，是最大的問題。
　不過，許多時候，即使有殘友專用的設備，也經常被公眾濫用。巴士上的殘友專用座位，殘友專用泊車位，遭一般人佔用，隨處可見。
　“有一次我帶女兒上殘友專用廁所，有人在內，門一打開，只見一家人在裡面。”她的表情，啼笑皆非。
　種種情況，都在說明同一件事：本地人並不尊重殘友權益。
冀消除誤解化障為能
　“全球殘障孩子面對的權益受損問題，比任何團體更為一致，他們普遍遭到戲弄、羞辱、針對、暴力與虐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如是指出。
　該組織配合11月20日國際兒童節，今年重點關注特殊小孩，主題為“從不能到能”，讓大家看到特殊小孩的才能、興趣與能力。　
　維期一個月多的活動，期待人們“先看到小孩本人，而非先看到他的殘疾”，從而改變他們之前對殘疾小孩的誤解，解除殘障孩童面對的阻礙，將障化為能。
　在馬來西亞，截到去年12月底，自愿註冊的殘障人士共有44萬5006人。單在去年，便有8萬5803人註冊，其中，超過4分之1，或2萬9289人為18歲以下孩童。　　

捍衛特殊兒受教育權利（第4篇）

報導：潘有文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特殊小孩面對的一大問題，就是教育問題。 家有特殊兒的梁全達，除了為孩子尋找治療方法，也積極爭取孩子在小學特殊教育班學習，成功捍衛特殊小孩受教育的機會。
在他看來，父母捍衛特殊小孩的權利，就是要求每間小學都應該開特殊教育班！

梁全達的小女兒兩歲以前，一切看來與一般小孩無異，未料兩歲后，突然不愛說話。
她在幼兒園不愛與其他小孩一起玩耍，時常獨自一人，幼兒園院長發現不妥，建議梁全達帶孩子給醫生檢查。
專門評估特殊小孩的醫生發現，她的女兒在精細動作（Fine Motor）和大肌肉運動（Gross Motor）沒有問題，但不會和人互動，而且眼神與人零交流（Zero Eye Contact），評定他的女兒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中的阿斯伯格症。
梁全達勇于接受事實，即刻尋找適合女兒的學前教育學校，同時開始尋找不同的治療師，不放棄這個治療特殊小孩的黃金時期。
聽著他娓娓道來其女兒的經歷，就會發現特殊小孩的父母，承認小孩是特殊兒的重要；如果，只是一味否定和不接受，可能就斷送了小孩的一生。
智商並沒有問題
自閉症譜系障礙的特殊小孩，並非智商有問題，而是腦細胞不能連接，因此無法與人有極好的互動。
如果進行智商檢測，說不定他們的智商還高于普通人，因此，他們應該接受特殊教育，以便找到融入社會的機會。
梁全達聽取某位治療師的意見，決定讓小女兒進入小學，當得知雪州某間微型華小有意開設特教班后，他就赶緊為女兒報名。
由于該所學校特教班硬體不足，因此，他的女兒于2010年入學時，先在普通上課，三個月后才轉入特教班；數月后，幾名與他女兒一樣的特殊小孩，經老師評估已可轉入普通班。
不以學術考量成績
把家中特殊兒送入小學，就不要過于關注學術表現，能讓他掌握學習能力，以及與一般小孩的相處機會，已是特殊兒的一項成就。
如果特殊兒父母無法放開以學術為重的想法，擔心小孩子成績不如人，梁全達表示，他也無話可說了。
至于學校方面，特殊班的學術表現並不會影響學校成績，因為他們的學業成績與普通班學生分開計算；融合系統只是讓特殊兒到普班學習某一科目，並不會影響學校的學術表現。
“而且，教育部前副部長拿督魏家祥曾說，特殊小孩考試，可以有額外時間，這是他們的權利。”梁全達引用前副教長的談話，說明政府重視特殊兒的教育。
進入普通班的特殊小孩，只要經老師評估后適合考試，就有權利應考，包括小六檢定考試，而且可以要求一名老師在旁作為影子援助（Shadow Aid），協助特殊兒明白考題（不是給答案）。
這些都是特殊兒父母應該知道，並且積極捍衛的權利，不要讓自己的小孩不明不白吃了暗虧。
特殊兒有額外兩年上課時間
根據我國教育政策，特殊兒在小學或中學上課時間，可以額外上課兩年，家長不可不知！
小學六年教育和五年中學教育，合計11年，特殊兒可得到多兩年上課時間，如何分配，權利掌握在父母手上，而非校方。
我國特殊教育藍圖中提出，家長可使用的權利如下：
第一種：在小學八年，在中學五年；
第二種：在小學七年，在中學六年；
第三種：在小學六年，在中學七年；
即是說，兩年的額外學習時間，可依據特殊兒學習進度而定，但時限一到就必須“畢業”。
如果某特殊兒在小學八年，上了中學因為水平只能維持在中三程度，用完了中學五年配額，中小學共13年，就需要離開學校。
【特教班小資訊】
● 一間課室可分成四班。
● 每班6.5人，一間課室最多只能26人。
● 26個學生可請兩名助理，不能教課，只能協助老師和學生。
● 特教班老師不能執教普通班，但普通班老師若具有特教資格，可以執教特教班。
● 如果校長強硬讓只能進行部分融合教育的學生，進入全部融合教育，即進入普通班，家長可投報教育部。
政府應為特殊兒開技職班
一般上，特殊兒能夠進入中學，其學習能力已達一定水平，能夠跟上中學的課程；反之，如果無法跟上學習進度，不管在中學呆多久，都是浪費時間。
因此，梁全達認為中學應該開設技職班，讓進入中學的特殊兒，有機會轉入技職班學習，掌握一技之長。
“政府應注重特殊兒的生活技能，技職班最好，看他們的興趣是什么，可學一門手藝，在技職班延續特殊教育。”他說。
在福利部（Kementerian Kebajikan）方面，它負責登記特殊兒，發給特殊兒OKU卡（Orang Kurang Upaya，持卡者才能進入小學特教班），以及每月150令吉的援助金（僅限中小學13年）。
梁全達建議福利部進行跟進工作，當特殊兒離開中學或技職班后，應該不時上門進行家訪，瞭解特殊兒與社會接觸的情況，協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

受教育是基本權益 特殊兒童入學有理（完結篇）

報導：楊潔思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家有特殊孩子，父母肩上照護的擔子已特別重，若是他們不被學校與老師接受，被拒于校門外，父母更是苦上加苦，淚在心中流……

張為群的小兒子是特殊小天使，有阿斯柏格症狀，入學兩周后，老師覺得這種孩子會干擾到其他同學，而要求他轉校，夫妻兩人內心淌著淚，將孩子轉到另一間學校去。
　阿斯柏格症小孩在陌生環境中，很沒有安全感，因為不會表達，就用種種行動來壓抑其內心波動。為群的孩子就是去打開老師的包包、同學的鉛筆盒等。
　他遺憾，那時，他們夫妻倆不太了解阿斯柏格的情況，沒有事先帶孩子去了解環境。
　他當時也不了解孩子的權益，沒能據理力爭，讓孩子不必轉校。
　如今，作為阿斯柏格症家長互助會（ADAM）的發起人之一，他會跟新晉學員分享這方面知識。
　“孩子其實可以堅持不離開學校，若被逼離開，家長可以把事件帶上教育局。“
　不過，他也強調：“若堅持讓孩子留下，應好好跟校長及老師溝通，爭取他們的支持。”
　我國教育大藍圖明白指出，每個小孩都有受教育的權益。
　2008年殘障人士法令第28條文，第一項就開宗明義指出：殘疾人不應該被排除在殘疾的基本普通教育系統之外。
　因此，校方不能隨便拒絕任何一位學生，只要學校收了，就不能隨便開除。
學校拒收持卡者
　不過，談到這裡，又牽涉到殘障人卡的問題。
　張為群指出，殘疾情況不嚴重，或是智力正常的殘疾孩子，是否要申請殘障人卡呢？這個問題，部分家長仍爭論不休。
　目前的情況是，持卡者等同暴露身分，而遭有些學校拒收，校方的理由可能是學校沒有特殊班或沒無障礙設施。
　而一些擁有特殊班的學校，一看到申請者是特殊小孩，也不管對方的情況如何，就把對方放在特殊班，造成那些智商與一般孩子一樣的特殊小孩，無法進入普通班就讀。
　有些家長就是擔心孩子被殘障人卡所標簽，而不申請此卡，又或者是隱瞞校方孩子持有此卡，得到了學額，才向校方坦誠。
　那些沒有卡的特殊小孩，雖得以進入普通班學習。但是，如果孩子的行為舉止很極端，家長難向校方交代、證明或尋求諒解：孩子其實是名特殊小孩，請多包涵。
　孩子也容因為“頑皮”，而被打罵，甚至影響其心理健康。
我國特殊班如大雜燴
　我國的特殊班仍有待提升，目前的特殊班，如同大雜燴，各類特殊小孩都有。
　在先進國，特殊班分成四大塊，即殘障、視障、聽障及智障。
　以殘障來說，它又分手、腳殘障、小兒麻痺症等。智障方面，又分為腦傷、過動、自閉、阿斯伯格等。
　“情況比較接近的，可以在一起學習，情況完全不同的，例如自閉與過動，就要分開，使用不同的教導方式。”張為群說。
　“阿斯伯格症、自閉與過動兒，都有很多天才，將他們區分開來，將就其特長喜好，加以培養，就可培養出不同的天才。”
　他指出，政府的教育大藍圖在概念上，其實有將這些不同類型的學生區分開來，只可惜實際上，卻沒有落實。
殘障健全中間沒界限
　目前，沈偉鴻律師致力幫助殘友申請殘障人卡，讓他們知曉本身擁有哪些福利。“對公眾來說，殘友就是可憐人，這種認知已影響殘友的看法，因此，公眾應改變這種看法。”
　他指出，很多公司都有提供員工在職培訓，但是，為何殘友卻沒有這些培訓？政府其實可以撥款讓殘友接受培訓。
　政策的問題，讓殘友很無助。人為的問題，例如有些學校拒讓殘障小孩入學，加劇殘友的困境。
　針對這點，他感嘆，自己小時候上學，校方都很配合，為了遷就行動不便的他，6年來其班級地點沒什么變更。為何現今有些學校卻拒收殘障孩子？殘障孩子未必成績就不好呀！
　“殘障孩子其實應與建全孩子一起，這可讓建全孩子了解殘友，產生同理心，學會如何對待及幫助殘友，這是直接讓他們學習道德教育。”他說。把兩者分開，等同更加邊緣化特殊孩子。
　“教育體系一定要混合兩者，讓大家照顧一兩個特殊孩子，一間學校有3到5個特殊小孩，就很夠了。
　為了接受特殊孩童就讀，可安排工程師到學校增設無障礙設施，一間間學校慢慢改，最終將能把全部學校都變成無障礙學校。
政經文教權益待提升
　“政經文教各個領域，殘友都面對權益不受重視問題。”律師拿督斯里沈偉鴻說。
　曾是傑出青年獎得主的沈偉鴻，本身也是殘疾人士，對于國內殘疾同胞面對的權益問題，感受很深，他提及殘友面對的各領域問題：
◆教育：缺乏完整教育
　教育，未有適合殘友的完整教育。一些地方更是連根本的教育服務都缺乏。
　肢體殘障者不用去特殊班，但是，一般學校未有殘友設施，導致他們到一般學校上學面對困難。
　“大家都沒有把殘友的教育看得很重要，也不重視他們上學情況，他們該上些什么？還是讀一些書，有基本的教育就夠？”他反問，並指出，特殊教育應有完整的一套，從幼教一直延續到大專或大學。　
　有人認為這樣很浪費，但是，這些無障礙大專大學，並非只局限于殘友，它一樣可以開放于公眾。而科系方面，則可以針對殘友，增設保健科、復健科，或是如何教育殘友的特殊教育系。
　“據我所知，聾啞學校的學生，在15、16歲，還在上6年級，這是很不完整的教育，只會讓殘友更殘障。”他語帶遺憾地說。
◆經濟：排除殘友工作障礙
　目前，社會把殘友視為累贅，好些人覺得照顧他們、增設殘障者可用的無障礙設施，是花錢、浪費錢的，沈偉鴻律師認為，人們應改變想法，這些設備其實可增加殘友的生產力。
　“殘友無法走入人群，間接影響國家經濟。其實，無障礙設施做得好，更多殘友就可以外出工作。”他說。“這是一舉兩得，國家不但不必付給他們福利金，反而可以從他們的工作所得中抽取稅收。”
　他提出，建築物或公共設施，若是在建築之前便把殘友考慮進去，那些就不需要事后額外花錢建造殘友專用設施。
　而且，這些設備，其實可擴大至孕婦、老人，從而營造出人性化的無障礙環境。
◆政治：讓殘障者有參與權
　每年，國家的財政預算案，並沒有談到殘友的工作福利。
　殘友佔我國人口的5%左右，那么，他們在各領域的工作機會，是否也應有5%的固打制？
　在國會上議院中，是否也應有一定數額的殘障上議員，讓他們可代表殘友發表心聲？
◆工作：培訓更實際技能
　殘障人士傳統的工作技術，是生產手工藝品，一些非政府組織多年來都訓練旗下殘友進行這類活動。
　但是，后來，這些手工藝品可不可賣，似乎不關我們的事。
　“有多少人是真正喜歡鐵線手工才去買？抑或人們只是基于憐憫才支持？若是后者，產品本身就沒有其真正價值了。”沈偉鴻問。
　他建議：“我們應重新培訓特殊人士，讓他們投入IT領域，在這些領域，他們可以做得更好。政府也應設立基金或貸款，讓殘友可藉此從商。我們應提升他們的自尊心，而非只是讓他們在街邊賣福利彩票。”

保安當道

17 Nov 2013
報導：楊潔思
攝影：張智玟、李文源

朝夕相對卻互動少 保安員 熟悉的陌生人(第1篇)

國內許多中高級公寓、圍籬社區，甚至一個花園住宅區或某一路段，都僱用外籍保安人員駐守。 絕大部分居民與這些社區保安，形成一種奇怪的關係，每日朝夕相見，但彼此都不了解對方，大家只是熟悉的陌生人……

小芬住在公寓，一層有8個單位，一幢有16層樓，整個公寓區內有7幢高樓，合共逾800個單位。
　一家人在當地住了8年，保安人員也不知換了多少回。“那些外籍保安人員都是駐一段日子就換，我們都不記得他們的臉孔，也不知隔多久換一次。”她邊說邊思索，企圖在記憶中勾勒出某一個輪廓，卻徒勞無功。
　她只知道，新一批保安人員比較友善，會主動道晚安。
　但是，那也只限于極為表面的接觸，這些保安人員從哪裡來？有什么背景？是否持有合法證件、人品好壞，乃至個人喜好，一概都不清楚。
　保安人員的休息室，她從未進去了解，也不曾主動找保安閒聊，更甭說打探對方底細了。聘用保安的工作，都由居民協會安排，小芬只是每個月盡職繳交管理費，從不曾參加居民協會的會議。　
沒人會找保安串門子
　公寓裡的住戶，年輕的，白天都在上班，安娣則找安娣聊天，幾乎沒有人會找保安串門子。
　語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礙，受限于對方有限的英語或國語詞匯，即使有心想談，也談不上什么。
　這些年來，她只見過一位華裔保安人員以及數位印裔保安，余者都是外籍人士，“看起來像是”尼泊爾人。
　小芬一家的案例，是城中高樓族群乃至圍篱社區族群的寫照，保安人員成為住戶們每天早晚都會碰面的“熟悉的陌生人”，住戶們依賴保安人員保護家園，保安人員仰賴住戶們的付費營生，但是，兩者的互動卻非常之少。
　以小芬為例，她與保安人員彼此最大的接觸，就是農曆新年時，把多余的年餅送給對方分享，除此之外，彼此的交集，就是每天早晚出門進門那一刻，點個頭，笑一笑。
日夜相見全無印象
　當點頭微笑成為例行公事，彼此的四目對望，也成為一個無關緊要的儀式，眼睛雖看著對方，實際上，卻沒有真正把對方“看進去”，所以，即便是日夜相見，對方的容貌全無印象。
　“那些外勞都是一個樣，真的辨認不出。”她有點不好意思地笑說。
　再不濟，她還算是友善的居民，有些居民甚至連與保安對視微笑這個儀式也省卻，每日木無表情、視若無睹地經過保安亭。
　或許可以借用一下那句大家都熟悉的台詞：“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每天站在你面前，你卻對我視而不見……”
薪金低難吸引本地人
　1971年私人機構法令規定，保安公司聘請的保安人員，只限本地人及特定的尼泊爾人。
　但是，只消打個轉，就會發現我們周遭充斥著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乃至緬甸及印度籍的保安人員。
　尼泊爾保安，都經過專門訓練，素質相對好，價格也貴一些，他們一般受聘于銀行等大企業，而許多花園住宅區則聘用價格較廉宜的其他外籍保安。
　礙于保安人員薪水不高，無法吸引本地前軍警投入這個行業。

國內保安人員人數 ■註冊外籍保安：15萬人（53%）
■非法保安：3萬人（11%）
■本地保安：10萬人（36%）
保安人員基本條件
‧馬來西亞公民或尼泊爾籍前軍警
‧年齡介於18至60歲
‧沒有刑事紀錄
‧通過內政部核准
‧健康良好（通過FOMEMA公司的外勞醫藥檢驗）
★資料來源：武吉阿曼刑事調查組（情報/行動）

馬來西亞人民社警總會長關志庭：素質參差各方有責
　一直以來，我國都聘用許多外籍保安，最近發生的保安殺人搶錢及搶金飾事件，屬于獨立個案，但這些事件教導我們很多東西。
　培訓對保安人員來說很重要，但是很多保安公司，為賺多一些錢，而聘請比較低層次的保安人員。
　政府也有問題，保安人員的申請准證很難獲准，業者干脆請不三不四的人（無素質的非法保安）。
　現有政策造成保安公司要聘請員工很難，只好亂請人。很多保安公司把執照租給人，在巴生谷一帶，很多保安公司還把生意承包給代理。
　代理為了賺錢，會請低層次的保安人員來看管花園住宅區。
　利之所趨，代理飢不擇食，三教九流之輩也就這樣濫竽充數，加入保安大軍。
　保安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保安公司固然難辭其咎。民眾本身也有問題，常見的情況是，他們以收費高低作為最大考量，而忽略了最重要的素質問題，這種情況其實很危險，他們沒想到這種保安可能就是匪徒，或是匪徒的線人。
建立互動有利雙方
　很多民眾對保安人員的態度是矛盾的，他們一方面需仰賴保安人員保管住家財產，另一方面卻打從心底把保安員視為第三等人，對他們漠不關心。
　“民眾應改變思想，要對保安員好，要走向他們，並思考如何與他們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馬來西亞人民社警總會長關志庭說。
　居民理應支持保安員，正當的保安員並不怕驗尿檢查，反而認為此舉能讓他們驗明正身。
　“居民與保安員的關係，是雙向的關係，居民需要跟保安員維持良好的關係。”他說。
　保安員也是人，也需要尊嚴及獲得尊重，關係的建立不外乎一顆心──將心比心。
收集資料有助監督
　90%民眾在聘請保安員時，並沒有了解其背景，更沒有讓對方做體檢驗尿、拍照、收集手指印及其他資料，這是最大的疏忽與漏洞，一旦發生事故，肇事的保安員逃逸，在沒有資料之下，人海茫茫中，要如何尋人？
　有些保安公司沒有收集旗下保安員資料，而警方也沒有辦法時常進行檢查，因此，居民協會應扮演好他們的監督角色，不管是本地保安，或是外籍保安，都要收集他們的資料。　　
★關志庭提出兩大問題，供民眾思考：
　1. 外籍保安員語言不通，他們如何阻擋竊賊進入看守的住宅區？
　2. 外籍保安員對本地情況不了解，不知道本地竊賊的特性、不熟大馬地區、本地語言及文化，他們怎樣做一個好的保安人員？
居民協會可做的事…
1.聘請素質較好的保安員。
2.不仰賴保安公司，親自收集保安員的資料，包括照片、手指印及背景資料。
3.每6個月安排保安員驗尿，確保他們沒吸食毒品。
4.每6個月安排保安員進行精神評估。
5.確保所聘用的保安公司，沒有將工作外包給代理。
6.若有需要，將保安員送去培訓公司訓練。

治安不靖保安員吃香 為淘金無奈淪為黑工（第2篇）

治安越糟糕，保安人員就越吃香，社區保安人員尤然。 社區保安，外籍人士充斥，更糟的是，這些外籍保安員，絕大部分都是非法的，基本上，我們就是請一個或幾個陌生人，在違法工作的情況下，來幫助保護我們的住宅財物。　
目魯（化名），來自印度的非法保安員，在抵馬之前，他不知道我國只接受尼泊爾籍的外籍保安員，他干的，其實是「黑工」……

