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獻器官

15 Oct 2013
文：程為　
圖：互聯網、受訪者提供

宗教與教育差異 強制捐器官非時候(上篇)

自願或強制器官捐獻，至今為止，爭議之聲不斷！ 我國衛生部連續兩年公開徵求人民意見，希望民眾對“默認為器官捐獻者”一事提出意見，即立法讓民眾成為器官捐獻者。
去年的調查中，六成民眾持反對意見，今年衛部生重啟這個調查，結果未知。我國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數超過1萬7000人，但36年來，我國捐出器官的人數只有433人，讓政府開始思考是否需要強制民眾捐獻器官？

全球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極大多數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替代器官，許多人甚至在漫長等待中去世，
　這個問題如雪球般越滾越大，各國政府不斷想方設法鼓勵人民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大多數國家堅持自願宣導和教育，但也有一些國家選擇強制人民捐獻器官。
　鄰國新加坡早在1987年就在《器官移植法》中規定，年齡介于21歲至60歲的公民和長期居住在該國者，如果沒有明確說明不願捐獻器官，一旦因意外去世就需要捐出其腎藏。
　反觀我國，目前雖有超過23萬5000人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但發生事故去世后，如果家人反對醫藥人員摘取死者器官，后者就不能取出器官。
不贊同強制捐獻
　我國有意草擬器官及皮膚組織移植法案，讓人民默認摘取器官，但反應看來不佳，如果依循民意，這個法案相信短期內難以得到大眾認同。
　對于器官捐獻，李振和感受最深；17年前，他是器官捐獻受益者，他患上腎病后，幸運得到一名遺愛人間者捐出的腎臟。
　他完成器官移植手術后，除了感激捐腎者，還決定傳承這份愛心，全身投入宣導器官捐獻工作。
　雖然他是器官移植受益者，但有關我國擬強制人民捐獻器官一事，他不表贊同，他說：“時機未到。”
　在他看來，新一代大馬人對于死后捐出器官，抱持開放態度，因此倒不是一個大問題。
　反而，上了年紀的一代，以及友族同胞，由于思想和信仰上的觀點不同，以及教育水平等原因，不少人反對離世后，捐出體內器官。
等待器官移植者多
　“如果想要推行默認（Opt-out）器官捐獻法律，也許需要再多10至20年的時間。”他指出，當更多新一代年輕人認同這種觀念，才可能推行默認器官捐獻制度。
　我國自1976年推介器官捐獻后，由于社會上的宗教和思想差異，認同者少之又少；但，經過政府和民間團體默默耕耘，現今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爾今，由于等待器官移植者日漸增多，問題顯得更迫切，但是，普羅大眾還沒有準備好，如果政府急于強制人民捐獻器官，將會引起社會極大反彈。
　李振和表示，政府、各宗教單位和宣導器官捐獻團體已做出極大努力，而且在國內一些地區，例如柔佛州和霹靂州鄉區得到不錯的回響。
　即是說，與其此時推出強制人民捐獻器官法律，不如做好更多思想準備工作，讓廣大民眾理解器官捐獻的重要，鼓勵他們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並讓他們的家中長輩或親人，認同這個造福社會的觀念。