23歲的目魯，圓圓的臉上似乎還殘留著一抹不愿逝去的嬰兒肥，但是，些許稚氣的臉上，神色卻帶有一絲郁郁寡歡的沉重，兩者顯得有點兒格格不入。
　他與來自巴基斯坦的同僚分駐兩地，共同扛起守護一個花園出入口的責任。
　目魯的英語，具有特別腔調，不易讓人聽得懂，我得一面專注傾聽，一面猜測他的說話內容。
朋友慫恿下離鄉
　進出的車輛相當多，他不停把保安亭的橫欄升高，讓車輛經過。我們就望著來來往往的車輛斷斷續續地閒聊，從周遭環境開始聊起，談到天氣，再談到他的背景。
　言談間隱約得知，他在朋友的慫恿下，到海外淘金。
　他的家鄉在印度德里，上有父母，下有兩位尚在中學求學的弟弟。
　談到家人，他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並說他與弟弟每晚都上網聊天。“我們用互聯網交談，每天晚上九點開始到凌晨，印度的互聯網是免費的。”
　但是，父母不會上網，他還是得給他們掛電話。
　說到這裡，他頓了頓，用雙手掩住眼眶，擦了擦，揉了揉。
　許是眼中進了沙。
　話題再繞到了工作上。第一次來馬來西亞，他在云頂工作，過后去澳洲短期工作，再回到大馬，擔任保安員。
工作兩個月再出境
　來馬工作很不順利，他只能工作兩個月，再出境……
　談到這裡，他越說越混亂無章，我有聽沒懂。
　是以旅遊簽證重復入境工作嗎？
　得不到答案。
　我望向他，他又在擦拭眼睛，沒有抬頭。
　停了一會，他似是喃喃自語：“以后我不會再到馬來西亞工作，這裡很麻煩，警察隨時檢查證件，又很難申請到工作准證，下次我要去新加坡工作。”這句話，我倒是聽得很清楚。
　對于他淘金不順的無奈，我竟找不到有效的話語安慰他。
　這個11月的某一個晌午，太陽煞是毒辣，一輛高大的四輪驅動車駛過，興許揚起了地上的沙塵，目魯再次擦拭眼睛……
人離鄉賤難發揮所長
　外勞，予大部分人的刻板印象，都是知識水平低的一群。但是，走入他們，你或許會發現到，事實不見得如此。
　米亞在吉隆坡怡保路一處公寓擔任保安人員，已有兩年余。
　他的專業是網絡工程師，在家鄉巴基斯坦時，他打的是公家工，當一名小官員，這是一份許多人稱羨的工作。
　然而，當日子像複印機不斷重復時，年輕的心向往外面世界、向往出外闖蕩。
　他不理親友的勸阻，來大馬淘金，受本地法令所限，他無法從事本身專業，最終只是當一名社區保安員。
　保安工作看似沉悶，他卻不介意。“當保安員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因為你能時時讓腦袋放空，有許多自己的時間。”
　看起來，他的確常處于“沉思冥想”狀態中，靜坐不動，但是要是有人找他談天，他也樂于以流利的英語，分享對人生的領悟：
　“很多人太愛做計劃了，時時都在計劃自己要什么，許多時候越計劃會越沒有，我們可以在一開始時想一想，過后就該讓腦袋放空……”
　像米亞這樣的保安人員或許並不多，但是，不管對方肚中是否有墨水，為了本身與家人的安全著想，我們是不是有必要對他們了解多一點？
政策草率苦了人民
（吉隆坡甲洞社區服務中心主任余保憑）
　保安員監守自盜、犯罪殺人案，令人關注保安素質問題。
　吉隆坡甲洞社區服務中心主任余保憑嘆息：“馬來西亞慣常是三分鐘熱度，有死人傷亡才緊張，才來實行某項制度，一旦時機過了又打回原形，往往讓人民陷入痛苦的困境中。”
　他希望政府在落實每一項制度前，先進行研究，在外籍保安員還沒來之前，應先有一套完善的計劃，以便妥善控制保安公司，收集保安公司及保安員的資料。
　“政府的漂白計劃，礙于腐敗貪污等問題，一直不能成功，人民無奈，商家也痛苦。造成他們請（外籍保安員）又不是，不請又頭痛。”
　他反問：“漂白計劃若是嚴格實行，控制得好，誰敢聘請非法保安員？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當局這裡捉（非法外勞）那裡放，一直不能解決問題，勞民傷財，市場也缺乏勞工。”
　“希望政府能檢討整個制度，不然，不知誰會是下一個受害者。”
鼓勵前軍警任保安員
　余保憑認為，政府應充分鼓勵與善用前軍警，讓他們培訓一般保安人員，同時也可以給予津貼，讓他們在風險較高的行業擔任保安。
　“以長期性的良性發展來說，政府應擬出一套津貼方案給保安公司，提供獎勵金，鼓勵保安公司聘請這些曾受過專業訓練的前軍警，並且減少聘請外籍保安員。”
　他指出，花園區的保安員，與居民起爭執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保安員不認得居民。
　因此，居民可針對一名保安員的服務年限，向保安公司提出要求，同時也要求保安員在交接工作之際，協助訓練新人。
缺乏監管安全成疑
　國內治安不靖，市場對保安人員需求極為殷切，坊間所謂的保安公司也就如雨后春筍般冒起。
　但是，這裡頭，估計正規保安公司只佔10%，余者都是非正規經營者，非法保安員大行其道，國內缺乏監管機制，導致保安“越保越不安”的情況，根據警方數據，單在今年首9個月，就有31宗涉及保安員的罪案。
　非正規保安公司氾濫，其中一個主因是有執照的保安公司，以“租牌”方式將保安工作分包出去。
　一張牌（執照）可以分包給數十個乃至100個人，執照持有者抽取1.1%佣金，換言之，分包商賺得一萬令吉，執照持有者便可抽取1100令吉。
　分包商並非使用自己的名義申請執照，若發生事故，隨時可以落跑，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務，難有保障。
非法保安員價廉沒保障
　國內著名保安服務公司Star CMS董事經理陳運鏹透露，其公司旗下的合法保安員，時薪是7令吉至7.5令吉。
　據知，坊間的非法保安員，時薪可以便宜一半，低至3.2令吉到4.6令吉不等。
　正規的保安公司，必須符合規格行事，包括每年都需向內政部更新執照、只能聘請價位更高的合法保安員、每年讓員工接受培訓、繳付員工公積金及社會保險，加上管理、財政及行政運作、員工宿舍、醫藥以及辦公室租金等。
　相比之下，一些不合規格的保安公司，以租牌方式操作，住家充作辦公室，讓太太充作書記兼會計，聘用非法保安員，不必付給公積金及社險，其成本無疑比前者低許多，也就能提供很低廉的保安服務。
　但是，這樣的保安公司可信嗎？

異國當保安員心無奈 為前途離鄉忍受思鄉苦（完結篇）

尼泊爾籍保安員，能光明正大在大馬當保安員，與非法保安員相比，他們無疑幸福得多。 但是，需要飄洋過海到異地工作，雖不至于悲情與蒼涼，但仍免不了一絲無奈……

尼拉占巴士奈（Narajan Basnet），來自尼泊爾，28歲。
　離開校門后，他便任職保安人員。
　他的工資是1萬5000尼泊爾盧比，約470令吉，這筆收入，一個人簡單生活還好，如果要養家活口，就分外吃力了。
　4個月前，在朋友的建議下，他決定到馬來西亞當保安，取賺令吉。
　當時，令吉兌尼泊爾盧比，1令吉可折換30尼泊爾盧比（現今可兌換31尼泊爾盧比），在馬來西亞最低薪金制下，他若是加時工作，每月的薪金，相等于在尼泊爾工作三個多月的薪金。
　若是每周犧牲休息日去上班，更是可獲取至少2000令吉的薪金，相等于在家鄉工作四個多月的薪資。
　他是家中老么，兄長都已離開老家在外組織家庭，從事小本生意，父親已逝世，老家就只剩他與母親兩人。
同鄉同住解鄉愁
　為了前途，他終于辭別相依為命的母親，踏上了同伴口中“工作理想，天氣很好，不會太熱”的這塊土地。
　即是家中最小的兒子，與母親相處時間又長，第一次出國，就要離家那么久，心中的思念與不捨，折騰得他好苦。
　同在異鄉為異客，思鄉的苦楚，同房的同鄉都是過來人，誰會不清楚？
　別擔心，這是正常的。
　同鄉讓他想家想個夠。
　他打電話回家，母親不想他牽卦，表現得很堅強。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已漸漸適應異國生活，並走出最痛苦的想家階段。
　他與6名同鄉同房，7個人，剛好每週一人輪班一天，負責大家的膳食。
　雖然採用的是本地的食材與香料，但由于煮法不同，煮不出家鄉的味道。
離鄉5年 換來兩幢房子
　思巴哈杜（Ser Bahadur）今年43歲，在大馬任保安員快要5年了。
　他于首3年的合約滿后，再續約，如今合約快滿了。
　5年沒回家，他對家鄉與家人分外想念。
　當年離家時，他的小孩分別是9歲及4歲，現今大的已是少年了。
　5年的犧牲，換來的是在家鄉修建了兩幢房子，城市一幢、鄉間一幢。妹妹與孩子在城裡唸書，由母親照顧；鄉下的房子，則是太太、父親與家中其他成員同住。
　“我們還和其他姐妹住一起，房子不是很大，但大家都住在一起。”
　他的弟弟也像他一樣離鄉背井，遠赴沙地阿拉伯擔任司機。
　過去，思巴哈杜曾任尼泊爾軍人，軍階至指揮官，月薪為1萬3000尼泊爾盧比，約408令吉。
退出軍旅生涯
　薪水少，風險卻很大。
　在那個年代，尼泊爾左翼毛主義派叛軍肆虐，頻頻攻擊軍警人員。
　成立于1996年的毛派叛軍，一直企圖在尼泊爾境內推翻王室，建立憲政議會。到2006年，叛軍臨解散的前一年，已打死九千多人。
　思巴哈杜的家鄉，也被叛軍佔領，造成他無法回鄉，一旦回鄉，等同自投羅網。（★註）
　在親友的勸說下，他退出軍隊。
　不過，過往的軍旅生涯，奠下他日后當保安員的條件。
　5年前，在朋友的建議下，他決定到“薪水高”的馬來西亞擔任保安員。
　他有朋友到沙地阿拉伯任保安員，投訴當地氣候過于炎熱，相比之下，馬來西亞的好氣候成為一大優勢，再加上其他各方面條件，如政局穩定、天災人禍很少，吸引了許多尼泊爾同鄉前來。
　★註：2007尼泊爾叛軍和政府達成協議，放棄武裝鬥爭，加入政府。
為淘金 或虛報資料
　尼泊爾以廓爾喀僱傭兵聞名于世。
　英殖民地時代，大英帝國聘用這些視死如歸，英勇兇悍的勇士，為他們打下許多江山。
　時移日轉，來到今日，庫爾喀僱傭兵依舊盛名不衰，世界多國充分善用這些優秀戰士。
　由于他們的價碼偏高，我國鮮少有人聘用他們，退而求其次，聘用有從軍或保安員背景的尼泊爾人。
　據了解，也有部分尼泊爾人並沒有這些背景，他們可能只是農民，為了到大馬淘金，虛報資料。
Star CMS Security Services有限公司董事經理陳運鏹：貪圖便宜 得不償失
　資深保安業者陳運鏹認為，保安人員犯罪問題，歸根究底，是顧客的問題。
　一味貪圖便宜，而妄顧素質的結果，便是聘請到低素質的保安人員，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始終不變。
　“這個問題，就像翻版影音光碟一樣，因為客戶有需求，才一直存在，若是客戶都拒絕聘用非法保安員，非法保安公司肯定無法生存。”
　陳運鏹是Star CMS保安服務有限公司董事經理，公司走得是比較高端的市場，旗下保安職員都是擁有准證的尼泊爾籍及本地保安人員。
　對于公眾如何選擇保安公司，他的建議很簡單直接：要了解保安公司的背景，不要貪便宜。
　不要嫌麻煩，要親自去對方的辦公室一趟，如果對方以住家當辦公室，或是辦公室設在偏僻高樓，內部陳設很簡陋，就只有一張桌子一位書記，那就要三思是否要採用對方的服務。
　他以Star CMS為例指出，公司擁有二十多年歷史、在巴生谷自資買下本身的辦公大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保障性相對高。
　何況，公司執照是使用他本身的名義，文件都是由他簽署，執照得來不易，違法的話，萬一被吊銷執照，就得不償失了，因此肯定得守法經營。
擁有准證 定期培訓
　Star CMS約有千名員工，尼泊爾籍保安員佔了三至四百人，余者為本地人。
　陳運鏹說：“我們擁有旗下保安員的個人資料，包括他們的家鄉住址、父母及手足的資料、手指印等，我們甚至會致電，確定其所提供的電話號碼及資料是真的。”
　其尼泊爾籍保安員都是正規軍人或保安員，每個人皆擁有內政部準證。
　員工定期培訓，是一項相當可觀的成本，陳運鏹透露，他每年都要為每一名員工花費250令吉培訓費。
　合法保安員的薪水也不便宜，根據最低薪金制，一名工作12小時的保安員，薪金不低于2000令吉。
　“員工是我們最大的資產，我們公司在聘有總經理、監工之余，還聘有專人作為員工與我之間的橋樑，若有任何問題，可直接向我匯報。”他解說公司管理手法。

 

 

 

無障礙社會

6 Nov 2013
報導：許雅玲

退一步不海闊天空 殘障人士力捍權益(第1篇)

 

遭遇不公平對待，你會怎樣？

挺身而出捍衛本身人權？ 還是“骨碌”一聲，把不滿吞下肚子？
　西南季候風剛離開，東北季候風正要上岸，短短一個月內，大馬社會就發生兩起殘障人士投訴“不公平對待”事件，分別是10月初，視障人士被拒貸款，還有10月底，輪椅人士被拒入店消費事件。
　本來，殘障人士，因為身體條件的限制，行動已不方便；有障礙的社會，更大大限制他們平等活動空間。
　兩起投訴事件 ，不難看到：原來，我們的社會，太不了解弱勢群體的需要，也不夠親善。但是，看到弱勢群體勇敢捍衛權益，難免想為他們鼓掌打氣。
　什麼時候起，外國朋友贊不絕口的“親善大馬人”，已和我們漸行漸遠？
10月初，馬六甲一名視障父親希山依薩和妻子，想購車給升上大學就讀的女兒，作為代步工具。他和妻子到當地一家銀行申請貸款。銀行表示，希山的56歲妻子，需要一名擔保人。
　希山心想：我身為一名公務員，又擁有良好貸款紀錄，絕對符合資格擔任妻子車貸的擔保人。況且，銀行的文件資料，可以借助電腦輔助工具來讀出，讓我 了解清楚。兩夫妻極盡詳細地和銀行職員溝通，最終，銀行職員還是冷冷告訴他們：我遵守銀行條例，只批准貸款給能夠閱讀文件的申請人士。
　希山非常不解：我申請數目更大的房貸，也獲批准。現在，我只是擔當妻子的擔保人，為何卻被拒絕？一周后，希山依薩和妻子到另一間銀行申請車貸，順利獲得貸款。
　因為覺得本身被“不公平對待”，他向拒絕貸款的銀行投訴。結果，銀行的解釋是：可能是職員和顧客之間的溝通問題。
　正當大家差不多淡忘希山的事件時，同個月的月底，雪州八打靈市議員安東尼投訴：我被拒絕進入吉隆坡谷中城Pizza Hut分店消費！
不准坐輪椅者進入用餐
　根據安東尼的說法，乘坐輪椅的他，才和友人入店選定座位，快餐店的女經理就以“我們明文規定，不准坐著輪椅的殘障者進來用餐”為由，要求他離開。女經理還聲稱，只是根據區域經理指示辦事。
　很快，Pizza Hut發表文告，正式向安東尼道歉。文告表示，Pizza Hut沒有奉行歧視殘障人士的條規，並說明，當時有關分店是想為安東尼提供一個舒適、寬敞和方便的位子；因為通道狹窄，若將安東尼安排到他選擇的位子，將為他帶來不便，及令他感覺不舒服。
　假如因為店面狹窄，不方便輪椅人士活動，拒絕輪椅人士入店，合理嗎？
　即便是無障礙設施做得很好的國家，也會發生拒絕殘障人士入店事件，尤其在寸土黃金的店面。
　同為輪椅使用人士的黃世凌透露，“去年，我和美門的朋友去台灣旅遊，有一天去到一間點心店，因為人數太多，加上店面很小，老闆也拒絕讓我們在店裡享用。所以，我們唯有打包，去公園吃。”
　也是雪蘭莪殘障自立學會副主席的他進一步補充，“當然，身為顧客的我，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座位而不是‘被安排’的。我想，這就要看對方拒絕的方式，是客氣的跟你道歉並說明理由，還是直接拒絕並且不帶一絲誠意。”
　市議員安東尼被拒入店的風波，經過雙方積極溝通后，雙方達致諒解：安東尼滿意Pizza Hut的道歉，Pizza Hut也接納安東尼提出的建議：培訓員工，讓他們對殘障人士的需求提高敏感度，親善對待殘障顧客！
不公對待人為造成
　知悉這兩起投訴事件后，視障朋友楊國順和身障朋友黃世凌，不約而同坦言：我們不確定問題的真正起因和詳細的過程，因此，很難下定論。
　“不過，大多數不公平對待事件，都是人為造成的問題，因為大馬沒有歧視殘障人士的條文。”楊國順說：“我沒投訴過任何不公事件。不過，假如被直屬上司惡評，害我被大老闆解僱，那我就要捍衛到底。”
　黃世凌補充，“在大馬，我相信很多殘障人士被拒入店的話，都只能默默接受，而‘忘記’本身的人權。並且，很多人都不懂得投訴的管道，只好不了了之。”
　兩人強調：大馬人缺乏文明公民意識。這點上，政府應該在公眾場所和設備上，貼上告示牌提醒人民，塑造一個溫暖的、人文關懷的國家。
任何事需協會交涉
　視障朋友張先生透露：有一位盲人在公共場所，使用公共設施，不小心墜傷，他想採取法律途徑追討公道，並且找到願意代他訴訟的律師。
　還來不及讚歎律師的“正義”行為，張先生已說：“律師要求：你要先給我一封大馬盲人協會（MAB）的信件。”
　“現實是，社會大眾只知道公會或協會，他們並不認識那個盲人。所以，盲人做任何東西，社會大眾會問一句：你有沒有拿協會的證明書推薦信？如果協會不支持我們，那我們就什么都不用做。”
　結果，協會的答覆是：協會出不到這封信，因為出了這封信，社會大眾不會捐錢給協會。
　任誰聽到這裡，都會氣血攻上腦門：協會的成立，到底是為了幫助殘障人士，還是只是想要籌款而已？
　不過，楊國順說：“請冷靜。我們要先質問：律師為何要MAB出信？也許，MAB可以提問：律師要我們出信的目的？”
　實際上，想捐錢的社會大眾，看到協會積極為盲人爭取福利，錢會掏得更快更有信心。
學會寬恕無禮對待
　身障朋友黃世凌透露，“日常生活中，我和我的朋友，也曾有被拒絕的遭遇。”
　早晨，去菜市場買菜，因為空間有限，小販會很不客氣地說：“我們要做生意，你可以讓開嗎？”縱然難過，但殘障朋友也只能默默離開。殘障人士也是付錢消費的顧客，他們有權利自由在菜市場行動，不應被商販無禮對待。
　“早上的菜市場，晚上的夜市場，裡頭的小販，經常都會這樣對待我們。他們都會認為，輪椅會阻礙到他們做生意。試過有一次，在購物廣場的電梯門口等 候電梯時，從電梯裡出來一位推著嬰兒車的男人，因為我的輪椅遙控不靈活，沒有及時退后，讓他無法快速推出嬰兒車，結果，他出電梯后，還不忘回頭拋出一句 話：大曬嗎？”
　上述的冷言冷語，都曾讓黃世凌傷心好幾天。后來，他想想，“錯並不在于自己，而是那些人的不文明。坐輪椅的不是他們，他們是不會體會和理解的。算了，我寬恕社會的不親善。”
　即便是無障礙設施做得很好的國家，也會發生拒絕殘障人士入店事件，尤其寸土黃金的店面。

 

 

 

無障礙設施形同虛設 殘障者出門如履薄冰(第2篇)

 

趁著好天不下雨，趕忙前后腳約了視障朋友張先生，還有身障朋友黃世凌，一起上街。

來到大街上，開始能夠明白：何以殘障朋友未能具有100分信心，出外活動。
　舉目望去，無法不驚嘆：處處都是障礙──人行道太高又太窄，錯置的導盲磚導人迷路；還有，摩哆、垃圾桶、電燈柱、電話亭，理直氣壯地出現在人行道上。
　好不容易行走到公共巴士車站，新的障礙又出現。
　二十多年來，政府誓言打造無障礙環境，還注入一定數目的投資。
　可是，看著同行的殘障朋友，小心翼翼行走在不安全的人行道上，只想問聲政府：人民的稅金，都拿去建造這些不符規格的無障礙設施了嗎？
一定要特別聲明，這篇不是找碴篇，因為記者和殘障朋友行走的地區，可是國內無障礙設施“最完善”的地區：吉隆坡的十五碑，還有朝向“無障礙城市典範”發展的八打靈再也。
　從大馬盲人協會（MAB）走出來，張先生拿著導盲杖，開始走在黃色導盲線上。
　步行不到一分鐘，右邊就冒出一個電話亭。電話亭的存在，讓本來不舒適的人行道變得更加狹窄。
　“呵呵，盲人會結伴行走。假如兩個人同行，右邊的肯定撞個滿天星斗。”
　接著，來到剛剛重建完成的建築，那裡剛放上的導盲磚，不只不符合“導盲磚一定要比普通磚高”的規格，有一些地段，比普通磚低呢。還有，那個上下的陡度，假如視障朋友的步伐加快，一定跌個踉蹌。
人行道上有車泊著
　再走幾分鐘的路，張先生說：你看對面學校的人行道與人行道之間，是不是有車泊著？果然，有一輛“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汽車阻礙行人通行。這並非張先生有神通，撞多幾次，不記得也難。
　來到YMCA附近的交通燈，張先生囑咐：“過這個交通燈要小心，因為即使交通燈轉為紅色，行人過馬路的訊號燈轉綠，還是有車輛和摩哆繼續前行。”通常，張先生不敢馬上越過馬路，他會拉長耳朵，聆聽是否有車聲或摩哆聲駛近。
　張先生笑著表示，“在路上，最基本的無障礙設施，便是人行道。只要有安全的導盲線，還有寬敞可供輪椅舒適行走，殘障人士便可順利去到巴士車站、輕快鐵站，或者火車站，然后，搭乘這些公共交通工具到想去的目的地。”
馬路比人行道還好走
　把場景拉到SS2的大路上，一名記者手忙腳亂幫忙一名看護的Kakak，把身障人士黃世凌“推”上人行道，然后讓他自主操控電動輪椅。
　目前和朋友一起經營網絡公司的黃世凌表示，“人行道上，有的導盲線，因為安裝磚塊的工人，不懂直條圖案代表直行，圓圈代表有轉折，所以放錯導盲磚，就會導到盲人迷路。至于輪椅人士面對的問題，不是太窄，便是太多障礙物；或者建得太高，輪椅人士無法靠一己之力上下。”
　實際上，假如你看到輪椅人士走在馬路旁邊，請別搖下窗口大罵，因為他們也想走在安全無礙的人行道上，只不過，馬路真的比人行道還好通行。
殘障者搭公車考驗大
　終于來到目標中的巴士車站，記者又納悶了，“這裡沒有斜坡，輪椅要怎么上去巴士站？”黃世凌指著中間地點說：“這個路階最低，輪椅可以大力撞上去。撞多了，這會損害輪椅。這個問題還不算大，真正的大考驗才要到來。”
　原來，電動輪椅太笨重，無法扛上德士，使用者只能以無障礙巴士代步。可是，10輛無障礙巴士之中，至少有5輛會拒載。除非，輪椅人士有普通人陪同，幫他攔下無障礙巴士：“Ada OKU （Orang Kurang Upaya，即行動不便人士）。”
　大多數巴士司機都不想離開座位，打開巴士中間的板子，銜接到車站的最低路階上，讓輪椅人士上到巴士。反正只是少一個顧客，拒載也沒關係。上了巴士，黃世凌讚說：“新的無障礙巴士，都有安全舒適的空間給輪椅人士，非常不錯。”
　雖然，視障朋友比身障朋友更自由，可以搭乘任何類型的巴士，可是，他們也有頭痛的問題：大馬的巴士都不會播報到站站名，視障人士必須頻繁詢問司機：到了沒有？問多幾次，司機不爽就會開罵。
　不管是雪隆的視障人士張先生，抑或是檳島的視障朋友林友誼，他們都不敢交代：司機先生，到了XX站，請提醒我下車。因為，司機經常會忘記這回事，一旦過了目的站，視障人士又要重新折騰一番，才能抵達目的地。
　黃世凌苦笑說，“去到目的地，我們還有一個大挑戰──是否搭得到巴士回來？”
處處陷阱一步一驚心
　很多盲人朋友完成學業后，都選擇在大城市工作與生活，這包括在吉隆坡社會企業公司擔任培訓助教的張先生、在雪蘭莪一間中學教書的楊國順，還有在檳城盲人院就職的林友誼。
　最年長的張先生坦言，“大多數身體有缺陷的人士，都會選擇到大城市生活，因為這裡有協會協助，還有更好的基建設施。”
　即便生活在無障礙環境打造得較好的大城市，他們仍然多次強調：就算你很熟悉一個地方的環境，也不能產生100分信心，因為早午晚的情況都會大不同！
　具體來說，早上9點上班，路上並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可是，下午5點下班，便會發生車子“鏟”上人行道、溝渠蓋被偷、道路有修建工程等狀況。視障人士太放心，很可能為本身招致意外。
　最年幼的林友誼，經歷最令人心驚膽跳，“道路修建時，當局只是用一條警戒線把洞口圍起來。導盲杖主要探測地面上的障礙，根本打不到上面的警戒線，等到身體碰到警戒線，人已跌進洞裡。”
　大馬社會，處處有障礙──真是難為了殘障朋友！

執法不嚴公眾缺愛心 無障礙設施有障礙(完結篇)

1981年，為了改善殘友的處境，聯合國宣布1981年為“國際殘友年”。這之后，全球各國包括大馬，開始朝向建設無障礙環境，努力提升殘友的社會地位和權利。

二十多年來，大馬政府先后修訂法案，規定國內所有建築物（包括新建和已建好的），都必須建設殘障人適用的設施，以及所有業者應提供基本設施及服務予殘障人士。
　可是，政府立了法令，建了無障礙設施，為何殘友還是無法感受到“友善”？
　對此，殘友和專家均坦言：法令執行不力，設施能看不能用，加上社會欠缺的文明責任和愛心，無障礙也變有障礙！
探討無障礙設施，還是得從實際使用者的角度切入：從輕快鐵車廂小心翼翼地跨出來，視障人士楊國順開始為難了：我到底是要向左或向右，才能找到手扶電梯，走出站口？
　靜止不動一分鐘后，仍然沒有工作人員上前諮詢：請問你需要幫忙嗎？他聽得出，熙來攘往的陌生人都很忙碌──人人都飛奔著腳步。
　終于鼓起勇氣接近一位陌生人問路，“Excuse Me” 的尾音還迴盪空中，對方斬釘截鐵說：“我不懂。”雖然看不到對方的臉容，但從聲音，可聽出他的不耐煩。
　不只楊國順，還有愛以火車代步的視障朋友張先生，以及他的視障朋友，都有很多類似的經驗。
　“問路碰壁，我已經麻木了。碰到這類人，不必介意，謝謝對方，轉身離開即可。不過，生活裡也會發生暖心的事，還是會有人主動詢問：我可以怎樣幫你嗎？”楊國順說。
　如果說視障朋友是因為看不見，搭乘輕快鐵碰到難題，那么，沒有視障問題的身障朋友，出入輕快鐵站沒大礙吧？
大部分設施能看不能用
　且來看看身障朋友黃世凌的際遇，只見他把電動輪椅從車廂“撞”下月台，之后，他找來找去，找不到電梯搭乘至出口。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上回輕快鐵，到下一個有電梯的站口下車。
　關于我國“有限”的無障礙設施，真正使用的殘友不吐不快：政府只是為了滿足“人有我有”的心態，沒有嚴格執行法令，以至于大部分設施，能看不能用！
　在這點，張先生補充，“政府在建設無障礙設施之前，應先收集所有使用者的意見，畢竟，協會或公會幾十人的意見，無法代表全馬所有盲人的訴求。還有，硬體設施做好后，請監督官員一定要試用，他們才能知道設施是否實用。”
　我國法令規定，所有向市政局提呈申請的發展圖測，都必須滿足法令所規定的無障礙設施，不然，無法獲得入伙紙（CF）。
　可是，幾乎迎面碰到的殘友都會這么問：“那些不符無障礙設施規定的建築，究竟是如何獲得入伙紙？”其實，問的人都知道“答案”，也懂該向誰問責，只不過，投訴幾次就失望幾次，這樣問只不過發發牢騷吧了。
缺乏統一充滿矛盾
　交通規劃專家吳木炎坦言，“從道路到建築，大馬的無障礙設計，都是從西方國家引進；因此，我們不乏硬體上的設計資料。大馬缺乏的，是硬體設施的實用性。“
　在吳木炎眼中，大馬的無障礙設施，缺乏統一，充滿矛盾。
　“在路上，有個最大矛盾：政府的道路設計，為了阻止車輛泊上人行道，便把人行道的高度從標準的4寸，提高到6寸，甚至9寸。9寸高度，可以阻止車輛泊上人行道，但同時妨礙殘友的通行。”
　把視線上移：大部分的輕快鐵，還有單軌火車，都是建在高架上。因此，如果沒有電梯，輪椅人士根本無法享用到這種交通便利。目前，RAPID KL營運的輕快鐵服務中，PUTRA Line的每個站口，都有電梯可供上下，但STAR Line只有少數站口提供電梯設備。
　“無障礙設施，必須連貫統一，才能稱得上友善。”他說：“此外，只有無障礙設施還不足夠，必須提升社會的文明責任和愛心。”
從教育做起互相體諒
　黃世凌指出，社會大眾的觀念是：殘友不應出外，這會造成別人的障礙！實際上，只要社會具足無障礙環境，不只殘友、坐輪椅的老人、坐嬰兒椅的小孩，還有你和我，都可舒適出外。
　他繼續說:“Rapid KL有很好的無障礙巴士，要是能夠培訓司機，親善對待殘友乘客，將有助塑造無障礙社會。”
　先天全盲的張先生坦言，“生活中，即便沒有無障礙設施，可是，只要人們給予少許的幫忙，比如幫助我們走出車站，或者告訴我們，雜飯檔有什么菜式，放在哪裡，我們會方便很多。”
　在中學任教的楊國順建議，無障礙社會的文明責任和愛心，可從小學教育做起。“上道德課時，老師可教導學生如何和殘友相處及幫助他們。校方亦可成立無障礙俱樂部，組織學生探訪殘障中心，讓學生了解：我們的社會，有健康的人士，也有殘友，大家可以友愛互助……”
日本社會文明意識高
　29歲的視障青年林友誼，非常關注無障礙社會課題，朋友因而推薦他申請日本一個有關無障礙環境的課程，希望他學成歸來后，幫助更多視障人士。
　“去年，我代表大馬到日本上課，親身體驗到：日本的無障礙環境，比大馬先進很多，大馬要加油趕上。”最令他讚歎的，還是日本社會的文明意識。
　“在大馬，普通人看到路障和洞口，他們不會去通報有關單位，因為覺得浪費時間。可是，日本人一看到路面問題，馬上通報有關單位，有關單位會立即前來處理。”
　大馬的路上，溝渠蓋不見了、路面有洞了，盲人看不到沒投訴，普通人看到亦沒投訴。直至等到有人墜傷，當局才會採取行動，並且，要用幾個工作天，才能解決問題。
輔助器材申請程序繁瑣
　吳木炎說，在大馬路上看到殘友，必定都有人陪同照顧，“但在西方國家，行動不便人士，只要有了電動輪椅，便會相當獨立，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不必有人陪同。”
　對于大馬的身障人士來說，電動輪椅是負擔不起的昂貴工具。雖然，大馬社會福利局有津貼輔助器材，但是，申請要經過很多程序：要有醫生的建議信，要到福利部呈交申請，要一直跟進申請，不然就石沉大海。
　一歲起，黃世凌被診斷出患有肌肉萎縮症，隨著年齡增長，病症越來越嚴重，現在僅剩右手手指能夠移動。“8年前，感謝社會善心人士的資助，我才有機會使用電動輪椅。現在，重度殘障的我，可以出外走動，並非我行動力強，而是電動輪椅強。”
　假如有輛電動輪椅，身障人士便可直接把輪椅當作交通工具來使用，前往鄰近的商店、菜市場或診所。因此，政府應大力資助殘友購買電動輪椅。
濫用設施造成不便
　說到無障礙社會的文明責任，一定要提及大馬人濫用無障礙設施的行徑！
　人行道上，車輛和摩哆違規泊車，阻礙殘友通行；停車場內，豪華房車泊在殘友專用的車位上；公共廁所內，清潔員工理所當然把無障礙廁所當作倉庫用，還把它鎖起來，或者掛上“rosak”的牌子。
　歸納起來，濫用無障礙設施人士的心態如下：你們都很少用的啦，為何要浪費這些設施？
　濫用之前，請想一想：無障礙設施是為殘友而設，隨時隨地，都會有殘友想使用這些設施。誰都沒有資格為了一己便利，犧牲別人的權益。

 

 

 

跨性別

20 Oct 2013
報導：涂素燕

性別錯亂身心受創（第一篇）

我們的社會是以一個人的生物性征界定此人性別。然而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在出生時有著男人的身體，內在卻是女人靈魂；或者明明是男人靈魂，卻住在女人身體。 他們應該以原來的生物性別生活，還是內在性別生活？
許多人選擇傾聽內在的聲音，成為內在的性別，可是他們卻遇到種種阻撓……

莫哈末阿斯拉夫（Mohd Ashraf Hafiz Abdul Aziz）出世在一個小康之家，從小在父母的關愛中成長。
　在他年幼的時候，母親就發現這個兒子很女性化。
　進入青春期后，他的言行也跟一般男生不一樣，走起路甚至像女性一樣搖擺。
　他的哥哥為了糾正他的行為，甚至為他剪了軍裝頭，但不管家人怎么糾正他，他看起來還是像個女人。
　2009年，阿麗莎接受班台醫藥中心的心理評估后，瞞著父母到泰國接受性別重整手術，也就是俗稱的變性手術，成為一位身心如一的女人。
　然而，他身分證的名字，還是莫哈末阿斯拉夫（Mohd Ashraf Hafiz Abdul Aziz），性別是男。
　為了解決變性后引起的生活不便，以及進入本地大學深造，他向法院申請更換身分證上的性別，及把名字換成阿麗莎法哈娜（Aleesha Farhana Abdul Aziz）。
阿麗莎：只是想過平靜生活……
　事件登上媒體后，雖然有人聲援她，但刺耳、惡意的抨擊聲同樣不絕于耳。
　她在接受新海峽時報訪問時曾經表示：“喜歡或不喜歡，我會繼續跟進我的案件，直到用盡所有法律途徑。人們或許希望我閉嘴或死去，但我只是想過平靜的生活。”
　兩年前，高等法庭駁回她的申請，幾天過后，她在登嘉樓一家醫院的加護病房中去世。
　醫生表示她出現不穩定性心絞痛併發心源性休克，當時她26歲。
　阿麗莎的心聲和控訴就此拉下帷幕，但在她的身后，還有無數跨性者，有著跟阿麗莎一樣的命運，他們沒有做自己的權利，只能生活在社會邊緣，在地下活動。
性別爭議帶來不便
　早年，變性手術在我國是合法的，跨性別者進行性別手術以后，可以更改身分證的名字和性別。
　1983年以后，宗教理事會通過禁止令（fatwa），禁止穆斯林進行變性手術或男著女裝。
　跨性別者無法在身分證更改他們的性別，而非穆斯林跨性者也受到影響。
　跨性別者，是一群靈魂錯置身體的人，明明是一個女人的靈魂，卻有著男人的身體，或者明明是男人的靈魂，卻住在女人的身體。
　他們有些人會通過手術、賀爾蒙治療或服裝打扮，讓自己的內在和外在比較協調。
　但是，在這個世界，我們每一個人的性別，先是由生物性征決定，接著就由身分證表明。
　只要一天無法更改身分證上的性別，跨性者還是要活在他們身分證上原來的性別之下。
　PT基金會(PT Foundation)跨性別部門計劃經理妮莎（Nisha Ayub)表示，這給跨性別者的生活帶來很大不便。
　“很多跨性別的女性情願死，都不希望有一天病倒要進醫院，因為必須住在男病房。”
　妮莎本身是位男跨女跨性別者，她表示，許多跨性別者在接受賀爾蒙治療或變性手術后，已經擁有女性的身體，卻要住在男病房，這是非常尷尬和不方便的事。
　“因為身分證的性別問題，跨性者很難購買醫藥保險。”
　他們拿著存折去銀行拿錢時遭到質疑，很難貸款買車買房；他們帶著護照出國時被海關扣查，懷疑他們使用偽造護照；在申請大學、找工作的時候，同樣會面對各種身分和性別證明的問題。
跨性別者容易受攻擊
　馬來西亞國防部大學的鄭懿君博士，曾經針對我國男跨女跨性別者，進行過一項研究調查。
　在馬來文里，一般稱男跨女者為“Mak Nyahs”，女跨男者則稱“Pak Nyahs”。
　她表示：“目前沒有人知道我國究竟有多少跨性別者，尤其是‘Pak Nyahs’，他們一般過著隱匿的生活，我們很難從外表上分辨出‘Pak Nyahs’。”
　一些人可能只是喜歡穿褲子，蓄短頭髮，只要他們一天不“出櫃”，我們並無法知道他們是不是跨性別者。
　她估計，我國目前有超過2萬名跨性別者。
　她表示，近年，經由媒體廣泛報導跨性別課題，公眾已經比較了解跨性別族群，對他們的成見沒有這樣深。
　但妮莎指出，社會中還是有一群仇視跨性別者的人，他們專門攻擊跨性別者。
　“我國一些地方，都發生過多起跨性別者被暴力攻擊、性侵事件，這些事件往往受到忽視。”
　去年，關丹有13位跨性別者，在6個月里，陸續受到攻擊，讓當地跨性別者終日活在恐慌中。
　跨性別族群在全世界，其實都受到迫害和打壓，在英文中有個字眼叫“trans-bashing”，就是專指對跨性別人士的攻擊。
　不只是跨性別，其他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 雙性戀者（Bisexually），在許多國家也經常是被迫害的對象。
　在這之中，男跨女者，因為外表特征明顯，往往更容易成為目標。“如果你是同性戀，別人不會知道，但跨性人一站出來，別人就懂你是跨性人了。”
跨性別者有別同性戀
　妮莎解釋，跨性別者是個概括名詞，概括了幾個類別的族群。
　包括變性者（Transsexual）、扮裝者（Transvestites）、扮裝國王（Drag king）與扮裝皇后（Drag queen）。
　當中只有變性者是內在不認同自己生物性別的族群，“很多人經常把我們跟扮裝者、扮裝國王等混為一談。”
　儘管英文跟中文都稱這些內在不認同自己生物性別的人為變性者，但他們不一定會做變性手術，或接受賀爾蒙治療。
　“這可能跟他們的宗教信仰、家庭、經濟能力等有關，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可以接受自己的身體。”
　他們如果沒有進行變性手術或接受賀爾蒙治療，並且根據自己的生物性別穿衣打扮，旁人其實不會發現他們的內在世界。
　一般上，男跨女者在外表上比較容易被識別，女跨男者的外表其實比較難被識別。
　一些女性就算喜歡做男性化打扮，並不代表他們就是跨性別者。
　扮裝國王和扮裝皇后多數是一些表演者，他們裝扮成異性，未必是不認同自己的性別。
　她表示：“扮裝者是一些喜歡裝扮成異性的人，他們未必不認同自己的性別，可能只是天生比較柔性的男性。”
　他們日常都是以自己的生物性別示人，只有在夜晚、周末才打扮成女人。
　很多人經常會把跨性者跟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劃上等號，他們其實沒有直接關系。
　妮莎在接受訪問時多次強調：“跨性別是一種性別認同現象，跟性傾向無關。”
　男跨女跨性別者視自己為女人，她們戀愛對象一般是男性，要是她們跟女人戀愛，她們視之為同性戀。

我們只想做回自己…（第2篇）

許多人認為跨性別跟教養方式、模仿、心理問題有關，可以防範或糾正。 妮莎說，跨性別不是一種選擇，如果可以選擇，沒有人希望這樣。
“作為一位跨性別者，看著其他男性或女性，我問過自己，為何我跟他們不一樣？然而，事實上我就是跨性別者，我必須接受自己，這就是我，我只想做自己。”

妮莎（Nisha Ayub）的父親在她6歲那年去世，母親沒有能力照顧她跟弟弟，弟弟跟了父親那邊的親戚一起生活，她則跟外婆這邊的家人一起生活。
　現在任識PT基金會(PT foundation)跨性別部門計劃經理的她回憶：“自小，舅舅、姨姨時常糾正我，叫我不可以這樣坐，不可以這樣說話，應該這樣，應該那樣。”
　當時她年紀還小，不明白為何家人一直批抨她的動作言行，“小孩都很單純，他們做的事講的話都是很自然的，不會掩飾，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么。”
　小學時她上的是男校，去到學校后，她開始明顯察覺自己跟其他小男生不同之處。
　“我現在還保留著小學照片，照片里全班只有我一個人的坐姿是不一樣的，其他男孩的腳都是打開的，只有我雙腳緊貼著，沒有人教過我這樣，我自然就會了。”
　班上的同學經常欺負她，在學校里她一直一個人獨處，沒有朋友。
男兒身女人心
　她比較陰柔，運動能力不如一般男孩，體育老師很不喜歡她，時常嘲諷她。
　所幸她功課好，其他老師疼她，每次被欺負時老師會保護她，老師還讓她使用教師廁所，不用跟男同學們共用廁所。
　當她第一次發現自己對男生動情時，心理非常害怕，以為自己是同性戀者，當時她並不知道何謂跨性別。
　“成為一位跨性別者不是一種選擇，這是性別認同問題。以我來說，我活著、呼吸和睡覺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女人。我的頭腦一直告訴我，我是女人，可悲的是我的身體是男人。”
　她說，所以她只能一天改變自己一點，慢慢讓自己的身體跟精神更協調。
　“但很多人不了解我們，他們認為我們是怪物。或許我不像一般正常人這么正常，但我的頭腦是正常的，我想的東西是正常的，只是我的身體跟我的頭腦不協調。”
　她經常在講座上演講，聽眾都會問她很多問題，當她跟大家講解過后，大家才開始明白，跨性別者跟一般人一樣，都只是個人。
　他們跟你我一樣需要愛人和被愛，一樣有著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一樣過著生活。
天生如此無法糾正
　很多人依然認為，跨性別跟家庭問題、社會因素、西方文化影響有關。
　鄭懿君博士曾經針對我國男跨女跨性別者，進行過研究調查，一直非常關注跨性別課題。
　很多她認識的研究者，包括她自己在內，進行跨性別研究之前，都曾經懷疑跨性別是一種社會影響的現象。
　但在進行研究以后，他們都深信跨性別是一種不能否定的生物現象。
　鄭博士的研究結果顯示，89%接受調查的跨性別者，在6歲到15歲之間發現自己跟一般男生不同。“6%以下受訪者，在6歲之前就發現自己跟一般男生不同。”
　當中約72%受訪者從小就認為自己是女生，23%受訪者覺得自己同時是男生跟女生。
　她們當中大部分從小就喜歡跟女生為伍，喜歡玩女生的玩具，並且喜歡穿女裝。
　她們的母親或家人通常會阻止她們女性化的行為，她們並非在母親或姐妹的影響之下，才有跨性別傾向。
　她說：“我們沒有辦法通過輔導或其他方法糾正她們，只能接受她們做自己。”
男？女？不標籤最好
　我們出世的時候，醫生根據我們的性征界定我們是男或是女。
　妮莎說，但跨性別者，以男跨女跨性別者（Trans Woman)為例，出生的時候是個男孩，只是他們卻不像一般男孩那樣發育和成長。
　“但人們不知道他內在發生了什么變化，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男孩比較陰柔，只是多數人會覺得，小孩就是這樣，沒有關系。”
　但當他們到了發育階段，就會明顯發現，自己的思想、情緒、感覺和自己的身體完全相反，他們想成為跟自己身體不一樣的性別。
　“所以，我們會開始改變我們的外表，接受性別重整治療，不是所有人都會進行變性手術，但我們都會以男跨女跨性別者身分生活。”
　她表示，跨性別者跟扮裝者（Transvestites）完全不一樣，男跨女跨性別者從小到大、24小時都會覺得自己是女人。
　“如果我們不接受賀爾蒙治療、變性手術，或無法以女人的身分生活，我們會覺得自己內外不一致，無法做自己。”
　以前醫學把這種現象定義為“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現在改成“性別焦慮症”（Gender Dysphoria），也有許多研究顯示這是生理現象。
　妮莎經常覺得，跨性別者其實就像一些出世時有兔唇或生理上不完整的人，“他們后來可能會去做手術，我們也是這樣的。”
　有些國家會把跨性別者標籤為第三性別，跨性別族群中有些人反對這種標籤，也有人認為只要能夠給他們一個正常的生存空間，就算被歸類為第三性別也沒有關系。
　“對我自己來說，我的生物性別不是女人，可是我視自己為女人，不管我去到哪里，我都會坦承自己是一位‘Trans Woman’。”
　她笑說：“不是第三性別啦，那聽起來很好笑。”
　“當我們說男人或女人時，其實我們該如何定義男人或女人？這世界有些男人很女性化，有些女人比較男性化，應該如何定義這些人呢？我覺得最好不要去標籤。”
大腦和心理不一樣
　不管在哪一個國家，每個人都是由生物性征來界定性別。
　但醫學其實有“大腦性別”的說法，大腦也會決定一個人的性別認同，不全然是身體在決定。
　男人跟女人不只身體不同，連大腦結構其實都不一樣。
　從腦部造影實驗的結果看來，男女在處理同一件事時，大腦活化的區域是不同的，這跟男女神經組織不同有關。
　許多跨性別者表示，自己雖然有男人的身體，頭腦卻認為自己是女人，或者自己有女人的身體，頭腦卻認為自己是男人，這點可以從腦部照影實驗證實。
　西班牙遠程教育國民大學一項研究，針對跨性別者進行的腦部照影實驗，發現女跨男者的腦部蛋白質，跟男性相近，他們有“男性化”的頭腦。
　最近，台北榮總與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組成的榮陽團隊，針對跨性別者進行一項腦科學研究也發現，跨性別者的心理跟大腦反應，跟一般人並不一樣。
　在他們的腦部，有個常人沒有的系統性神經網絡，負責他們的生理特征、性行為跟社會性功能，這或許是導致他們“男兒身女兒心，或女兒身男兒心”的原因。
　研究團隊認為，社會應該接受和尊重跨性別者這一特征。