車禍去世者重要器官來源
　交通意外去世者的身體器官，成為等待器官移植者重要來源之一，因此不少國家推行器官捐獻時，重點放在因意外去世者的器官摘取。
　一些國家規定申請駕駛執照的人，必須申明如果發生意外不幸去世，是否願意捐獻器官。
　美國即是一例；該國要求駕駛人士得到駕照前，說明是否同意捐獻器官，從眼角膜、肝臟、心臟、腎臟等，都需一一列明。
　英國方面，原本只是要求駕照申請者表明捐獻意願，可以選擇不願捐獻，或者不表態也可以領取駕照。
　但是，從今年7月31日開始，英國修改法律強制駕照申請者必須清楚表明要不要捐獻器官，否則即使駕駛考試過關，也無法得到駕照。
　在器官捐獻方面，美英兩國共同點是：人民有權力選擇捐獻器官與否，但其分別在于后者必須二選一，沒有不願回答這回事。
　而且，英國模仿美國的做法，答應登記為器官捐獻者，必須指出捐贈哪些器官，以便負責摘取器官的醫務人員，迅速把器官移交到手術房，由醫生移植到病人體內。
法國：擁駕照者強制捐獻
　相較美英兩國，法國就不愁沒有器官捐獻者，其器官捐獻人數在西方國家 名列前茅，因為該國法律規定擁有駕照者，都必須是器官捐獻者！
　法國人即使在駕照上沒有註明捐獻器官意願，如果遇上意外身亡，醫院依然可依法摘取適合器官，因為不表達立場等于默認，除非有關人士另外通知政府，他不願捐獻器官。
　這與英美兩國有何不同？當然有差異，英美兩國要求申請駕照人士先行確認意願，法國政府連詢問都省下了！
教育青少年和醫務人員
　捉緊灌輸器官捐獻觀念機會，從青少年和醫務人員下手！
　李振和表示，參與國民服役的青少年，將是推動器官捐獻的生力軍，應該在書本內增加這方面內容。
　讓青少年理解捐獻器官，能夠協助等待器官移植者，等于賦予對方新生命，這也是一種教育。
　此外，李振和在長期宣導過程中，發現醫務人員並不一定理解器官捐獻，同時也對這方面的工作有些猶豫，並未把它當成重要醫療工作。
　衛生部應加強這方面培訓工作，引導醫生和護士自願推動器官捐獻，遇上願意捐獻者意外死亡時，主動積極和迅速處理，以免白費了捐獻者和家屬的愛心。
西班牙：器官捐獻率全球最高
　目前，哪一個國家是器官捐獻率最高？答案是：西班牙！
　1979年，西班牙推行“器官捐獻法”，其“假定同意”制度（Presumed Consent）成為許多國家的模仿方式。
　說白了，“假定同意”即是一種默認，任何西班牙人都是器官捐獻者，除非生前曾表達不願捐獻意願。
　此外，西班牙醫療體系發展出一套器官捐獻協調員系統，在全國各地建立良好協調工作，將器官捐獻法律、情感和道理傳達給捐獻者和其家屬。
　在法律上，西班人生前沒說不，死后就是器官捐獻者，但是這方面的協調員並不是強硬使用法律，而是向家屬動之法、理、情，說服對方讓去世家人捐獻器官，如果捐獻者家屬堅持不捐獻器官，協調員也不會勉強。
　上個世紀90年代，約有30％捐獻者家屬持反對意見，至今卻已降至15％，也讓西班牙成為其他推動器官捐獻國家的榜樣。
活體捐獻女生較無私
　等待器官移植者除了期盼得到逝世者身體器官，另一個方式就是透過活體捐獻。
　由于擔心活體捐獻變成商業買賣，絕大部分國家禁止器官交易，活體捐獻只限于直系家屬。
　李振和指出，雖然活體捐獻限于家屬之間，但還要胥視器官合適與否，也要看親人意願。
　他表示，一般上，如果是一家之主患病，妻子往往會樂意捐出器官，相反，如果患病一方為妻子，女方因為丈夫是家庭支柱，多不願丈夫冒險，捐出自己體內器官。
　在他看來，女生較有愛心，許多時候願意無私付出，男生或會有所顧慮。