在嘲諷霸凌中成長…（第3篇）

成為跨性別者不是一種選擇，很多跨性別者的命運更是不由得自己選擇。
他們的故事幾乎千篇一律，從小在嘲諷、霸凌中成長，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逃離學校、家庭。 比起小鎮和鄉區，雪隆的大城市，看起來更能夠包容他們，然而很多時候，他們只能徘徊在紅燈區，在城市的陰暗角落求存……

現年40歲的法茲拉（Fazilah）來自砂勞越古晉，家中有五個兄弟姐妹，她排行最小。
　從小，就很女性化，喜歡穿女孩子的衣服，父母並沒有刻意糾正她，但她穿女裝時，哥哥會叫母親勸阻她。
　她笑說：“他們對我都是好言相勸，不會責罵我，媽媽每次都跟我說，你陰柔沒有關系，但不要穿女裝。”
　她跟家人的關系很親密，只是父親比較沉默寡言，她有什么事多數跟母親和兄弟姐妹說。
　從小學到初中三離開學校為止，學校的男同學都欺負她，她只跟女同學做朋友。
常受男同學欺負
　男同學們總是叫她“Pondan”、“Aqua”（人妖），“有一次他們把我背起來，繞場一圈，丟進垃圾桶。”
　那時候她經常都覺得很難過，每次被欺負，她都會哭，然后跑回家跟父母哭訴。
　母親每次都會這樣告訴她：“你被別人罵人妖，身體有受傷嗎？如果沒有，只是心受傷，就裝作不知道，不用聽別人講什么。”
　但如果有人對她動粗、打她，父母就會站出來維護她，“爸爸會去找這些小孩子，勸他們下次不要這樣做。”
　現在回想被欺凌的那段歲月，她反而當成有趣的笑話分享。
　她笑說：“小時候一直很難過，朋友都很壞。但是大家現在碰到面，感情反而很好，有說有笑，他們以前欺負我，只是因為小時候頑皮。”
城市人眼光較寬容
　大部分跨性別者在成長過程，都經歷過法茲拉走過的階段，因為自己的不一樣，被同齡的孩子譏笑、欺凌。
　跟大部分跨性別者比較，法茲拉自言已是非常幸運的一位，至少從小到大，家人都非常支持她，不曾阻止她做自己。
　大部分跨性別者，受外人指指點點之余，也因為違反家庭對他們的期待，無法獲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鄭懿君博士表示：“在這種情況之下成長的孩子，會面對很多問題。不是每個人都那么堅強，可以承受這一切。”
　這導致很多跨性別者很早就輟學，離開家里到外地生活。
　PT基金會(PT foundation)跨性別部門計劃經理妮莎（Nisha Ayub)說：“不少跨性別者是被家人趕出門，因為家人無法接受他們是跨性別者。”
　她也遇過許多跨性別者，被家人視為恥辱，把他們囚禁在家中，不讓他們接觸外人，這些跨性別者后來從家中逃出。
　鄭博士過去對我國507位男跨女跨性別者進行的研究調查結果顯示，當中74%的人有中學教育程度，只有3%人擁有更高的學歷。
　很多跨性別者最后會來到雪隆一帶的大城市，妮莎說，除了是這些城市有更多工作機會，比較起一些小鎮鄉區，跨性別者可以在這里生活得比較自在。
　儘管這些城市里，他們經常會受到飆車族騷擾，也有許多人會帶著異樣眼光看待他們，但他們還是可以比較自在地過生活。
　“在一些州屬，跨性別者很容易受到公眾的暴力攻擊，及被宗教局執法人員取締，她們就算走在街上，在餐廳吃飯，都要擔心會發生什么事。”
男扮女裝被扣留
　見過妮莎兩次，她自信的言談，開朗的笑容，很容易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她自己不說，沒有人會知道，在她自信開朗的外表背后，其實有著心碎的故事。
　妮莎中學畢業以后，在一家酒店工作，她精通英語、馬來語，還會說華語，工作得很好，甚得上司歡心。
　那時她開始蓄長髮，家人很不喜歡，總是叫她把頭髮剪短。
　工作了四五年，她存到一筆錢，開始接受賀爾蒙療法，並且隆胸。“我的家人不喜歡，給我很多壓力，我從家里逃了出來。”
　有一天她跟朋友走在街上，被宗教局人員扣留，指她“男扮女裝”要她認罪，她不知道有這樣的法令，認了罪，被扣留三個月。
　因為身分證的性別是男性，她被關進男性監獄。她的頭髮被剃光，被逼脫光衣服在眾多男性前面走一圈。
　她說那個地方根本是一個地獄，她還被逼提供性服務，當時她很年輕，對這些事情完全不懂。
　在監牢里，她多次想要自盡。這些事情她已經不想再去回憶，“現在要我重說的話，我會一邊說一邊流淚。”
　那年她21歲，剛過完自己的生日，三個月的牢獄之災，改變了她整個人生。
　“從監牢出來后，我失去一切，我的工作、我原來的生活，我再也回不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么。”
主動求助重新生活
　妮莎本來是一個開朗的人，從監牢出來后，她變得憤世嫉俗，很易發怒，“我不是殺人，我沒有接觸毒品，我只是做我自己，我傷害了誰，為什么我要受到這種對待？”
　她開始在夜間討生活，“我在酒吧、舞廳、夜總會工作，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這么多跨性別者，第一次明白為何有這么多跨性別者涉及夜生活行業。”
　她說：“我們想要從事一般的行業，但我們很難找到工作。”
　她們無法在陽光下生存，只好在暗黑的角落求存。
　她當女公關，從事夜生活行業，但她並不快樂，想要擺脫這樣的生活。
　她通過網絡知道鄭懿君博士正在研究大馬跨性別課題，她給鄭博士寫了電郵，告訴鄭博士自己面對的問題和困境，鄭博士介紹她到粉紅三角基金（PT Foundation）接受輔導和尋求協助。
　她后來在這個非政府組織工作，認識她的前上司，也是一位男跨女跨性別者，“她啟發了我，教了我很多東西，給了我現在的事業。”
　她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重新找到自己的新生活。
　“我其實有很多機會，當我到美國演講時，說我自己的故事，美方有人接觸我，表示願意提供我庇護移民。”
　但她拒絕了，“我的家人全在這里，我是唯一一位照顧我母親的人，而且她是一位癌症病患，如果我離開了，誰來照顧她？”
　但是，大部分跨性別者未必有機會回到正軌的生活，“我可以說，我們之中有60%的人涉及性工作，他們沒有其他的出路。”

變性是條不歸路…（第4篇）

成為跨性別者，尤其是接受變性手術，是一條長遠而無法回頭的路。 接受賀爾蒙療法、進行變性手術，只是第一步，而這步一踏出去，就是一輩子的事……

美兒（化名）外表清秀、瓜子臉、身材高佻，言談非常自信，為了避免引起家人的不快，她要求記者隱瞞她的身分。
　她從小就很女性化，跟大部分跨性者一樣，在嘲諷中成長。
　小時候，她時常偷拿母親的口紅來涂，還拿母親的內衣來扮女人，被母親發現，總會狠狠地把她毒打一頓。
　但家人還是逐漸接受原來的她，對她像女生的言行舉止，逐漸習以為常，並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25歲那年，她存到一筆錢，到柔佛做了隆胸手術。兩年前，她過完29歲生日，拿出自己大部分儲蓄，到泰國做了變性手術。
　手術結束后，她昏迷了兩天，醒來的時候，傷口痛得厲害，“但那種喜悅，可以戰勝一切，多少年以來，我一直夢想這天的到來。”
　她說，進行變性手術之前要簽“生死狀”，任何手術風險都需要自己承擔。
手術是一種解脫……
　可是她進手術室前，幾乎沒有考慮過疼痛或死亡的問題，“與其‘住’在一個不適合的身體，我更想要有一個合適的身體。”
　沒有做手術之前，她總是很自卑，覺得自己原來的身體不屬于自己，“我覺得完成手術是一種解脫。”
　泰國，幾乎成為我國跨性別者的“變性天堂”，相較于新加坡或其他國家，泰國的手術費較低廉。
　“當然，不管變性手術或隆胸，根據選擇的材料和具體要求，收費也有差異。比如有些人會做喉結整型，有些人不一定做。”
　就算是泰國，實施變性手術的診所也有合法跟非法的，“你選擇一些知名的醫院，費用當然比較高，許多人因為沒有錢，會去一些收費較低的醫院，甚至非法醫院，風險當然更高。”
變性前須嚴謹評估
　1983年之前，我國政府醫院本來有提供性別重整治療服務，跨性別者在接受評估和心理輔導以后，可以在本地醫院接受變性手術。
　鄭懿君博士表示：“在80年代之前，跨性別者可以在本地醫院進行變性手術，手術過后可以更換身分證上的性別和名字。”
　她的調查研究訪問過一位跨性別者，對方不只結了婚，還當了婆婆。“我很奇怪跨性別者怎么能當婆婆，對方跟我說，她跟丈夫領養了孩子。”
　變性手術對跨性別者來說，是關乎一輩子的決定。
　很多國家對變性手術都有嚴格的管制標準和要求。
　1983年之前，我國跨性別者要在本地醫院實施變性手術，必須先接受兩年的評估和輔導。
　除了經由精神科醫生確診、臨床心理醫生評估，排除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病因，還要檢驗身體、賀爾蒙等情況，確認是否需要和適合接受變性手術。
　“手術過后還需要接受兩年的追蹤覆查和輔導，確保她們能夠適應變性后的生活。”鄭博士說。
　跨性別者經過這樣的嚴謹評估才進行變性手術，大部分人都對自己的新身體和新生活感到滿意，甚少有人懊悔做了手術。
身心準備好才變性
　在宗教理事會通過禁止令（fatwa）以后，跨性別者從此不能在本地醫院進行換性手術。
　PT基金會(PT foundation)跨性別部門計劃經理妮莎（Nisha Ayub)說：“很多跨性別者因而到泰國做變性手術，引發很多問題。”
　她表示，在泰國，變性手術不是一種醫藥治療，而是一門生意，只要有錢，願意付錢，馬上就可以進行換性手術。
　變性手術是一條“不歸路”，“一旦做了變性手術以后，你就再也不能變回原來的樣子。”
　不是所有跨性別者都需要或適合進行變性手術，許多人在做了變性手術后，生理和心理都調適不過來，無法融入新生活。
　她看過一些人因而患上憂鬱症，最終自殺。
　雖然很多跨性別者，就算不接受變性手術，早就安然以另一性別身分生活。但真正做了變性手術，切除原來的性器官，及重整性器官，身心依然面對巨變。
　不只是這樣，他們的生活方式、人際關系、社會角色等也會面對很大衝擊。
　“別說手術，就算一位男跨女跨性別者，剛接受賀爾蒙治療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她形容，就像一些女人在生理期的時候會經痛、賀爾蒙不平衡，情緒低落般。
　她勸請跨性別者：“我們必須確保自己的身體和心理已經準備好，才進行變性手術。”
缺乏諮詢后遺症大
　妮莎說，人的身體不是電腦，不是隨時可以“格式化”，或在里面“安裝”什么東西。
　“在美國，接受賀爾蒙治療之前，需要通過醫生檢驗，開適合你身體的賀爾蒙，但在本地，很多跨性別者都是自己隨意吃賀爾蒙藥。”
　她今年34歲，因為使用賀爾蒙已經有高血壓，心律不整的現象，三年前，醫生要她停用賀爾蒙。
　“年輕的時候，我總是想著要當一個女人，想要變漂亮，亂亂服用賀爾蒙、打針，沒有先咨詢醫生。”
　鄭懿君博士也表示，本地跨性別者濫用賀爾蒙的情況很嚴重，這給他們帶來很多后遺症，像提高患乳癌的風險、患上憂鬱症、有自殺傾向等。
　妮莎說，就算我國禁了變性手術，也無法阻止他們到泰國做手術，無法阻止他們想要改變性別。
　“有些跨性別者因為胡亂注射賀爾蒙、硅膠，后來死了。”她所知道的就有兩人因為這樣而丟命。
女變男花費難度更高
完成變性手術只是一個開始，跨性別者接下來還需要常期保養和使用賀爾蒙，以實現性別轉換。
　就像一些更年期的人，賀爾蒙分泌減少，會導致她們情緒不穩定、皮膚變差、睡眠品質下降等。
　所以在完成變性手術后，跨性別者還需要長期使用賀爾蒙。
　妮莎說：“成為一位跨性別者，不是一件便宜的事。所以你會聽到很多跨性別者需要‘兼職’。”
　說完以后她自己笑了出來，但她隨即認真地說：“親愛的，我不是開玩笑，成為一位跨性別者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女性要跨性成為男性，更是比男性跨性成為女性還“昂貴”，“變性手術的費用比男性要變性成女人貴3倍，因為那是更複雜的手術。”
　她聽說在泰國，男性要變成女人，隆胸費用一般是四五千令吉，但女性要變成男人，切除乳房的費用需要八九千令吉。
　女性要成為男性，療程長、難度高，需要多次手術才能完成，要承擔的風險也更高。手術一旦失敗，不只可能造成終生遺憾，還會危及性命。

請給跨性別者生存空間（完結篇）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跨性別者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 不管我們承不承認跨性別現象，我們都不能阻止一位跨性別者“跨出去”。
妮莎說，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一位跨性別者，為何不給他們一個生存的空間？

每一年每一天，都有許多跨性別者從全國各地到吉隆坡、雪蘭莪的大城市尋求一個新的生活空間。
　他們當中，有人跟一般游子一樣，認為城市遍地機會，希望在城市里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但也有一群跨性別者是逃家，為了逃離他們成長的地方，逃離從小到大不停為他們貼標籤的熟人，而來到城市。
機會多競爭也激烈
路，可是來到城市以后，才發現這里不是他們想像的天堂。
　PT基金會(PT Foundation)跨性別部門計劃經理妮莎（Nisha Ayub)說：“城市工作機會比較多，但競爭也很激烈。許多跨性別者因為學歷低，很難找到工作。”
　他們找不到工作，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流落街頭，最后只能在秋傑路、亞羅街的淫窟討生活。
　她表示：“每天都有15到20位無家可歸的跨性別者來到PT基金會求助，她們有些是性工作者，有些不是。有些是新臉孔，有些是經常來的。”
　這些跨性別者的年齡一般20出頭，年紀最大的六十多歲，PT基金會提供他們基本的飲料和食物，讓他們有個地方可以洗澡和暫時歇息。
　性交一直是傳播愛滋病病毒的主要途徑之一，從事性工作的跨性別者，是感染愛滋病的高危族群。
辦活動協助過正常生活
　PT基金會是一個專為吸毒者、性工作者、愛滋病患者、男同性戀者、跨性別群體，這些愛滋病高危族群提供愛滋病防治教育、護理及關懷支援計劃的社區組織。
　這里更是許多無家可歸的愛滋病患者、性工作者、跨性別者的庇護所。
　該組織向上門客戶收取象征性收費，以維持部分經營成本，不過，那些沒有能力繳付費用的人如學生、無工作者，可以申請全額或半額贊助。
　“我們每個月都會辦一些活動，公開給所有跨性別者，比如有關烹飪、權益等的課程。
　PT基金會的宗旨是協助這個族群的人過正常生活，首先，幫助他們免于流落街頭，有機會回到正軌的生活。
找工碰壁賣淫求存
　訪問51歲的莎拉（Sarah)時，並不知道她曾經是性工作者，甚至不知道她是跨性人。
　自我介紹的時候，她就直接說，自己在1980年代時是性工作者，直到后來在餐廳找到工作，才正式轉行。
　很多人認為性工作是一種罪惡，至少不是一份“正經”的工作。
　但是，在我們用道德鞭子鞭撻那些自願投入性工作行列的人，在我們對被逼入行的性工作者投以同情眼光時，我們也許該省思，為何有這么多弱勢族群投入性行業？
　三十多年前，莎拉從砂拉越古晉來到吉隆坡，找工作時碰了不少壁，她直爽坦白地說：“我需要生活，我是為了錢而當性工作者。”
　現年40歲的法茲拉（Fazilah）跟莎拉一樣來自古晉，初中畢業以后，她待在家里跟媽媽學過一陣子縫紉技巧，過后就到西馬找工作。“古晉雖然是城市，但是很少工作機會。”
　有一次，她應征一份裁縫工作，對方露骨地把她從頭到腳打量一次，最后沒有聘請她。
　這種眼神她並不陌生，她甚至不問對方拒聘她的原因，她自己猜想：“因為我是一個跨性別者。”
　后來她當過本地兩位著名設計師的助理裁縫，也在商場當過售貨員，但工資不高，她也兼職當性工作者。
　有些跨性別者當性工作者，只是純粹為了三餐，有的為了變性手術，有的為了支付“維持”一個女人的開銷，如使用雌激素、變性手術后的保養。
　我們說笑貧不笑娼，性工作者是不是都“大富大貴”?
　法茲拉說，這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就像做生意，有的人很成功，有的人會失敗。漂亮的人會賺到很多錢，很多人的收入只能維持日常開銷。”
提升學歷盼離苦海
　經常都有跨性別者找上PT基金會，對妮莎說：“妮莎，你可以幫我找一份工作嗎？”
　她說：“我會盡量幫助她們，但我老實跟你說，這很困難，很少人能找到工作，就算他們跟一般人有相等資格，也無法找到工作。”
　許多跨性別者告訴她，她們應征工作時沒問題，不過對方一看她們的身分證是男性，就沒有下文了。“她們不被聘請並非不符合資格，而是很多人不想聘請跨性別者。”
　每一年都會有年紀很小的跨性別者到PT基金會尋求援助，“我總是鼓勵他們，先回去把書念好。”
　雖然這不能保證將來一定會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學歷對他們來說，仍然是打開自己人生大門的一把希望鎖匙。
　“其實，我認識一些跨性別者，她們是化妝師、髮型師、律師、醫生，但她們不能出櫃，必須隱瞞自己的身分過日子，一旦她們出櫃，就會引起很多麻煩。”
　曾經鑽研本地跨性別者課題的鄭懿君博士說：“跨性別者跟一般人一樣，當中有很傑出的人，他們需要機會發揮自己所長。”
　她表示，在西方國家有許多有成就的跨性別者，日本也有出櫃的跨性別政治人物，我國除了鐘潔希是比較成功的例子，有自己的公司和事業，大部分跨性別者都很難在社會立足。
希望獲得社會接納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接不接受，跨性別者跟你我一樣，有自己的家人、伴侶、朋友，他們一樣需要過日子，一樣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
　妮莎多次重申，就算PT基金會支援跨性別族群，但他們不鼓吹人們成為跨性別者，跨性別者的存在不是一種選擇，是社會的現實。
　我們無法讓一位沒有跨性別傾向的人成為跨性別者，同樣的，我們也無法改變一位跨性別者。
　“就算他們剪去我的頭髮，把我關起來，我還是一樣，我還是我。”
　很多跨性別者只是希望社會接受他們本來的面目。
　經常有跨性別者向她哭訴：“我都做了變性手術，大家還是不能接受我，叫我‘人妖’。”她們感到非常沮喪和憂慮。
　她經常告訴她們：“不管你們喜不喜歡，你們必須接受這一切，接受自己是誰，你們是跨性別者，就做一位跨性別者。”
　她表示：“我們明白我們是在馬來西亞，不是在美國，社會文化、宗教信仰的關系，大家無法開放對待跨性別者，我們沒有要求特別待遇，只要我們能夠被視為社會的一分子，這就足夠了。
　“只要給我們一點空間呼吸，給我們一個機會過自己的生活，這樣就夠了。”

 

 

 

 

新聞革命

5 Jun 2013

網上收費好壞難料(第1篇)

文：劉林李　
圖：本報資料中心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網絡時代衝擊，報業市場萎縮，許多老牌媒體被逼轉戰網絡市場。 　經歷十多年無數次失敗實驗，美國報業去年終于止血，首次靠線上訂閱收費和數碼廣告救市，報業前景初露曙光。
　這是否意味著線上訂戶收費模式可行？日后網絡上還有免費新聞嗎?

網絡剛崛起，就像當年廣播電台和電視出現時，很多人預言報紙終有一天會消失。
　在美國，報業近年裁員成風，一些報館就算大肆裁員減薪，依然止不了血，最后被逼停刊，關門大吉。一些報章則已停止印刷報紙，只發行網絡版電子報。
　就算那些還在印報紙的媒體，也面對嚴重虧損問題，不只是美國報業，不管哪個國家的報業，或多或少都面對銷量下跌、廣告減少的問題。
轉戰網絡是趨勢
　轉戰網絡，已經是全球平面媒體的趨勢，現在不管哪家報章，都會搞個網絡版的電子報。
　只是大部分平面媒體的電子報，都面對同樣問題，如何在網絡上獲利？電子報如何收費和爭取廣告？
　在網絡時代，資訊對網民來說是免費的，網民已經被寵壞，甚至不願意付錢換取資訊。
　美國最具權威性的報章之一《紐約時報》，從1996年1月就成立報章網站，提供在線閱讀，該網站多次被評為最佳網站，但卻“叫好不叫座”，只要說到收費就趕客。
　《紐約時報》和美國其他媒體，不斷實驗各種線上收費模式，歷時十多年，才獲得初步成功。
　不過，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傳統報業已經走出網絡時代的陰霾？這套模式，是否適合應用在其他國家的媒體？
付費網絡版言之過早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傳統媒體初步登上網絡，當中《華爾街日報》是最早實施電子版新聞收費制，也就是所謂的“付費牆”(paywall)。
　1996年8月起，《華爾街日報》就向網絡版讀者收費，成為第一個收費的報章網站，也是第一家就算線上收費，網絡版讀者依然持續增長的報章。
　但是，其他報章根據這種經營模式，開始在線上收費時，多半面對很多挫敗。
　例如《紐約時報》最初上線時，本來開放給美國國內用戶免費瀏覽，只對國外用戶收費。
　然而，國外讀者馬上流失，該報不只無法從網絡版獲利，還削弱它在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一年以后，該報重新對全球讀者免費開放網站。
　2005年5月，該報網站推行“部分收費模式”。普通新聞依然開放給所有讀者免費閱讀，但是讀者想要閱讀社論、評論、專欄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獨家報導，就必須付錢。
　然而兩年以后，該報網站再次免費開放。直到2011年3月，該報網站才再次收費。
　這次該報換成更有彈性的收費模式，提供不同“訂閱套餐”。這項策略獲得空前成功，該報線上訂戶節節上升。
　隨著線上訂戶穩建成長，該報在報紙和網絡版的總發行量均大幅增長，擠掉《今日美國報》，成為美國第二大報。
　不過，目前為止，在美國只有《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經濟學人》等權威和有影響力的傳統媒體，能夠通過“付費牆”獲利。
　其他媒體在實施“付費牆”時，不是“踢到鐵板”無疾而終，就是還在實驗階段。
硬付費存在風險
　美國報業最初在電子版新聞建立“付費牆”，採用的是傳統的“硬付費”收費模式。
　所謂“硬付費”就是讀者必須支付規定的訂閱費，才能閱讀電子版新聞內容。
　《華爾街日報》之前都是採用這種收費模式，網站所有內容都要收費，一直到2007年以后，該報網站才開放部分內容供免費閱讀。
　這種收費模式完全把沒有付費的網民，隔絕在新聞網之外，其實有一定風險。網民可能轉去其他提供“免費午餐”的新聞網，從此一去不回頭。
　《華爾街日報》當年能夠成功實施這種“硬付費”收費模式，因為該報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商業財經媒體，許多企業家、金融界專才都需要依靠該報的資訊做出決策。
　所以不管收費多高，這群讀者仍然會付錢訂閱，對于他們來說，訂閱《華爾街日報》是“投資”的一部分。
　但是一般的報章卻沒有這種條件採取“硬付費”模式，他們面對其他免費新聞網站的激烈競爭。
軟付費留住讀者
　相較于《華爾街日報》早年的做法，《紐約時報》從2011年起，建立的“付費牆”則是一種“軟付費”的收費模式。
　隨著該報網站目前取得初步成功，“紐約時報模式付費牆”成為時下焦點。
　其實《紐約時報》的讀者，都會發現該報網站的“付費牆”存有漏洞，只要施一點小花招，就可以免費盡情閱讀該網站文章。
　該報開始實施收費以后，沒有注冊及付費的網民，依然可以登入該報網站，閱讀一定數量的文章，如果要閱讀更多文章，就必須付費。
　該報最初限定，網民每個月可以免費閱讀20篇文章，后來改為每個月10篇為限。
　儘管如此，網民就算在一個月里看了10篇文章，想繼續看其他文章，但不想付費的話，還是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免費看更多文章。
　一般而言，如果你的朋友給你發一條《紐約時報》文章的鏈接，你點擊閱讀，該報網站的“cookies”（數碼存根）就會開始記錄你的資料，扣除你一篇文章的額度，接下來你只可在該報網站免費閱讀9篇文章。
　但是如果有人把該報網站的文章鏈接上載到面子書，你從面子書點擊進去閱讀，該報網站就不會扣除你免費閱讀的額度。
　除了通過社交網站鏈接，網民還有其他方法可在該報網站吃“霸王餐”。
　最簡單的方法莫過于清空瀏覽器的“cookies”，該報網站就會把你當成新用戶，讓你繼續免費閱讀另10篇文章。
　你也可以分別用辦公室電腦、家用電腦、手機等上該網站，這樣每個月可以免費閱讀30篇文章。
　這些漏洞是《紐約時報》的疏忽，還是該報故意給讀者開的一道方便之門？
設計漏洞開拓客源
　《紐約時報》“付費牆”漏洞百出，經常遭網民吐槽，許多網民還得意洋洋的教大家如何免費閱讀《紐約時報》網絡版。
　不過，行家懷疑，《紐約時報》網上的漏洞，其實是一種特殊設計。
　綜合各界分析，該報網站在牆上留下漏洞，讓不肯付費可是喜歡瀏覽該報網站的讀者，輕而易舉看到想看的內容，主要有兩個目的。
　其中一個目的是避免硬性收費，網站流量會大幅度下降，讀者群流失。再來比起強制收費，該報的做法其實是一種獎勵付費的機制。
　該報專欄作家大衛卡爾（David Carr）說過：“如果你非常喜歡我們的內容，就會打開我們的網址，掀開我們的外衣，一窺究竟。最終，你是會為我們的內容付費。”
　該報在“付費牆”開了個洞，目的是從眾多網友當中，找到肯付錢的“真正朋友”。
　目前該報的線上付費訂閱收入，已經超越在線廣告收入，證實網民其實願意為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新聞和文章付費。

多媒體報導虜讀者心(第2篇)

文：劉林李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很多傳統媒體搞電子報，不過是把報章新聞搬到網絡。 　來到網絡時代，電子報只是沿用平面報導方式呈獻新聞，並不符合這個時代的說故事方式。
　在美國，成功的新聞網站像《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所提供的資訊，都超越文字和照片報導，他們重新定義了新聞生產模式……

滑雪，對大馬人來說，是一種“奢侈”的運動。
　這種在雪地里享受速度快感的運動，看來有趣好玩，但其實是一種非常容易發生意外，造成身體傷害的運動。
　另外，滑雪時隨時可能遇到雪崩，要是被崩塌及快速滑動的雪堆淹沒，一般而言，半小時內沒有獲救的話，生存希望就會很渺茫。
　在歐洲、美國的滑雪勝地，雪崩吞噬滑雪者的意外時有所聞，對滑雪者是嚴重的威脅。
　去年12月，《紐約時報》作者大衛布蘭奇（David Branch）以專題報導方式，把一起發生在美國華盛頓州喀斯開山脈的大災難，重現在媒體。
　這個名為《雪崩：特納爾溪事故》的專題，于今年4月獲得美國新聞界最高獎項普立茲專題報導獎。
生動的講故事方式
　《雪崩》活用網絡時代的講故事手法，除了文字和照片，還結合採訪視頻、幻燈片和3D圖表等，把滑雪者罹難過程、生還者訪談、事發現場通話記錄、雪崩科學原理、滑雪運動資料、知名滑雪家傳記等，製造成生動、充滿感官效果的多媒體專題。
　《紐約時報》選擇先在網絡推出《雪崩》，過后才刊登在報紙上，成功引起話題，一週之內，就吸引290萬名訪客。
　現在，《雪崩》已經成為美國媒體中一個熱門的“動詞”，它意味著一種創新、轟動、成功的報導模式。
　《紐約時報》執行主編吉爾阿布拉姆森說：“現在人人都想‘雪崩’，每天，每個編輯都如此。”
　有人說《紐約時報》重新定義現代新聞生產模式，創造了一種適合網絡、手機和平板電腦觀賞的新聞。
　這種有深度、記錄片式又生動的講故事方式，打破了報紙、廣播、電視的界線，真正迎來一個“全媒體”的年代。
隨時點擊暢心內容
　《紐約時報》于1996年就成立網站，不過有10年時間，他們只是把報紙的內容，稍微修改一下，轉換成數碼版本。
　電子報對他們來說只是大勢所趨，他們並沒有投入太多心思在這塊，大概也沒有想過，報紙有一天可能會死去，他們需要寄居網絡存活下去。
　一直到2007年8月，他們終于決定在網絡來真的，建立一個記者加程式師的編採團隊。
　從那時候起，《紐約時報》開始採用多媒體的表現形式，新聞不僅限文字報導，還有視頻、音頻，以及集合以上多種呈現方式的報導。
　去年10月，珊蒂颶風（Storm Sandy）襲擊美國紐約市，《紐約時報》編採人員靈機一動，直接在自家大樓擺一部攝像機，把視頻上載到新聞網站，網民透過視頻，看到狂風如何把攝像機吹得東倒西歪，不難想像出颶風的威力。
與網民有很好互動
　該報借鑒推特等社交網站的更新功能，在網站首頁嵌入自動更新新聞的區域，時刻更新和“珊蒂”相關的新聞，還讓網民直接把照片發到網站上。
　這看起來跟電視現場新聞已經沒有多大分別，但比起電視的現場直播，新聞網站的優勢是可以跟網民有很好互動，而且新聞網站的“現場報導”，可以做到很好的分類，網民可以隨時點擊他們感興趣的內容，要是看電視的話，就無法選擇想看的內容。
　比如倫敦奧運會期間，《紐約時報》把奧運特輯內容分成新聞、日程表、集錦（Highlights)、照片、比賽成績等5大內容。
　該報在網站上呈獻比賽現場情況、成績、各國獎牌排名、運動員的新聞報導和資訊等。
　現今資訊爆炸，大家都被過多的新聞和訊息疲勞轟炸，分類服務無疑分外貼心，網民知道，登錄這個網站，可以輕鬆選擇自己想看的資訊。
多元呈獻即時新聞
　縱觀美國所有成功的新聞網站，幾乎都不是那種只是簡單把報紙新聞搬到網上的網站。
　現今新聞在網絡的傳播平台，包括個人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電子閱讀器，所以，它說故事的方法不應該還停留在文字和圖片，必須結合視頻、音頻、3D圖表等適合網絡時代的方法。
　今天，美國報紙多數要求記者寫完稿后，第一時間把新聞發到網絡，最好可以一邊寫稿一邊發稿，提供“滾輪式”新聞報導，讓不管任何時候登錄網站的網友，都可以掌握第一手情報。
　除了文字新聞，在一線記者的背后，通常都會有一個圖表中心，隨時把記者採集到的新聞，重新整理、分析，製成一目了然的互動圖表、漫畫、視頻等，發表到網上。
　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時，《紐約時報》就以一張地圖，分別以紅色和藍色來顯示美國兩大黨在各區的得票率。
　網民從地圖上可以清楚看到，哪幾個州把票投給民主黨候選人，共和黨的票又是來自哪個州？
　另外，只要在地圖上點擊，就能放大及看到更多詳細的資料。當地圖逐漸填滿，就能直接看到選舉結果。
　在過后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其他媒體機構也跟著採用這種多媒體報導方式。
　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時，許多共和黨支持者表明會倒向民主黨，把票投給奧巴馬。
　《紐約時報》在地圖上，利用紅藍線條代表兩大黨，配上動態的箭頭，讓網民清楚看到，兩黨支持者投票傾向如何變動。
編採人員條件提高
　網絡時代，新聞傳播已經完全打破界線，集文字、視頻、圖片和互動功能于一體。
　這意味著，媒體工作者必須具備“十八般武藝”，不只要能寫、能說，還要會拍攝、剪接等。
　過去，記者的工作是採訪、寫稿，編輯修改打題，印刷成報紙；網絡編輯的工作則只是用滑鼠把文章“剪”、“貼”，把圖片調整到規定像素，把標題弄得比較吸引。
　然而，當今美國許多電子報幾乎都是24小時提供最新訊息，比如奧運會、奧斯卡金像獎時，《紐約時報》都是“現場直播”各種新聞和信息。
　還有《華爾街日報》，他們的編採室，幾乎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都是亮著燈開工，分秒必爭。
　當今美國媒體，傳統編採部和網絡編採部的合作非常密切，經常會合作報導新聞，記者和網絡編輯的職責經常會重疊。
　所以，不管記者或網絡編輯，最好能夠擁有很好的新聞觸覺，同時具備編程基礎知識。
　《華爾街日報》聘請網絡編輯的要求，除了編程技術，還要有新聞素養，能夠重新組織一篇文章。
　至于記者，需要能夠在報導時，綜合各方面的訊息，善用網絡科技，把平面媒體無法呈獻的複雜訊息呈獻出來，例如使用3D製圖。

廣告收入左右生死（完結篇）

文：劉林李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美國老牌媒體轉戰網絡初嘗甜頭，網絡能夠為報業殺出一條血路嗎？ 　事實上，網絡多媒體是一種昂貴游戲，媒體來到網絡時代，依然需要靠廣告養活，但傳統媒體廣告收入卻不斷蒸發。
　目前，多數國家的報業都在削減成本，全球越來越多媒體人丟飯碗……

網絡時代，新聞傳播方式，集合文字、視頻、圖片、動畫和互動功能等，也許已是大勢所趨。
　美國《紐約時報》打造的《雪崩》專題報導，讓大家見識到一種新的新聞生產模式。
　《雪崩》式的報導與呈獻方式，會不會成為新聞網站未來呈獻新聞的樣板？
　相信沒有人會質疑《雪崩》是個好專題，但它同時也是奢侈的大製作，很難成為新聞網站的常規內容。
　據說，《雪崩》是由一支11人組成的團隊，花了6個月時間制作，制作費高達25萬美金（約77萬3628令吉）。
　行內人認為，這種報導模式難以複製，不管金錢成本，還是技術層面都太高。
　另外，《雪崩》創下的高點擊率，可能是出于網民的好奇心，還有社交網站上的討論、媒體評論引起的效應。
廣告收入是大問題
　如果不斷複製這種模式，受眾很快就會失去新鮮感，再說，這種感官式報導，跟好萊塢大制作一樣，很快會讓人視覺疲勞。
　所以行內人認為，這不會是《紐約時報》未來的出路，也不會是新聞業未來的出路。
　最大的問題是，《紐約時報》就算創出《雪崩》神話，還是無法靠廣告收入抵消投入的製作成本。
　廣告收入是目前《紐約時報》面對的最大問題。
　儘管他們的網站好評如潮，但是現在的廣告收入，遠不及印刷時代。
　美國傳統媒體，過去80%收入來自廣告收入，剩下的才是來自訂閱業務。
　目前，《紐約時報》線上跟印刷版的訂閱收入，已經超越廣告收入，但該報仍然需要靠削減預算及裁員維持營運。
　這也是傳統媒體轉戰網絡普遍面對的困境，廣告商在網絡打廣告，往往都會先想到谷歌和面子書，甚少會選擇傳統新聞媒體。
壹傳媒亞洲開先河
　說到媒體轉型，亞洲媒體當中，香港黎智英創辦的壹傳媒要屬先驅。
　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是香港最早搞電子報的報社之一，1998年已經提供線上服務，2001年7月起開始線上收費。
　2008年，該報推出蘋果動新聞，用影像和公仔報導新聞，在新聞網站開創新的呈獻新聞方式。
　動新聞把社會新聞、意外新聞、娛樂新聞，甚至乏味的財經新聞，製成影像，用說故事的方式播報。
　除了現場採訪報導，動新聞還用3D動畫，鉅細靡遺“重演”新聞發生過程，包括性侵犯、暴力、凶殺罪案場面的細節。
　這種傳播模式，雖稱不上首創，一些歷史紀錄片就曾用過類手法和技術來記實，然而在新聞傳播來說，這是一種大膽嘗試，讓同行大開眼界。
　只是動新聞經常以“性侵犯”、“性擾攘”、“家庭暴力”等社會犯罪說事，突出“腥色羶 ”，也引起民眾的爭議。
　動新聞穿插3D動畫和故事情節報新聞，這種“演出”虛虛實實，動搖新聞真實性的根基，被認為已經背離新聞專業，充其量是一種披著新聞外衣，販賣色情暴力的產品。
　不管怎樣，在報業面對網絡嚴苛挑戰的時代，壹傳媒靠動新聞，走出一條轉型之路。
動新聞助報業重生？
　動新聞推出將近5年，黎智英對它依然信心滿滿，認為壹傳媒可以靠它走出報業寒冬，成功轉型。
　他說：“很多人認為報紙雜誌已是夕陽產業，但我們不是賣“報紙”，而是賣“新聞”，所以，壹傳媒要盡快將報紙轉型，未來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讓紙媒數碼化，將文字轉成影像。”
　這種影像新聞，能否成為其他傳統媒體借鏡，作為他們在網絡生存的“救命仙丹”？
　其實，動新聞的製作、動用的動畫團隊，相當于一些專業製作動畫影片的公司。
　製作動畫是一種浩大工程，一定要有自己的專業團隊，成本非常高。
　壹傳媒為此特別成立一家動畫有限公司，動畫團隊養兵、練兵一年半，製作過無數實驗品，才讓第一支動新聞正式登場。
　再說，動新聞是壹傳媒因應網絡時代開創的產品，屬于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模式”，對其他傳統媒體來說，也許難以複製。
媒體人前途無亮？
　美國就業網站“CareerCast”最近公佈本年度美國最差工作排行榜，記者“名列榜首”，比伐木工人還慘。
　一直以來，這個排行榜以收入、工作前景、工作環境和壓力為指標，為美國各種職業排名。
　今年排行榜排名全美第二差的工作是伐木工人，理由顯而易見，伐木工作環境危險，工人可能因為意外嚴重受傷。
　但是素有“無冕皇帝”之稱的記者，為何會淪為全美第一差工作？
　媒體工作截稿時間緊迫、工作壓力大，而且隨時可能需要到惡劣環境採訪，這些媒體人從入行那天就應該心知肚明，照理說沒什么好抱怨。
　但是，相較于其他高壓高風險的行業，記者薪水低，尤其近年報業萎縮，前景更是一片漆黑，很多記者都擔心自己飯碗不保。
　“CareerCast”2011年公佈的排行榜，記者在200分最佳工作中，僅排名第188名，去年滑落到195名，今年更是成為倒數第一名。
　從2000年到今天，美國報章的編採人員總數下跌30%。
　其他國家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去年10月，台灣壹媒體集團大規模裁員，解雇504人。
　根據歐洲議會公佈的數據，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從2008年到2012年，歐洲就有1萬2353位記者失業。
　其他國際大牌媒體像英國廣播公司（BBC)、湯森路透集團，都是動輒就裁掉數百甚至數千位職員。
　看來不只美國，不管哪個國家，媒體人的未來都相當暗淡。
先保品質再談改革
　最近幾年，全球多家媒體靠裁員“救亡”，希望精兵簡政，推行變革，然而，許多媒體過度裁員導致新聞品質下降，反而導致讀者流失，讓媒體業雪上加霜。
　美國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3月公佈《新聞媒體狀況》報告顯示，三分之一的美國成人放棄報紙和電視新聞來源，理由是這些媒體沒有他們想看的新聞，提供的訊息不完整。
　以美國有線新聞網CNN來說，眾所皆知，它的賣點是“全天候滾動新聞”，但是，從早到晚提供現場新聞，需要很高的營運和人力成本。
　這家媒體近年大幅削減人手，因而很難對一些新聞進行深度報導，現在該台的許多現場報導，不過是記者把場景敘述一遍，已經無法做到深入調查和分析報導。
　在最近發生的波士頓爆炸案中，CNN以及美國多家傳統媒體，為了搶發消息，更是擺了個大烏龍，誤傳警方已逮捕爆炸案嫌疑人。
　不管傳統媒體時代還是網絡媒體時代，媒體還是必須先提供有品質的新聞，才有條件談其它方面的變革。

亂世自保不談人性文明

文：張家揚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美國人緊抱鎗械不放，強烈反對總統奧巴馬加強管制槍械。 　馬來西亞嚴管槍械，我們難以理解美國人對持槍自由的堅持與想法。
　一位經歷戰亂的波斯尼亞人，或許可解釋這點。
　且聽他的精彩分享亂世保身術……