杜絕黑市交易 合法器官交易可行嗎?(下篇)

強制民眾成為器官捐獻者引起爭議，買賣器官更是全球禁忌，至今，合乎道德和公眾認同的器官移植方式，只有自願捐獻器官！ 一些國家有意立法允許買賣器官，協助病患早些進行移植手術，醫學界也發出呼聲，不能眼睜睜看著病患無助死去，因為此舉等同宣判病人死刑。
有人認為：與其任由黑市器官交易衍生問題，不如規範管理，讓器官買賣合法，以解決全球器官荒。但這種做法必然引起更多爭論！

一些國家使用假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或默認（Opt-Out）同意方式，限定人民參與器官捐獻，以此解決器官需求問題，雖然擁有一定的效果，但等待移植名單依然很長。
　如果用一句粵語概括假定同意或默認同意，即是它們是“偷雞”（瞞天過海）行為，因為是強行讓民眾自動變成器官捐獻者。
　如果這種手法出現問題，將有大量民眾向有關單位要求退出，器官捐獻者數量即會直線下滑。
減低危害一舉三得
　新加坡曾面對這種情況，因為一宗醫務人員急于摘取腦死者器官事件，引來家屬控訴，進而成為社會輿論，激起不少人簽署拒絕器官捐獻聲明書。
　換句話說，這種做法並非出自民眾自願，而且具有強迫意味，只留了一條后路，即：“你可以有選擇，但是我先幫你選擇了。”
　對于民眾來說，假定同意或默認同意手法，並非自願，從道德角度來看，有著欺騙嫌疑。
　至于器官買賣方式，自從醫學界出現器官移植手術，就已存在黑市器官交易，除了把人體器官當成商業買賣引起非議，也有喪盡天良的騙子，操控黑市器官市場，騙取需要器官移植者的錢財，甚至付了錢卻得不到合適器官而丟命。
　等待器官移植病患不願意長時間枯等器官，唯有從黑市器官交易找“賣家”，而且不少是活體交易。
　支持合法器官買賣一方認為，與其讓黑市器官市場活躍，不如由醫療專業人士負責鑑定適合的活體器官，除了減少病患風險，也一舉減少等待時間，甚至減低黑市交易的危害，可謂一舉三得。
移植外科醫生大力推介
　美國器官移植外科醫生亞瑟馬塔思（Arthur Matas）最為鼓吹合法器官買賣，他甚至在美國各地醫學會議，向醫學界人士大力推介這個想法。
　由于全球各地有不少腎臟病人，對于腎臟需求龐大，各國尤為關注這個器官來源；因此，馬塔思向大眾、各國政府、醫學專家疾呼：“禁止腎臟交易，等于宣判某些病患死刑！”
　他是美國器官移植醫師協會前任主席、明尼蘇達大學腎臟移植項目主任和著名外科教授，在他看來，腎臟病患接受器官移植后，生存幾率遠超過長期洗腎者（血液透析法），同時提升生活素質。
　馬塔思教授指出，器官合法交易后，將會解決許多尋找器官的煩惱，病患因而得到重生，同時也能夠規範器官買賣。
器官交易面對道德考驗
　不只美國醫學專家呼吁以器官交易解決器官短缺問題，英國也有不少移植外科醫生支持這個方式。
　他們建議由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部門成為器官交易窗口，所有交易經由醫療專業人員處理，制定價格和購買相關手術儀器，提高器官移植手術素質，讓病患重拾歡顏。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約翰哈里斯強調，在病患得到替代器官時，捐獻者或提供器官者，理應從中得到一些利益。
　雖然，已有醫學界人士提出器官合法交易建議，但器官捐獻和移植，不只牽涉醫學或科技，也關係到法律、社會、經濟、倫理和人性等各層面問題。
　器官交易始終需要面對道德考驗，面對器官捐獻的人性光輝挑戰，支持器官交易一方如何平衡兩方得失，將是一個重大考驗。
新加坡伊朗合法器官交易
　1965年，伊朗採用俗稱洗腎的血液透析法，為病患洗腎，但55歲以上病患不在此例，因為資源不足。
　洗腎對個人和國家都是沉重的經濟負擔，伊朗于1967年進行第一宗腎臟移植手術后，就放眼腎臟合法交易可能。
　1988年，伊朗終于建立有償器官移植制度，由政府負責一切腎臟交易，11年后，伊朗成為唯一一個沒有等待腎臟移植名單的國家。
　全世界都在為越來越長的等待器官移植名單憂慮，伊朗通過器官合法交易，解決這些問題。
　“伊朗模式”成為解決器官移植問題的代名詞，但這種做法無法得到全球各地認同，因為器官不是商品，過不了許多國家的道德和人性關卡。
　另一個合法交易腎臟的國家是新加坡；2008年，該國調查顯示，約80巴仙人民贊同器官合法交易，2009年即修訂《人体器官移植法令》，允許合法器官交易。
　在該法令下，器官交易事宜只由非營利組織腎臟基金會（NKF）處理，捐受器官雙方不能知道對方身份，但捐獻器官者可以獲得一定補償。
　從伊朗到新加坡的合法器官交易交接，經歷21年的時間，目前也僅有兩個國家立法允許器官交易，而且只能使用在腎臟方面，顯見全球各國對器官交易依然謹慎觀望。
　下一個允許器官交易的國家會在何時出現呢？也許是21年后或更久的時間吧！
合法化引致人性消失？
　毋庸置疑，器官捐獻者的高尚情操，使人相信人間有愛，無償付出是人與人之間最有力的支持力量。
　哈佛大學教授法蘭西斯戴摩尼科認為，合法器官交易將使不求回報的利他行為，以及捐贈行為消失殆盡。
　在他看來，人體器官買賣破壞社會基本價值，人性消失在器官交易之中，因為利益讓人失去了人性和道德。
　他表示，金錢非萬能，但當利益所趨，一般人，尤其是經濟拮据的窮苦人家，將會被迫出賣器官，這將會剝削窮人生存權利。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人性、性命、道德都是人類生存于世的大課題，想要在器官交易找到折衷之處，相信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反覆辯論。
賣腎像賣菜人易疲累
　在伊朗可以合法賣腎，急于用錢的伊朗人，就在該國最大的腎臟買賣中心德黑蘭張貼海報，列明血型、價格和聯絡方法，該處儼然就是一個另類“菜市場”。
　有人為了籌措女兒嫁妝而賣腎，有人替孩子醫腎而賣腎，只要買賣雙方談妥后，到政府指定的單位處理事宜，就能完成交易。
　許多伊朗人賣了腎后，雖然表面健康沒有大礙，但勞動人士體力會有所不支，精神容易疲累，間接影響工作。
　伊朗勞動人口集中在電子工業和石油開採業，需要一定的體力，動輒賣腎的風氣，造成個人健康不佳，也可能影響國家經濟。