不要說美國離我們太遠，不要說美國人的擁槍情意結跟我們丁點兒關係都沒有，當處于亂世中，人性與文明被放一邊，最原始的獸性啟動，放諸世界各地皆準。
　前不久，美國生還者網站執行編輯Joe Marshall 在PHOTOS.COM網站上載一篇文章“在地獄的一年”。
　他曾經數次在網上看過這篇文章，也試過要找出故事源頭而失敗。故事經過雙重翻譯，從當事人的原始語言，由蘇聯翻譯員翻譯成法文，再由法文翻譯成英文，來源不可考。
　然而，他說，即使無法核實故事的真實性，這篇文章都值得一讀。
　波斯尼亞戰亂，爆發于1992，距今已有20年，然而，縱使過了20年，有些東西，例如戰爭的恐怖、人性在嚴峻環境下的考驗，是不會因翻譯、歲月流逝、以及找不到故事源頭而退色的……
在地獄的一年…　
　我們姑且給說故事的主人翁一個名字──阿當。
　阿當的開場白是這樣的：
　我來自波斯尼亞，在1992年至1995年間，那裡是地獄。長達一年，我住在一個6000人口的城鎮裡，沒有水電、汽油、醫療輔助、保安民防、配送服務，傳統的服務或任何形式的管治。
　我住的城鎮被軍隊封鎖，城裡的生活糟透了，沒有軍隊或警察，只能自己組織武裝團體來保護家園。
　一開始時，只是少數人有充分準備，大部分鄰里家庭只有數天糧食，一些人有手鎗，只有少數人有AK-47步鎗或獵槍。
　一兩個月后，一些搶匪幫派開始出現，摧毀一切。他們把醫院變成屠宰場。市裡已沒有警察，80巴仙的醫院職員已離開。
　我算幸運，當時，我家裡成員多，15人住在一間大房子裡，有6枝鎗、AKs三枝步鎗，我們大部分人得以倖存。
　每十天，美國會在被封鎖的城市投下救濟品，但數量永遠不夠，畢竟只有少數家庭擁有庭院。約三個月后，有人死于饑餓和寒冷的流言開始傳播開來。
　沒有電源供煮食與暖氣，只消兩個月，市鎮公園的樹都被砍光來當燃料，過后人們再燒任何能燒的東西。我們從廢棄的房子拆除了所有的門及窗框，並挖開地板，以這些木生火取暖。
　許多人死于疾病，特別是水源引起的疾病。我家中有兩個人也死于此。我們主要喝雨水、吃鴿子，甚至老鼠。
大家結伙自保…
　很快的，錢幣失去價值，我們回到以物易物的時代。例如一個罐頭食品，可以換取一個女人的性服務，大多數出賣肉體的女人是走投無路的母親。
　武器、彈藥、蜡燭、打火機、抗生素、汽油、電池和食品是搶手貨，為了獲得這些物品，我們像動物一樣打鬥。一切都變了，在這種極端情況下，男人變成了怪物。
　人數就是力量，獨居的男人，即使擁有武器，被殺與被搶只是遲早的事。
　現實經驗讓我及家人學會了充分的準備，我擁有精良的武器，面對未來任何可能發生的事。
　我的經驗是：你不能單單靠自己。不要與家人分開；要一起作好準備，並且選擇可信任的朋友。
沒有好壞人之分
　對于如何在一個危機四伏的城市行走，阿當經驗豐富。他說：
　這個城市的社區沿街劃分。我們那條街有15至20間房子，我們安排每周有5個人巡邏，以防備武裝團體或敵人。
　所有的物物交換于街上完成。5公里之外是商業街，那兒一切井然有序，但是，由于有狙擊手，要去那兒太危險了。而且，途中也可能碰上土匪搶劫。我只到過那條街兩次，都是為了一些罕有及重要物品，例如抗生素之類藥物，才甘冒這個險。
　城鎮裡沒人駕車，街道上堆滿殘骸及廢棄的車子，汽油賣得很貴，如果有人需要去哪兒，他只能在晚上去。即不可一個人單獨行動，也不宜一大堆人出動，兩個到三個人一起行動就好。每個人都要佩帶武器，行動要快速，在廢墟中及影子的掩飾下走過街道，而非在空曠的街心中行走。
　有人以10至15個健壯男人組成一伙，有者甚至多達50人一伙。但也有許多普通人，如你我、父親與祖父一起合作，殺人搶劫。人已經沒有“好人”與“壞人”之分，大多數人處于中間，並且已作最壞的打算。
解決問題技能珍貴
　我們沒有近郊或郊區農場，敵人位于近郊，我們是被包圍的。即使是在城鎮裡，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敵人是誰，位于何處。
　我有一罐煤氣，但我並沒有拿來生火，它太昂貴了。我給它裝了一個自制的噴嘴，替人填滿空打火機來換取一罐食物或一枝蜡燭。
　我是一名輔助醫療人員，我的醫藥知識就是我的財富。擁有好奇心及技術熟練，懂得解決問題把東西修理好的能力也很重要，它甚至比黃金還更有價值。
　用具和用品將不可避免地耗盡，但你的技能將能餵飽你。例如我的鄰居懂得如何做煤油燈，他就不曾挨餓。
槍械比任何物品重要
　經此一役，阿當對可能的突發事件已有充分的準備，他囤夠六個月的糧、衛生物品及電池，並擁有武器。
　除了所居住的安全小組屋外，他在離家5公里外的鄉村也有間可充作庇護所的房子。
　他悲觀地相信，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夕間瓦解，他相信自己的直覺，多過親友政客們的安慰話語。
　“我有力量做任何需要的事情以保護我家人。當（治安等）崩解時，你必須準備做‘壞’事，來使你的孩子存活及保護你家人。”
　他認為，在戰亂中，宜選擇最簡單的武器來自保，當時波斯尼亞沒有嚴格的槍械管制，他把家中所有金器都拿去兌換鎗火。他擁有4把槍，以及2000發子彈。“我的忠告是：（在那種情況下）你首先需要鎗彈，其次，才是其他東西。”
囤積小物件方便物易物
　針對應囤積的物品，他指出，食物、衛生用品、電池、蓄能器、能良好保存的酒精、小件方便交易的物件（如刀、打火機、打火石、肥皂及最便宜的威士忌酒）。
　“許多人死于衛生問題，因此，你需要大量囤積簡單物件，如為數眾多的垃圾袋、廁紙和即用即丟杯碟。這些東西我們完全沒有，所以我知道它們有多重要。”他們沒有廁紙，只能以鐵鍬挖洞來解決大便問題，並以雨水沖洗。
　“對我來說，準備衛生用品比準備食物來得重要，你可以射殺鴿子來吃，也可以找植物來吃，但你可找不到或射殺不到任何消毒劑。”
　他的衛生用品清單包括消毒劑、洗滌劑、漂白劑、肥皂、手套與面罩。而個人也必須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術，如清洗傷口和處理燒傷。“或許你可找到一位醫生，但你卻沒有能力支付他。”
　他鼓勵人們學習使用及囤積抗生素。
　“你必須擁有小件、不易發現的物件，一個發電機很好，但1000個打火機更強，發電機容易引人矚目，1000個打火機更為精簡、便宜及容易拿來交易。”香煙也是易收藏易交易的物品。
　還有就是儲水工具，他們將雨水收集到4個大桶裡，供飲用洗滌。離他家不遠有條小河，但河水很快就變得很髒。　
　“有時，我以武器換取食物，數周后再以食物換取武器，其中一個交易守則就是不要在家中進行，也不要大數量交換，這是避免讓人知曉你家中藏有什么。最重要的事，就是在空間和金錢允許下，收集越多東西越好。”
隨時處于備戰狀態
　亂世中，保安是一大頭痛問題，在炮火中，阿當家窗口都破了，屋頂也狼狽不堪，他們用沙袋和石頭把所有的窗戶都封死。“我用廢墟殘骸和垃圾把籬笆門 堵死，改用梯子翻牆而出。當我回家時，則叫家裡人把梯子遞給我。我們街上有個伙伴更是完全把家封閉起來，再在牆上罊個洞，通過鄰家的廢墟進出。”
　或許這看起來很怪異，但是，事實就是：保護得最周全的房子卻是最先被洗劫一空及破壞的。人們最先攻擊那些漂亮的房子。因此，最好就是把家弄得越不起眼越好。
　“任何時候，我家中至少都會有5位家庭成員處于備戰狀態，還有一位成員在街道上，藏匿著觀察街道。我們整天呆在家以避開狙擊手的槍火，在白天，街道是空的，出門打探消息是危險的，而我們沒有資訊，沒有收音機或電視廣播，有的只是傳言。”
　“每個男人都要打鬥，我們沒得選擇，必須武裝起來保護自己。身上名貴優質的東西，包括好看的武器，都可能引人垂涎，進而招惹殺身之禍。”

呼吁無障礙

肢體無礙環境才是障礙(第1篇)

26 May 2013

報導：涂素燕　
攝影：張智玟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這個社會對殘疾朋友來說，到處是牆。 　殘疾朋友從成長過程到踏入社會，上學、工作、旅游休閒，都面對一道又一道的牆。
　肢體或生理障礙，不是殘疾人士參與社會的障礙，環境的障礙才是變相隔絕他們參與社會的癥結……

第13屆大選之前，各政黨均許下各種美麗承諾，卻有殘疾團體控訴，這個國家勾勒的美麗圖像里面沒有他們。
　其中“殘障人士崛起組織”控訴，政治人物不重視殘疾人士課題，沒有照顧殘疾人士的福利。
　在我國，長久以來，殘疾人士面對的問題，不只是肢體的限制，而是“殘疾”的環境。
　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殘疾人士因為公共設施的障礙和社會觀念缺陷，長期被社會變相隔離。
　Say IT網絡公司創辦人黃世凌，是一位肌肉萎縮症患者，需要依靠電動輪椅活動。
　他說：“我到台灣旅遊時，到處可以看到殘疾人士出遊活動，但是本地的殘疾人士通常很少外出，不是因為台灣殘疾人士特別多，而是他們的公共設備對殘疾人士比較友善。”
　我國早在1993年，就修訂法案規定國內所有建築物，包括新建的建築物和已經建峻的建築物，都必須建設殘疾人適用的設施。
　可是我們留意身邊的建築物，是否所有建築物都達到標準？
　先說公共建築物就好，很多學校、學院這些教育場所，就沒有提供殘疾人士設施，導致許多殘疾小朋友因而失去接受完整教育的機會。
成為社會弱勢族群
　美門就業與福利主任潘銀珠表示，許多肢體殘障的孩子，因為學校沒有殘疾人設施，往往上完小學，中學就輟學。
　“很多殘疾人士小學時是家長抱他們上學，隨著年紀增長體重增加，家長抱不動了，只好讓他們輟學。”
　一些學校因為不想麻煩，甚至拒絕錄取殘疾學生，剝奪他們上學的權利。
　“我是后天殘障，但我的副校長和老師很好，他們勸我繼續上學，把課室安排樓下，並借出教員廁所給我用，我才能繼續上學。”
　可是她上學院時，面對很多環境障礙，向校方爭取改善，卻沒有得到回應，需要靠自己克服重重環境問題。
　例如學院沒有適合輪椅使用者使用的廁所，所以在學院時她都盡量不喝水，儘管如此，還是經常要忍尿。
　教育機會的限制和環境的障礙，直接影響殘疾人士日后的就業及社交活動，使他們成為社會弱勢的一群。
　這種問題一環扣一環，給殘疾人士跟社會之間築起一道又一道的高牆。
無法享平等就業機會
　我國大部分殘疾人士，都無法跟非殘疾人士一樣享有平等就業機會。
　潘銀珠說，一些殘疾人士因為生理或心理障礙程度嚴重，不適合工作。許多殘疾人士也因為個別生理或心理障礙程度，能夠從事的行業有限。
　最大問題就是前文提到的教育機會，我們的社會有許多殘疾人士，因為教育程度低，沒有特別技能，很難找到工作，她指出，這類殘疾人士需要先接受培訓才能投入職場。
　但是，他們就算成功找到工作，也只能從事一些工資較低的行業，一個月900令吉、1000令吉薪水，在一些高消費的地區，可能不足以負擔房子租金、交通費、膳食費等基本開銷，很難生存。
　更殘酷的是，殘疾人士就算跟非殘疾人士有同等資格，尋找工作時也不能跟非殘疾人士一樣得到同等對待。
　黃世凌有位殘疾朋友，學院畢業以后找工作，在電話里跟對方暢談甚歡，但一提到自己是殘疾人士，對方就沒有下文。
　“一些企業就算願意聘請殘疾人士工作，也會開出很多條件，比如只是聘請障礙程度比較低的殘疾人士。”
工作環境充滿障礙
　世凌發現，許多殘疾人士本身就算有高學歷，但是在面試工作時，也不敢像非殘疾人士那樣跟雇主談薪資福利。
　“許多雇主在雇用殘疾人士時，有一種心態，我給你一份工作已經不錯了，而不是看這位員工的能力，平等對待他。”
　還有一些情況，一些殘疾人士即使可以勝任一些工作，但工作環境充滿障礙，也會讓他們無法上班。
　有位中風后癱軟的經理，雖然有能力繼續工作，但是因為辦公室在二樓，所以無法上班。
　類似情形，是人的障礙，還是環境的障礙？所以有人指殘障的“障”，指的非殘疾人士本身的“障礙”，而是外在環境不利條件構成的“障礙”。
　潘銀珠說，儘管政府提供聘請殘障人士的私人企業稅收優惠，不過，目前只有一些知名連鎖企業、著名酒店，長期招聘殘障人士工作，一般企業很少招聘殘障人士。
　“許多殘障人士就業以后，在工作崗位上也會面對很多問題，比如人際關系、同事之間的配合等問題，很難持久做一份工作。”
美門培訓及提供就業機會
　美門殘障關懷基金會，從1990年代中期，就成立職訓中心，提供殘疾同胞職業培訓，及協助他們投入社會。
　除了內部提供就業機會，及成立教育中心、藝術中心、關懷中心等，以各種方式協助殘疾人士參與社會，自2005年以來，它也充當雇主和殘疾人士之間的橋樑，提供殘疾人士和企業就業配對、在職支援及輔導等服務。
　雇主跟求職的殘疾人士，只要分別向美門登記職位空缺及求職需求，美門就會根據雇主的要求，以及求職殘疾人士的需求，為雙方配對。
　潘銀珠表示，殘疾人士靠自己找工作非常困難，通過這樣的配對成功率比較高。
　“我本身也是殘疾人士，比較能夠理解殘疾人士對工作環境的需求。”
　去年2月起，美門聯合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拉曼學院和Say IT網絡公司，推出www.okujobs.com.my網站，方便尋找工作的殘疾人士和有意聘請殘疾同胞的公司，登記本身資料。
殘疾人士依組別分類
　我國根據殘疾人士生理功能障礙，把他們區分為數個組別，分別為：聽覺障礙人士、語言功能障礙人士、視覺功能障礙人士、肢體殘障人士、學習功能殘障人士、精神障礙人士及多重障礙人士。
　根據潘銀珠的觀察，目前最難找到工作的殘疾人士，包括全盲的視障者、自閉症患者、學習功能障礙者及有精神疾病的人。
　“其中自閉症患者、學習功能障礙者，很難跟別人溝通，雇主也很難理解他們。”
　精神疾病患者普遍上面對社會異樣眼光，很多雇主對精神疾病不理解，多數不願意聘請精神疾病患者工作。
　還有許多殘疾人士是后天殘障，除了必須克服生理障礙，往往也面對很大心理障礙，“如果年紀又大了，找工作會更難。”
　通過美門尋找工作的，還包括一些中風人士，“他們當中有些是經理、專業人士等高等知識分子，但是中風后因為心理障礙，不容易繼續出來工作。”
環境限制殘疾者就業
　企業有意聘請殘疾人士工作，向美門或到www.okujobs.com.my網站登記后，美門的代表或“就業輔導員”會到該企業實地考察，確認公司地點環境是否適合殘疾人士就業。
　潘銀珠表示：“許多登記聘請殘疾人士的公司，環境其實並不適合殘疾人士上班。”
　比如一些公司是雙層建築物，卻沒有電梯，輪椅使用者就不可能在這些公司上班。
　一些地點偏遠的公司，附近要是沒有公共交通，視障者或沒有交通工具的輪椅使用者，也不方便上下班。
　她說：“只要辦公室位于底層，沒有梯級，就算高樓建築但有電梯，以及只要有空間較大的廁所，就能符合輪椅使用者的需求。”
　如果公司硬體設施可以配合殘疾人士的需求，美門會引荐求職的殘障人士跟雇主面試。
　殘疾人士受聘以后，“就業輔導員”會為他們及雇主提供在職支援，“包括幫助殘疾人士勝任他們的工作、調解他們跟雇主跟同事之間的問題。”
就業輔導員任重道遠
　在日本、美國，為殘疾人士指派“就業輔導員”（Job Coach)，為殘疾人士和雇主提供支援的制度行之有年。
　這種制度已經發展出一套完善的系統和指南，成功為殘疾人士和雇主調解許多工作及人事問題。
　近年，我國福利部與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攜手推行這項計劃，從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中挑出代表，派送到日本接受訓練，成為“就業輔導員”。
　潘銀珠本身就是一位合格的“職業輔導員”，曾經到日本接受訓練。
　她的職責，除了協助殘疾人士尋找工作，還會繼續跟進他們的就業狀況，並針對他們或雇主面對的問題，給予全面支援。
　還沒有接受“職業輔導員”培訓之前，她只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去調解殘疾人士和雇主之間的問題，但往往遇到很多棘手問題，無計可施。
　她指出，這項計劃推行后，確實幫到許多殘疾者成功就業，最重要的是，成功協助殘疾人士和雇主解決許多問題，讓殘疾人士可以持續留在同一工作崗位。

執教鞭視障不是負擔(第2篇)

報導：涂素燕　
攝影：練國偉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除了充滿障礙的空間，把殘疾朋友跟社會隔離，一般人和殘疾人士之間築起的心牆，也是殘疾朋友無法參與社會的障礙。 　中學教師楊國順是位視障者，他覺得很多時候，企業不聘請殘疾人士工作，是因為不了解殘疾人士的狀況和能力，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跟殘疾人士相處……

殘疾人士的世界跟一般人的世界一樣，當中有熱愛學習、有創意、運動細胞好、社交型的人，也有內向、不喜歡學術理論、討厭運動的人。
　如果讓殘疾人士跟一般人站在同一起跑點，享有平等接受教育及就業的機會，他們一樣可以發揮自己的所長。
　楊國順是位失明人士，從蘇丹依德利斯師範大學畢業后，就在吉隆坡一所中學執教鞭。
　在他執教的學校，只有他一位失明人士，“我們學校的校長，副校長都明白我的能力，同事也樂意協助我，校長和副校長經常鼓勵我，學校需要我的存在。”
　可是他另一位視障朋友，在其他學校執教，該校的校長卻視他為一種負擔。
和學生一起合作教學
　“失明人士尤其像我是全盲的，教書肯定有一定的挑戰性。”但以他本身的經驗，學生基本都滿意他的表現，不會覺得老師是視障者對教學有何影響。
　倒是他自己，必須克服許多工作上的不便，我國的學生目前還是手寫作業，他無法通過語音電腦批改作業，需要通過義工為他念出作業內容以便批改。
　每個星期有一天到兩天，他會帶著作業到十五碑盲人協會，跟義工一起批改作業。“如果是選擇題，我通常會請高年級的同學幫忙批改。”
　我國學校還未實行電腦教學或投影機教學，他目前用點字教材教書。
　“如果是一些圖表、地圖，我一般會找班上一些同學幫忙畫，跟學生一起合作教學。”
互相輔助組成社會
　許多殘疾人士的生活跟一般人沒有兩樣，以視障者來說，他們多數可以照顧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地方進出自如。
　但是因為視覺的限制，他們也會有需要他人協助的地方，楊國順說：“失明人士不管多么自立，都有需要人家協助的時候。”
　他說，平時在學校會議填寫一些表格，就需要同事代寫，有時學生的作業簿混在一起，也需要其他同事幫他整理好。
　“午餐時在食堂拿飯菜，如果亂撈很不衛生，所以每次就看有哪位同事在場，請他們幫忙。”
　還有等候巴士的時候，視障者無法知道巴士的號碼，需要旁人告訴他們；巴士到站時他們無法知道，通常都會問身邊的人或巴士司機。
　“好像去到南湖鎮巴士站，雖然建築物里有導盲線可以引導我們到櫃台前，但是我們不知道哪一個是自己要去的櫃台，一定要問人。”
　這種情況就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去到陌生的地方迷路，需要人家幫助一樣，周圍的人只要抱著平常心給予他們協助就好。
　他覺得我們的社會還算有人情味，多數時候都有人願意對殘疾人士伸出援手。
　出生時就沒有手腳，以自身成長經歷寫成《五體不滿足》而成為家喻戶曉的日本作者乙武洋匡曾說，這個社會里每個人都是一片拼圖，很多拼圖才能構成一個社會。
　每片拼圖都有凸出來和凹進去的地方，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凹進去的部分，可以藉別人凸出來部分幫助達成。
　一般人也有擅長的事和不擅長的事，做得到的事和做不到的事，大家都是互相輔助，組成一個社會。
鮮少接觸造成隔閡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殘疾人士，你會上前幫忙，還是視若無睹？
　有時候公眾人士不願意接觸殘疾人士，未必只是因為冷漠，而是不懂怎樣幫助他們或如何跟他們相處。
　我們的社會，長期以來忽視“傷健共融”的理念（“傷健”意指傷殘與健全人士），輪椅使用者黃世凌表示，平時一般人很少會接觸殘疾人士。
　他說，殘疾人士在工作場所，很難跟人打成一片，有時候是雙方的問題。
　一些殘疾人士本身有心理障礙，可能很難打開心房接受其他人，“很多人也不懂得如何跟殘疾人士相處，擔心傷害對方的自尊心，所以，很多時候，在職場上，雙方都會保持一定的距離。”
　楊國順也覺得殘疾人士跟一般人很少接觸，原因是雙方都不了解對方。
　他建議學校可以在團體活動中，增加“傷健共融”的團體活動，讓學生從小就有機會接觸各種組別的殘疾人士，了解殘疾人士的生活，改變社會大眾對殘疾人士的負面印象。
　“有時候也不能只怪社會不理解殘疾人士，我也遇過殘疾的老師，總是以肢體障礙作為藉口，不願意好好工作，讓校長覺得殘疾人士不能勝任教書的工作，破壞了殘疾人士的形象。”
　他認為，殘疾人士應該好好把握工作機會，盡責做好本分。
學習融入正常社會
　不只是一般人需要了解殘疾人士的需求，打破彼此之間的隔閡，殘疾人士也需要機會學習融入社會，跟一般人相處。
　楊國順認為，許多殘疾人士小學時可能需要上特殊學校，可是中學后如果學習程度沒有問題，最好能夠進入附有特殊教育班的普通學校，因為他們也需要跟同學相處。
　其實，視障者可以在一般學校就讀，不需要太多特別輔具或器材。
　他中學時就讀檳城再那阿比汀中學（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Haji Zainul Abidin），學校設有視障學生融合課程，一直以來，他都是跟同學上課，在學業上一起競爭。
　而同學已經習慣跟視障者一起相處，從來沒有發生欺壓這類不愉快的事情。
　他中學時，是由學校輔助的老師，把作業和考卷使用打字機打成點字，他完成的功課和考卷，再由輔助老師翻譯成一般語言，交給教授該科目的老師批改。
　上到大學就可以選擇盲用電腦，更方便整理筆記和做功課，並不需要輔助老師協助，遇到一些困難，多數是請同學幫忙。
　大學時只需要為視障者準備小房間，方便他們考試或做功課即可。
　視障不是阻撓一個人學習、升學的障礙，在我國有許多視障者，都能夠順利接受高等教育，只擔心學校不了解他們的狀況，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機會。
讓學生學習互愛互助
　楊國順在學校里，學生對他相當熱情，上課之前，經常會到辦公室“接”老師到課室，下課時也會“送”老師到辦公室。
　他在熟悉的環境其實“健步如飛”，不過他一般不會辜負學生的一番貼心。
　他笑說：“一些學生可能是因為同情心，一些可能是因為在課室里呆悶了，想趁機出來走走。”
　他把這當成一種機會，讓他們學習如何協助殘疾人士，希望他們養成這種習慣，在外面看到殘疾人士，也可以很自然地協助他們。
　他希望自己至少可以影響學生對殘疾人士有一種正面的看法，“他們有一天離開學校以后，想起自己有位老師是視障者，也一樣可以教書、就業，而平等對待其他殘疾人士。”
　教育，除了學術以外，應該包括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互愛互助、待人處事等範疇，他跟學生的互動相處，就是一種很好的社會化學習。

要自強開創新生活(第3篇)

報導：涂素燕　
攝影：覃福榮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在一些視障教育辦得較好的國家如美國、芬蘭，許多視障者可以順利完成高等教育，投身各種專業領域，例如律師、作家、教師、工程師、電腦程式設計師等。 　在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視障者，比例不是很高，大部分視障者依然面對很大就業困難……

視障者楊國順認為，相較于其他殘疾人士，視障者，尤其是全盲人士，最難找到工作。
　他認識一些視障者，擁有碩士、博士學位，可是很難發揮自己的專長。
　“輪椅使用者只要在無障礙空間就可以從事各種行業，弱視的人也可以通過一些輔具，從事文書、行政工作，可是全盲的人，有許多東西做不到。”
　大部分的視障者，目前都是從事按摩行業。儘管如此，他鼓勵視障者，不要放棄升學的機會，如果有學歷文憑，至少有較多出路和選擇。
　PB按摩中心老板李成就，是我國盲人按摩中心的創始人。
　1983年，他跟師父聯手開辦全馬第一家盲人按摩中心，成功為盲人開闢一條就業和創業之路。
可以獨自勝任工作
　他說：“目前90%盲人從事這個行業，盲人技職培訓中心的學員，大部分都是選擇按摩課程。”
　他認為，按摩確實是最適合盲人的一種行業，盲人不需要旁人協助，可以獨自勝任。
　“一些小規模的按摩院，完全不需要聘請非盲人工作，可以靠自己經營，當然大規模的按摩院，還是需要聘請非盲人打理一些業務。”
　目前很多盲人靠當按摩師維持生計，他中心許多按摩師，都是夫妻檔，靠兩個人的薪水，養活一個小家庭不是問題。
　但他強調：“按摩師需要靠自己的努力，願意打拼，才能有更好的生活，盲人中也有勤勞和懶散的人，懶散的人不管在哪個行業都很難生存。”
學習按摩自力更生
　李成就21歲雙眼失明后，到柯尼盲人訓練中心接受技職培訓，選擇了學習盲人按摩。
　在日本、台灣，長久以來，盲人都是透過按摩、指壓、針灸的行業得以自力更生。
　他說：“柯尼盲人訓練中心從1973年起開辦盲人按摩課程，我的師父周鶴聲，也是一位盲人，他是首位到台灣接受按摩培訓的本地人，然后在盲人訓練中心當指導老師。”
　那個年代，我國還沒有盲人按摩中心，許多人完成按摩課程后都找不到工作。
　“很多按摩中心都不請盲人工作，那時候，盲人的就業機會很少，多數當接線員、打字員，及工廠員工。”他算是比較幸運的一位，在武吉免登一家按摩中心找到工作。
　1983年，他打算出來創業，在師父的協助之下，自己開設按摩中心。
　“我失明以后就在十五碑接受訓練，對這帶環境比較熟悉，加上當時這帶的店租比較便宜，所以決定在這里開店。”
　不過，那個年代，大部分人對按摩行業印象很差，認為這是“特種行業”，“我找了很多間店舖，一聽說我要開按摩院，店主就不肯把店舖租給我。”
　后來，他找到一間有意出售的店舖，向親朋戚友借錢，東借西湊湊夠錢，把店舖買下來，裝修一番，買了一張二手沙發擺放在招待處，買了一架二手冷氣和兩張全新的床，和師父兩個人，就開始做起生意。
　“開始的6個月里，只來了四五位客人，當時大家對盲人按摩不了解，沒有客人上門，師父說堅持下去吧！”
　現在回想，他說如果不是當時自己年輕，充滿衝勁，可能早就放棄。“加上我是運動員，運動精神講求的就是永不放棄的精神，也許是這樣，我挺了過來。”
　今天說起這一切，他對自己的成就，仍然感到很自豪。
設規則保障女員工
　李成就的按摩中心開始營業的前三年，客人很少，一直面對虧損。
　他說：“那時由師父一個人守店，我則在外推廣市場，寫信、打電話給一些協會、社團，向他們介紹盲人按摩，他們舉辦活動時，我要求他們讓我去演講，讓更多人了解什么是盲人按摩。”
　按摩中心一直開了三四年，生意才開始有點起色，陸續有越來越多客人上門。
　很多客人后來成為熟客，靠口碑行銷，口耳相傳，生意越來越好，他開始增聘許多盲人按摩師。
　坊間一般按摩院都是女按摩師服務男性，為了保護女按摩師，他為自己的按摩中心立規則，女顧客可以選擇男性或女性按摩師，但女按摩師只服務女顧客，男顧客不能選擇由女按摩師服務。
　這個不成文的行規定下來后，其他盲人按摩中心也不約而同遵守，現在所有盲人按摩中心都有這樣的規定，“這樣很多女性盲人的家人也比較放心讓她們從事按摩行業。”
自我增值提升技術
　李成就的按摩中心至今已經營將近30年，從當年只有兩個按摩床位，到今天增加到40多個床位，是十五碑規模最大，經營最成功的盲人按摩中心。
　這30年來，他不斷進修，把日本、中國、印尼、泰國的按摩技法，巧妙結合成一套完整按摩法。
　他對自己的按摩技法非常有信心，“現在我們的按摩可以說是獨一無二，對那些有運動傷害者有很大功效。”
　到今天，他依然親自為顧客按摩，許多顧客都會點名要他按摩。
　他也是盲人按摩協會主席，盲人按摩協會經常都會舉辦一些進修班、提升課程，從國外邀請講師，讓專業按摩師進修人體學、中醫基礎理論，以及提升按摩技法。
面對競爭需靠實力
　所謂“瘦田無人耕，耕開有人爭”，李成就成功經營盲人按摩中心后，1990年代，十五碑一帶盲人按摩中心如雨后春筍四處林立。
　他表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美國911事，以及沙斯等影響經濟，那幾年很多盲人按摩院生意一落千丈。”
　他說，也有許多盲人按摩院，因為手藝不精而逐漸被市場淘汰。
　“早期盲人按摩大受歡迎，很多人爭相出來開店，一些只學過一點按摩的人，看到生意好做就大膽出來開店，按摩中心當然無法持久經營。”
　近年越來越多腳底按摩、水療中心崛起，盲人按摩院面對競爭激烈，許多按摩師的生計都受到影響，只有信譽好的盲人按摩中心，及像他的按摩中心這種老字號，才抵得住這股衝擊。
　“這幾年十五碑重新包裝打造成小印度，吸引許多外國遊客到這帶遊玩，一些外國的旅遊作者也來訪問我的按摩中心，文章在網絡上宣傳，這幾年也開始有外國遊客上門。”

自修展才華創業當老板(第4篇)

報導：涂素燕
攝影：李文源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網絡科技縮短世界的距離，對患有肌肉萎縮症的黃世凌而言，科技更是打破他跟社會的藩籬。 　他靠僅能活動的右手，以滑鼠創辦自己的網絡公司，他說：“科技是上天賜給殘疾人士最好的禮物。”

生命，表面看來建立在具體肢體之上，但是肢體的物質真的是生命的全部嗎？
　來自檳城的黃世凌，患有肌肉萎縮症，目前僅剩右手手指能夠移動，他這一路走來，證實肢體的限制，囚禁不了一個充滿生命力和創造力的靈魂。
　現年34歲的他，和朋友經營著一家叫SAY IT的網絡公司，主要為客戶提供網頁設計、廣告設計、電子商務等服務。
　殘疾人士因為環境、交通、企業設備等障礙，在社會就業面對很多困難，要創業當老板更是難上加難。
　從為工廠做手工活計、在資訊科技領域當上班族、到創辦自己的網絡公司，他跨過肢體、大環境、學歷門檻等重重障礙，一步一步達成自己生命中的各個目標。
　科技資訊領域是屬于專才的天地，在這學歷至上的年代，他只上過六年小學，卻成功投入這個領域。
把握進修機會
　小學六年級畢業以后，家人因為交通問題，無法送行動不便的他上中學，他只好輟學在家，從工廠接一些手工活計。
　他很喜歡電腦科技，那個年代中文網絡不普遍，英文是網絡通用語，他勤學英文。
　他把自己做手工的薪資儲蓄起來，19歲那年，買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台電腦，認真研習程式設計。
　“電腦的書籍很貴，我一般上網搜索資料學習。”那時候我國寬頻服務不普及，他還記得上網一分鐘需要4分錢，費用很高。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正因為一直以來不斷自修，當綠野集團為殘疾人士開辦電腦資訊工藝培訓班時，他才能把握住進修的機會。
　從培訓班畢業以后，他進入企業當過上班族，三年前跟朋友一起創辦屬于自己的網絡公司，自己創業當起老板來。
感激父母堅持讓他上學
　跟黃世凌聊天很舒服自在，他年紀不大，卻經歷了很多很多，但不管說起什么，他的語氣總是非常平靜祥和。
　黃家七位兄弟姐妹當中，世凌跟其中兩位姐姐是肌肉萎縮症患症，其中一位姐姐在18歲那年去世。
　他從小不良于行，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是黃媽媽騎著腳車送他上學，抱著他進出教室。
　“學校離我們家里的距離大約15分鐘（腳車車程），有一次媽媽載我去上學時騎腳車摔倒，還好我們是摔到內側的草地，如果摔到馬路上，后果真不堪設想。”
　到了學校，他只能坐在椅子上，無法在校園範圍里活動，不能自己去上廁所，經常要忍到放學為止。
　小學五六年紀，他的身體越來越重，媽媽抱著他，乘搭學校巴士或鄰居的德士送他上學。
　他以優良成績通過小六檢定考試UPSR，可是中學離住家很遠，家人無法再送他去上學。
　“小學時，有些人看到媽媽帶我上學，諷刺她，身體都這樣了，還要去上學，難道將來可以當律師或醫生嗎？”
　媽媽不理會這些冷言冷語，繼續抱著他去學校。到今天他依然非常感激父母當年的堅持，給了他六年上學的機會。
　“雖然只上過六年學校，可是這六年的小學基礎，讓我日后能夠繼續進修語文和電腦。”
突破框框才有機會
　綠野集團的丹斯里李金友認為，資訊工藝是上天賜予殘疾人士最寶貴的一份禮物。
　該集團從2004年起創辦綠野世傳學院，給殘疾學生提供平等教育機會，讓他們通過資訊工藝培訓課程，開發個人獨特潛能。
　2005年，黃世凌從朋友哪里得知這間學院招生，從來不曾離家的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自己可以出去看看世界。
　他遊說同樣患有肌肉萎縮症的姐姐，跟他一起從檳城到吉隆坡報讀培訓課程，“當時姐姐沒有信心，她認為只要一輩子在家做手工就好，從來沒有想過可以走出家門。”
　他好不容易說服姐姐跟他一起走出來，結果報讀電腦職業培訓班，成了他和姐姐走進社會的踏腳石，讓他們一直封閉的人生，來到轉彎處。
　現在回想，他覺得以前的自己和姐姐，就像困在井里的青蛙，沒有方向，不知何去何從，以為自己永遠跳不出來。
　“真正走出社會以后，才發現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姐姐現在也覺得，只要走出來就有機會……”
擬出自傳激勵他人
　肌肉萎縮症患者，隨著年齡增長，肢體退化和無力的症狀會越來越明顯。
　黃世凌一歲時發病，小時候還能在地上爬動，到了五六年級卻必須坐輪椅。
　8年前他來吉隆坡上電腦職業培訓班時，肢體障礙程度已經很嚴重，當時媽媽陪伴他和姐姐兩人一起來上課，負責照料他們的起居住食。
　后來媽媽病倒，無法再照料他們。他參加某報館舉辦的許願活動，希望有一位介助人，協助照料他們姐弟的生活。
　許願活動實現了他們的夢想，有位善心人士贊助他們頭期錢，聘請女佣作為介助人。
　“我現在的情況是無法自己上下床、上廁所、沖涼、打理生活上各種事項。”目前是佣人在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他已有心理準備，自己有天可能全身退化無法動彈，到時他希望成為一位激勵演說者。
　他向來有到學校做一些激勵分享，“我的演說技巧可能不是很好，但我用生命在演說。”
　除了電腦科技，他從小喜歡寫作，早年經常投稿報社，文章多次刊登在報章上，他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把自己的生平寫成自傳，一圓當作家的夢想。
努力工作努力玩樂
　從資訊工藝培訓班畢業以后，黃世凌當過一陣子上班族，后來穫得一筆提供殘疾人士創業的微型貸款，跟朋友一起開辦自己的網絡公司。
　“像我們這種網絡公司，經費一般是花在基本電腦器材，還有人力成本。貸款主要是用在器材上，還有公司開始營運時，客戶比較少，需要靠貸款來給自己發工資，以及維持一些基本開銷。”
　他的公司成立兩三年來，目前有一些固定的客戶，再來就是靠口碑及朋友介紹，爭取新的客戶。
　“公司目前沒有聘請員工，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別人工作8個小時，我經常要工作12小時。”
　除了每天長時間工作，他也沒有忽視日常的休閒活動。
　休閒時間他會跟義工去泳池玩水，跟其他殘疾朋友出國旅遊、到海島度假等。
　“我每次出游都需要義工和介助人陪伴。我的肢體沒有力，無法游泳，去泳池一般是泡在水中。”
　他說，本地公共設備對殘疾人士還是有很多不便的地方，相較之下，台灣為殘疾者打造的設施，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台灣有很多專為肢體障礙者設計，具輪椅載送功能的特殊交通工具“複康巴士”，當地殘疾人士或老年人，平日不管上醫院還是出遊都很方便。
　“本地只有一家公司提供‘複康巴士’，而且只載送輪椅使用者去醫院，沒有載送出遊或戶外活動。”
　殘疾人士在本地出遊，往往面對許多障礙，導致他們很難自在享有休閒生活。但是他在義工的協助之下，到過本地許多地方遊玩，留下美好的回憶。

協助就業融入社會（完結篇）

報導：涂素燕
攝影：張智玟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腦麻痺患者因為腦部受創傷，一般會影響肢體運動功能，導致動作不協調，出現不同程度的手腳無力、僵硬，緊縮及不自主動作。 　不同傷害程度的腦麻痺患者，面對不同程度的生活自理、精細活動、溝通、社交、認知和學習障礙，往往是最容易被社會隔離在外的一群……

愛．關懷之家，是一家專于關懷殘疾人士，協助他們融入社會的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織。
　該中心總幹事林國強，根據多年以來援助殘障人士就業的經驗發現，很多腦麻痺患者，就算智力沒有問題，社會也很難接納他們，他們是最難投入職場的一群，也不容易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還有智障人士、各種程度學習障礙或身心多重殘障礙人士，都很難找到工作，是最需要工作機會的一群。
　他相信，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有自己的使命與責任，只要為他們找到適當的崗位，腦麻痺患者、智障人士等，一樣可以貢獻一己之力，打破跟社會之間的隔膜。
　“所以這幾年我特別把焦點放在這群人身上，協助他們就業。”
　愛．關懷之家于2007年成立工作坊，主要就是提供腦麻痺患者、智障人士、唐氏症患者等培訓和工作機會。
　工作坊成員，一般肢體都有嚴重障礙，能夠從事的行業有限。
從工作中找到存在價值
　我國福利部每月提供150令吉津貼給提出申請的殘疾人士，為鼓勵殘疾人士出外工作，月薪1200令吉以下的殘疾人士，可獲得多150令吉，也就是總共300令吉津貼。
　工作坊除了提供這些無法在外就業的成員工作機會，也助他們申請每月300令吉的福利基金。
　“有幾位成員，因為肢體比較弱，來到我們這里之前，連翻報紙都沒有力，但是經過訓練，現在已經能夠勝任工作。”
　他也發現，很多成員從工作中找到自我肯定和存在價值。“雖然一些成員連自己一個月拿多少薪水都不知道，但是他們很在意自己的工作，希望繼續工作。”
　他表示，自己從這幾位成員身上看到希望，從而更深信工作可以藉由身心方面，提升腦麻痺患者、智障人士的生命力。
參與社會更重要
　愛．關懷之家工作坊目前有29位成員，員工的年齡從18歲到30多歲，他們的工作主要包裝快餐店所需的餐具，及為金馬崙菜農折疊報紙。
　工作坊的成員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會在早上9點之前抵達愛．關懷之家，打好卡后準時開工。
　林國強說：“這里的工作和休息時間，跟一般公司、工廠一樣，員工需要打卡，表現論功行賞。”
　除了幾位成員體力不好，一周只上班一兩天，所有成員如有特別原因無法來上班，需要正式請假，新成員需要通過3個月試用期。
　這種有系統的工作制度，可以幫助成員培養生活自律和責任感，讓他們融入社會。
　工作坊把商家付給的酬勞，根據成員個人工作量分配給他們，並且每月津貼每位職員工100令吉，及提供他們免費早午餐。
　成員每月薪金加上津貼，及福利部提供的每月300令吉福利基金，雖然不足以維持他們的生活，但是對他們來說，參與社會及勞動的意義更為重要。
需要更多志工協助
　工作坊成員，肢體運動功能、智力情況都不一樣，適合的工作也不一樣。
　“開始時，我們接到的工作主要是包裝快餐店餐具，但對一些肢體沒力、手部不靈活的成員來說，這份工作很困難，我們后來又找到為菜農疊報紙的工作。”
　包裝快餐店餐具，有好幾個步驟，需要放進紙巾、包裝辣椒醬及甜醬，以及即棄餐具。
　一些手部緊縮的成員，無法自如應用雙手，很難把這些東西裝袋，一些嚴重學習障礙的成員，則無法記住把東西裝袋的步驟，及難以專注工作。
　“工作坊有兩位指導老師，如果成員記不住工作的步驟，老師就要一次又一次重複指導他們，及為他們檢查完成的包裝工作。”
　他說，工作坊需要更多志工協助，因為資金有限，無法聘請更多指導老師。
靠資源回收二手貨籌款
　愛．關懷之家創辦以來，以資源回收作為主要經濟來源。
　該中心通過志工，向公眾回收可循環物品，售賣給回收廠家，維持組織運作經費，不只為環保盡一分心力，同時也為部分殘疾朋友製造工作機會。
　開始推動資源回收時，該中心靠著志工挨家挨戶，向居民講解資源回收的目的，並要求居民捐獻可回收循環物品。
　目前該中心每個月都會在五個地點回收可循環物品。
　2009年4月，他們正式成立一個資源回收中心，存放回收物品，另外，他們也有專人上門回收一些大件循環物品。
　除了靠資源回收的收入作為中心經濟來源，該中心也于2012年8月，在八打靈再也SS26/8，開辦一家專賣二手物品的店鋪，名為“愛．關懷”跳蚤市場。
　林國強表示：“跳蚤市場賣的物品包括二手電器、家具、衣物、畫等，都是一些公眾人士捐贈的物品。”
　開辦二手物品店鋪，除了鼓勵顧客貫徹資源回收的環保理念，顧客在購買二手物品的同時，也是對愛．關懷中心的殘疾人士，做出實際支持行動。
　他最大的期望，是有一天中心能夠靠資源回收和跳蚤市場的收入維持營運，自立立人。
　然而，我國人民的資源回收意識有待加強，資源回收中心每個月收到的物品中，幾乎有20%屬于垃圾。
　另外，我國消費者對二手貨品的接受度還不是很高，“可能是宣傳不足，目前店舖的反應還不是很好。”
　愛．關懷之家熱線：03-78739622
冀建庇護中心照顧患者
　對不能就業或者收入微薄的殘疾人士，未來的生活，幾乎沒有保障可言。
　林國強說，殘疾人士沒有保險，只有部分正在就業的殘疾人士有公積金，許多殘疾人士，長期需要依靠家人生活。
　很多殘疾人士的家長，最擔心的是，自己不在了以后，孩子怎么辦？“我母親也是這樣，總是擔心我的下半生怎么過。”
　所以一直以來，他有個心願，就是創辦一家庇護所，給腦麻痺患者、智障人士建立一個溫馨家園，讓他們有尊嚴度過晚年。
　目前有一群殘疾人士的母親，自掏腰抱創辦了“馨媽皂屋”，製造天然手工香皂。
　她們的理念是透過這門手藝，為殘疾人士創造機會，並希望捐出50%凈賺盈利給愛．關懷之家，日后建立一所庇護中心，給腦麻痺患者一個避風港。

公佈財產？

21 Apr 2013

推動財產透明化 神州貪官驚弓鳥(第1篇)

文：劉拓
《十分專題》部落格：http：//series888.blogspot.com

　在全球，公職人員公佈財產的做法，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1766年發源于瑞典，被公認為政府遏制貪腐、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有效措施。 　今天，只要上網搜索，美國總統奧巴馬有多少身家財產，一目了然。
　換句話說，公職人員公佈財產，已不是新聞。不過，2012年年尾才上台的中國中央新政，最近打出反腐口號，推動官員公佈財產，還是相當令人詫異。
　畢竟，近幾年來，大多數中國貪官實錄，都是經由小三錄像醜聞，才一一揭發。現在，中央新政鼓勵官員公佈財產，嚇得不少官員變賣豪宅，捲款外逃！

中共中央紀委內部通報“反腐敗鬥爭工作的新動向”指出，從去年11月開始，發現：（一）各地官員緊急拋售房屋；（二）中國非法資金外流突破1兆美元（約3兆令吉）；估計今年將創下1.5兆美元（約4.5兆令吉）新高。
　同時，另有不願具名的消息人士透露，僅在去年的中秋節和國慶日兩個假期中，申請出境的公職人員之中，竟有逾1100人沒有按時返回，其中714人，確定為外逃。
實施“追逃”措施
　中共中央紀委並指出，中國45個大、中城市，出現驚人的拋售豪宅、別墅現象；房源市價動輒千萬元人民幣起跳。這些業主當中，一部分為國家公職人員和國有企業高層。
　而在官員拋樓套現最嚴重的11個城市之中，廣州和上海，分別以4880套和4755套房產領先。此外，更改業主情況，則是數百倍的驟增。
　目前，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范松青已遞交提案，籲說：“廣州要在全國率先試行官員家庭財產公開申報制度！”這位副處級官員願意以身作則，率先公開自己的房產狀況。
　針對官員和國企高管捲款外逃趨勢，中國政府實施“追逃”措施：防逃、追逃、追贓，通過國際合作，堵住貪官外逃之路。
鼓勵官員公佈財產
　另一邊廂，針對官員公佈財產，首先從廣東開始，而非從北京中央做起，深圳作家朱建國的看法是：這是中央的一個緩兵之計！
　有鑑于中國傳統是，一定要領導帶頭，底下才會跟從。現在，北京的中央領導不率先公佈財產，卻讓底下（廣東）來做，這不過是敷衍百姓，讓底下官員申報財產而已，並不可能打擊貪污。
　更何況，中央上級都沒做，省級主管就算很有心，確也很難去監督部門官員認真地公佈財產。
　雖然，中央新政鼓勵官員公佈財產，但在上月底，北京4名公民在西單文化廣場拉起撗幅，要求官員公開財產，馬上被警方強行帶走，其中一名公民袁冬，他的家屬證實他被刑拘。
批駱家輝鬧出笑話
　說起來，中國中央新政推動官員公佈財產之前，發生了一則有趣的前傳：
　兩年前，到北京赴任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遭到署名“wood-bell魏志奇”的網民在微博發難：駱家輝住的是耗資上億美元修建的美國大使官 邸。出行代步的是特製防彈豪華專車。家人連傭人開銷由美國納稅人支付。這樣的奢侈豈能算簡樸？請問駱大使這些為何不發佈？只公佈喝咖啡，坐經濟艙，不是作 秀是什么？
　《北京日報》的官方微博，立即引用這段微博帖文，大事批評駱家輝，還在標題要求“請駱家輝公布財產”。
　這隨即引來包括微博名人李開復（曾任谷歌全球副總裁）在內的眾多網友，反將一軍：駱家輝自擔任美國商務部長起，就已公布個人財產，還附上可供查閱 的網址鏈接（http://www.opensecrets.org/）。同時，這班網友還籲請《北京日報》發社論：“讓中國官員公布財產”。
　多位網友調侃：《北京日報》會這么做，是因為在很多官員心中，當官就是要享受：出門有專人拿行李、三公消費（公幹經費、公務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招待費）、貪錢、包二奶，這才符合中國官員形象。
公佈財產引起反彈
　北京高舉反貪旗幟，各省各地有不少官員，主動表態願意公佈財產。這也引發不少爭議，有人大鬧家庭革命，有人則被同事責罵“破壞行規”。
　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副院長趙耀彤，向地方媒體坦言“早就想公佈財產”，並且強調，“大丈夫做事，不在乎自個兒的仕途得失”。然而，妻子得知丈夫想公佈個人和配偶財產后，大發雷霆，還揚言：公開，就離婚！
　曾被評為“十佳法官”的趙耀彤，最看不慣官員的豪奢行為，不過，因為他的職務，經常被人單打：“你一個法院副院長，肯定會這樣那樣的啦……”因為氣憤不過，才讓他動了公佈財產念頭。
　然而，他妻子所在的機關，薪酬福利優渥。道義和情義交戰之下，他說：“作為家屬，我算是沾了媳婦單位的便宜，卻因為自個公佈財產的主張，把人家單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么人呢？”
　另外，江蘇省宿遷市某縣科技局副局長劉信禮（化名），在微博曬了財產，但很快就刪掉了。
尼克遜首開先例
　公佈財產的律法，1766年先從瑞典展開，隨后被引介到全球各國。
　1978年，美國制定《政府倫理法》，規定自總統以下的民選和任命官員，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公佈自己的收入、資產和受禮等訊息。任何偽造賬務和逾期申報都要處罰。
　政府倫理法是在尼克遜水門事件爆發后，在公眾強烈不滿政府隱瞞醜聞的氛圍中制定的。
　實際上，尼克遜可是第一位公佈財產的候選人。1952年，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時，挑了時任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尼克遜為副總統候選人，引起很多人疑慮：39歲的窮小子，哪來的競選經費？
　紐約一家報紙爆料：有批富人為尼克遜設了個秘密基金，讓他維持遠超其收入的生活方式。尼克遜不願因為流言葬送政治生涯。為了快速闢謠，他直接上電視宣讀一份獨立會計樓的審核報告：沒有發現尼克遜私用基金。
　“會不會我做得太巧妙，瞞過審核者？現在，我要做一件史無前例的事情——向全國觀眾公開我的財政狀況！”
　他打趣說：我確實做過私用捐贈的事。有人在廣播裡，聽我夫人說：孩子想要一條狗，就真的寄來一條毛色黑白相間的小狗。6歲的小女兒為狗取名“切克斯”（Checkers，黑白棋盤遊戲）。不管媒體怎么講，這條狗我要定了！
　尼克遜的大坦白，被美國當代史稱作“切克斯演講”。當晚，很多民眾撥電至共和黨競選總部：我們支持尼克遜當副總統。
俄傚仿美尋求刑事問責
　目前，美國對不及時、如實公示財產的官員，可尋求刑事問責，並可判刑。
　俄羅斯實行公佈財產多年，但無判刑之說。可是，總理普京日前宣佈：俄國也要像美國一樣，對財產、收入、股票等提供不真實訊息的官員，追究刑事責任，法律已在制訂中。
　普京說：“政府的廉潔，是取信于民的基礎。一個為民執政的政府，沒有任何理由不主動公佈個人和家庭財產，否則，沒有資格執政。不願意公開個人及家庭財產的，先到司法部去接受調查。一個失去民心的政府，談何長治久安？”

大馬式公佈財產 屬小兒科掀爭議(第2篇)

文：劉拓
圖：本報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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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說：大馬官員沒有公佈財產。相信內閣成員第一個跳起來反對：胡說，我們有向首相申報財產。 　確實，內閣成員有向首相一人申報財產，但從未對外公佈。
　嚴格說起來，官員第一次對外公佈財產，應該是在2009年，雪州民聯政府在官方網站公佈大臣和10名州行政議員的財產申報。3年后，檳州民聯政府才履行308大選承諾：公佈財產。
　對比國外公佈財產的規格，兩個民聯州屬官員申報的財產，未免小兒科，不過，時評人陳亞才和凌國文均表示：至少，大馬踏出公佈財產的第一步。

也是隆雪華堂執行長的陳亞才透露，第四任首相敦馬哈迪掌政時代，敦馬已要求內閣成員向他申報財產。
　“不過，那只是由敦馬自己收自己看，並無對外公佈。這跟國際上，國家要求特定官員公佈財產的做法，有很大差別。”他說。
　國際上，比如美國，政府行政部門財產申報制度規定：GS15級以上公職人員，包括經由總統提名、國會審議任命的官員，以及其他一些崗位的官員，需 要公開申報家庭財產和收入。根據2012年生效的STOCK法，上述公職人員和官員的申報，一定要直接上網，公民無需提出申請，隨時可上網查閱。
有助監督議員
　“讓人民隨時查閱官員的申報材料，這才是公佈財產的真正意義。大馬內閣成員只向首相一人申報財產，便失去公佈財產的意義。”陳亞才繼說。
　敦馬卸任后，民聯各政黨在2008年大選前，信誓旦旦承諾：公佈財產，讓人民有效地監督議員的廉潔。
　308政治海嘯之后，雪州民聯政府于2009年宣布：3月13日起，在雪州政府官方網站，公佈大臣和10名州行政議員的財產申報。遲至2012年1月12日，檳州民聯政府才公佈首長和10名州行政議員的財產。
制定公正透明機制
　總括來說，兩個民聯州政府公佈財產，主要公佈大臣和州行政議員的“個人”收入（月薪、津貼及各項官職津貼）和支出（貸款），以及銀行存款，並不概括“家庭財產”。
　這不禁讓人好奇：誰應該公佈財產？應該在向誰公佈財產？公佈範圍應概括那些動產和不動產？是否應全面至配偶及子女？
　“接下來，我們便要指望朝野官員，共同制定一套公正透明的公佈財產機制，讓全民有效監督。”凌國文說：“現在，我最想知道，首相又向誰公佈財產？”
無法有效監督議員
　民聯議員對外公佈財產，足以證明廉潔嗎？
　陳亞才說：“民聯州政府，只是公佈議員名下的收入和支出，並不涉及海內外的資產和股票投資，無法讓人民有效監督議員。”
　凌國文進一步指出，“公職人員公佈財產，不能只聚焦一方，必須朝野都做好。目前，朝野都做得不好，但是，比起國陣政府，民聯州政府算是踏上不完美的第一步。最起碼，公佈給人民看，不是首腦自己看。”
　如今，第13屆大選將至，檳州民聯推出競選主題，強調“在能幹、公信及透明施政下，檳州民聯政府2008年開始推行公開招標、公開州政府合約讓公眾審查、強制檳城行政議員公佈財產，遏制貪污及朋黨。”
　凌國文提醒朝野政黨：“請別忘記兩線制的牽制力量。就算人民善忘，但敵對黨也會記得。因此，不管哪個陣營執政，都應步步為營，清廉治國。”
應涵蓋配偶及子女
　陳亞才笑說，大馬現象是：身家簡單的政客，第一時間搶著公佈財產，身家豐厚的，倒不樂意公佈財產。
　實際上，看著民聯兩州公佈的財產清單，大多數民眾認為：大臣和議員公佈收入和支出，只是為了博取民心，藉此爭取更多選票，人民看看就算了，不能盡信。大家心知肚明：官員只公佈個人財產，不公佈家庭財產的話，他或她的財產，都可轉到配偶或子女名下。
　凌國文說，“公佈財產是最基本的反貪手段，應從從政者自身做起。不過，除了個人財產，官員更加應該公佈配偶和子女的財產，以示清廉。那么，我們就可避免重蹈養牛案中，拿督斯里莎麗扎的委屈：不知枕邊人和子女，從事何種行業。”
　當然，也有人民同意：官員的配偶和子女，和政治活動無關，憑什么要他們公佈財產？不應侵犯官員的家屬隱私，引起家庭糾紛。
　“吃得鹹魚抵得渴。就憑官員享受最多的國家資源，掌握比常人更大的權勢，就有責任公佈個人和家庭財產。硬要捍衛家人隱私，大可不必當官。何況，財產合法，為什么怕公佈？”他說。
透明化財產免猜疑
　《2011年反貪污委員會報告》建議，授權反貪會主席，審查所有聯邦政府官員及其家屬，向首相呈報的財產賬目。
　對此，原任首相署部長拿督斯里納茲里強調：內閣成員向首相申報財產已足夠，部長及其家人無須向反貪污委員會申報財產，以免自身及其家人曝露在公眾面前，帶來危險。
　“官員公佈個人和家庭財產，會構成人身安全，這是荒謬的說法。歷年來，大馬也有公佈十大富豪的身家財產，當官的比十大富豪還怕，除非他比十大富豪還要富有。”凌國文認為，假若官員沒有信心保護全家，人民還敢指望官員暢談國家治安？
　然而，陳亞才不認為“公佈財產危害全家”是多余的擔慮，“反對者認為，這侵犯家人隱私，並且擔心家人成為勒索打劫對象。因此，這個問題，值得探討。”
荒謬說法難以服眾
　2012年3月，人民公正黨策略局主任拉菲茲，揭發國家養牛公司失信政府2億5000萬令吉貸款，以及動用政府所批給的貸款購買新加坡公寓等醜聞后，一躍成為爆料天王。同年9月，他便被控牴觸《1989年銀行及金融機構法令》。
　凌國文透露，“我國制定官員公佈財產的機制，讓官員財產透明化，那么，我們便不需要爆料天王告訴我們：承包政府工程，可以比私人公司更自由地挪用資金。”
　陳亞才指出，掌握實權的執政黨，在決策上佔有更大的便利，可以批准工程項目，可是，在野黨也不乏利益交換的機會，比如說，政客會收買爆料者，讓他閉嘴。
　也因此，普羅大眾印象中：大馬沒有窮人政治家，即便是在野黨，只要從政久了，也能夠累積財富。這個根深蒂固的印象，吸引很多人前僕后繼，奢望當官發達。
　他繼說：“霹靂州行動黨倪氏堂兄弟，被指以霹靂州務大臣職交換吉蘭丹一萬多英畝土地的爭議，只要公開財產，便不會‘你猜疑，我否認’。”
不透明人民更怕
　砂拉越首長泰益瑪目的前媳婦爆料：泰益是東南亞最有錢的人。雖然，公眾知道泰益富有，但還是為此瞠目結舌。
　凌國文就此指出，假如官員不公佈財產，納稅的人民更要害怕：什么時候，政壇又要爆出像泰益這樣的隱形巨富？
　“當然，從政者不一定要兩袖清風。原任八打靈北區行動黨國會議員潘儉偉，從政之前，便已是千萬富翁。”他說：“我認識一名受委任的市議員，因為政治理想，毅然從政，收入卻比從政前低。從朋友角度，我覺得他不應在此時從政，但從國民角度，我欽佩他為民服務的精神。”
　“雖然，議員領的是人民交的稅金，可是，人民不能苛求議員自掏腰包來服務人群，這不公平。議員的財富和生涯規劃要平衡，才能義無反顧為民服務。”他說。

候選人力證廉潔 競選基金應透明（完結篇）

文：劉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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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馬獨立50年后，雪州民聯政府總算跨出官員公佈財產的第一步。 　可是，人民已經沒有耐心再等多一個50年，以讓朝野制定公職人員公佈財產的機制。
　時評人凌國文和隆雪華堂執行長陳亞才，不約而同指出，從308大選至505大選，最讓人民深痛惡絕的課題，仍是貪污舞弊。
　因此，在決定國運的來屆大選之前，朝野候選人自發地公佈財產和競選基金，必能讓選民了解他們打擊貪污的決心。

“全球許多國家，公職人員公佈財產，最初的動機是：杜絕來歷不明的財產，以及拒絕利益交換；最終目標則是打擊貪污和濫權。”陳亞才說。
　“公佈財產，最重要還是在大選前，要求候選人公佈財產，尤其是競選基金。”
　總括來說，公佈和選舉有關的財產，主要在三大環節上：（一）公佈個人和政黨政治獻金的來源和收支；（二）公佈候選人財產；（三）選舉過后，除了當選的議員和部長，也要把擔任重要職務的官員，比如法官等，納入公佈財產範疇。
規定競選捐款
　目前，美國嚴格規定競選捐款有，如果民眾想要捐款，必須：（1）給候選人的捐款不得超過2400美元（約7302令吉）；（2）給政黨的捐款不得超過3萬7500令吉（約11萬4090令吉）。
　過去到現在，各國的經驗是：人民捐款給個人或政黨，作為競選基金。當選后，掌握職務和決策官員，便會給予主要捐款人“方便”；對方又會禮尚往來，給予官員“回扣”。
　美國限制人民的捐款上限，從根本上杜絕當選后，掌握國家資源和權勢的官員，利用職務之便和決策權限，進行官商勾結：我幫你，你幫我。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限制有個前提：政府要有一個公共競選基金，讓候選人申請補貼，以便能有基本能力去競選。大馬還未建立公共競選基金機制，只是由朝野政黨補貼參選經費。”
個別國家規定不同
　與此同時，美國規定所有的公共競選基金，必須公佈捐款人名單，捐款收入（誰捐多少錢）和支出（製作宣傳海報，購買電視時段等等）。
　“關于競選基金的收支，個別國家的規定不同，台灣要求超過一萬台幣（約1016令吉）的支出，都要註明細節。低于1萬台幣的項目，比如交通費，便不必註明。”
　陳亞才說：“此外，美國禁止銀行、公會及法定機構捐款。這是因為相關機構和國家機制，有直接利益關係，恐怕捐款影響政策決定。”
　看回大馬：關于公佈競選基金收支的要求，沒有明確規定，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捐款，並且沒有捐款上限。最弔詭的是：候選人不必公佈募款收支明細。
追求透明廉潔參政機制
　“在大馬，明明有個候選人的支持率低落，注定當炮灰；偏偏他還是搶著要上陣。這真令人納悶。真相是，除了追求個人政治理想，競選基金也是這類炮灰參選的最大因素之一。”陳亞才說。
　包括大馬在內，打著參選旗幟，籌募到競選基金后，保留一部分公共捐款當作個人財富的候選人，大有人在。
　甚至，在進步國家，亦有爆發總統選舉的競選基金舞弊事件。舉例來說，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將部分競選基金，保留為個人財富，結果貪污罪名成立；英國前首相布朗亦被揭發收取部分競選基金，作為私用。
　凌國文強調：“今天，除了看候選人能力，我們更要看他的清廉指數。因此，候選人參選前，先公佈財產；當選之后，再公佈財產；便能讓人民有效檢驗其清廉。”
　他和陳亞才均強調：我們不需要追求公平的候選人，只需要追求一個透明廉潔的參政機制，這才是對選民最好的保障。
國外經驗值得借鑒
　陳亞才表示，所謂政治獻金，除了人民捐款，還包括：貸款、物品，以及各種設備便利。
　“美國總統競選中，每位候選人都會獲得同等的電視論政時間。因此，候選人會動用很大部分的競選基金，來購買更多的電視時段。”
　大馬情況是：新聞、通訊與文化部長拿督斯里萊士雅丁宣布，所有政黨在國會解散后，可以通過國營電視台，發表10分鐘的“預錄”競選宣言。
　人民有目共睹的是：首相拿督斯里納吉，用兩小時直播時間，發表國陣轉型宣言。
　“國家正在轉型階段，非常迫切需要探討公佈財產，包括競選基金的機制。我們應該借鑒國外的經驗，比如日韓的做法。像韓國，給了全球很大啟示：首腦下台后，也可追究責任。”
公佈財產讓民評價
　公正黨爆料養牛案后，執政黨接著爆料：公正黨領袖安華擁有20個銀行戶頭，存款超過30億令吉。
　副首相慕尤丁要安華交代財產來源，安華一記回馬槍：大家一起公佈財產。結果，再沒聽到誰再要求誰公佈財產了。
　目前，朝野都沒有公佈財產的“正”氣。只有伊斯蘭黨和社會主義黨（PSM）候選人，敢在大選前公佈財產。凌國文坦言，“候選人敢于公佈財產，便可看出他們對本身清廉的信心。”
　他繼說：“安華曾是巫統官員，甚至官拜副首相，擁有資產不是問題。朝野別再鬥嘴了，請把政見論述清楚，然后再補上大馬民主裡缺失的‘公佈財產’這塊，選民便可從中做出選擇。”
賺錢有道無懼評估
　凌國文和陳亞才認為：“沒錢不代表清廉，有錢不一定貪污。”
　“清廉的官員，可以很能幹，又很會累積財富。”凌國文笑說：“財務規劃不好的官員，人民才更加擔心吧？”
　對于他們來說，官員財產逐年增長很正常。但是，官員必須公佈財產，合法解釋財富倍增的來源；那么，人民才能監督所投選的官員，是否忍受不了誘惑，對不起我？
　陳亞才補充，“在一些國家，創造財富很快，像美國共和黨籍總統參選人羅姆尼便很會累積財富，他並不怕讓人民知道他有錢。”
　從商致富，退休從政的羅姆尼，估計身家是奧巴馬的50倍。甚至，美國前8任總統的財產總和，都不及他一人。
反貪委會有待改進
　全球各國想要利用公佈財產打擊貪污，都必須借助反貪委會一臂之力。
　“香港廉政公署（ICAC），不需有人投報，都可以主動針對來歷不明的財產，進行調查。”陳亞才說：“但在大馬，這似乎不行。大馬反貪委會必須接到實名投訴，才會介入調查。”
　然而，新近發生在原任砂拉越首長泰益馬目和反貪委會之間的風波，嚴重打擊陳亞才和凌國文對反貪委會的信心。
　去年，國際反貪腐組織“全球見證”派人喬裝商人，通過暗中錄影方式，揭露砂州發出伐木執照涉及貪污濫權，並影射泰益馬目及其家族成員牽涉砂州土地的買賣。
　這段錄影短片曝光后，有人舉報反貪委會，要求調查泰益。
　“反貪委會並沒就此展開調查。更加離譜的是，泰益高姿態表示：不會和反貪委會合作。就這點上，反貪委會已可控告泰益妨礙調查。”陳亞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